在中國歷史上，黃河被稱之為“母親河”，作為孕育華夏文明的重要河流，在它流經的區域誕生了甘青文明、中原文明、海岱文明，作為代表性的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更是人盡皆知。

但得益於母親河黃河提供的的水源條件、土壤條件發展起來的中華文明，卻在漫長的歷史週期之中伴隨著人口增長、環境破壞與母親河黃河產生了矛盾。黃河，越來越桀驁不馴。

於是，治河也成為了歷朝歷代安民富民的重要舉措。

而在治理黃河的諸多策略之中，既有徐有貞的疏浚結合，潘季馴的吸取前人成果，發明“束水衝沙法”這樣的實用性的工程技藝，又自然不會缺少古人在敬天基礎上運用祭祀、五行相剋等方式的“祈求”“鎮壓”行為。

唐朝開元十三年，鑄造的黃河鐵牛便是一例。這樣碩大的4尊黃河鐵牛，被安置於現在的永濟縣境內，對於它的作用有兩種說法，一說，乃是為了穩固維繫秦晉兩地交通的蒲津浮橋；另一說，便是對於五行說的運用。對於黃河之水，在《易經》之中有“牛相坤，坤為土，土勝水”如此，以鐵牛放之於黃河兩側，則可以震懾黃河氾濫的水患。

但究其作用是否有效，則不得而知。而在元朝末年時，蒲津浮橋被毀，後又有黃河氾濫，四尊鐵牛也被淹沒不見，因為作用的消失，也逐漸沉寂於歷史長河之中。

隨著新中國成立，國家對於治理黃河的重視，一系列的水電站陸續修建，黃河水患逐漸得到治理。但水電站的興建，也勢必會導致黃河水位加深，原本還能在黃河水位枯竭之時，人們下河隱約可見的鐵牛也就處境尷尬。

出於對於歷史文物的保護，對歷史事實的考究，挖掘四尊黃河鐵牛自然也提上議事議程。1988年，在永濟縣縣委、政府的大力支援之下，發掘工作展開，在經過一年多的勘察、定位 之後，四尊黃河鐵牛再現尊榮。

但接下來對於四尊黃河鐵牛的處置方式，則迅速引起了人們的非議。原來，在挖掘出了四尊鐵牛之後，作為文物主管部門的永濟縣文物局，卻選擇了一種令人匪夷所思的處置方式，將四尊有著1200多年曆史的文物露天安放。

如此有歷史價值的文物，卻露天安放？安保問題如何解決？文物又要如何保護？這些質疑聲不絕入耳。此時，專家們終於站了出來解釋了原因：對於70噸重，材質為鐵製的鐵牛，不是不想管，而是不敢動。

本來鐵質文物，因為材質問題便存在保護困難的癥結，更遑論是重達70噸的鐵牛，一旦稍有不慎，勢必會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傷。

但是既然出土了，自然也要盡職盡責，不能聽之任之。最終經過慎重考慮，專家們決定對鐵牛依舊實行露天放置的方式，不過還要輔以“就地提升”手段。將四尊鐵牛進行原地抬升，如此一來，既能避免移動損傷鐵牛，還能更好地利用提升對文物進行保護、保養。

如今的四尊鐵牛，巋然不動地矗立在黃河故灘，它們並不能言語，但卻依舊為我們彰顯著古人對於治理黃河、體現人主觀能動性上的能力。我們不一定要人定勝天，但一定要有豪氣雲乾的不屈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