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木舟遺蹟 蔣樂平提供
【導讀】
159期文匯講堂“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系列跨年講之第二講159-2“8000年前：中華文明起源”報名目前已進入尾聲。上週六下午5點啟動後，當天6小時內即有300餘位聽友實名制報名。本期起，已開啟了線上的“取消報名”功能，請臨時有衝突的聽友務必及時通知文匯講堂。為大家更深入瞭解關聯知識和資訊，9日晚，將在微信互動群內舉辦微講座“再‘見’5800年前凌家灘”，由首期聽友、凌家塘遺址管理處丁燕女士做分享並互動。已報名未入群者也有聯絡文匯講堂公眾微訊號wenhuijt123，申請入群聆聽。
今起刊發159-2預熱稿兩篇，分別聚焦主講嘉賓張居中、蔣樂平對賈湖遺址和跨湖橋、上山的發現和發掘。
《萬年行旅——一個考古人的獨白》，蔣樂平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20年7月
2000年12月17日，在蕭山博物館王屹峰先生的引領下，我帶著技工小夏前往傳說中的跨湖橋遺址。
一眼望去，只見一個巨大取土坑。
後來測量，土坑面積超過15萬平方米，深度超過20米。平坦的坑底，已經成為生產區域。中間有兩排磚房車間，兩側是曬坯場。周圍一圈，鋪設有鐵軌；鐵軌外側，有多臺挖土機爬在斷崖上正不停挖著土；長臂抓鬥將挖出的泥土放進“小火車”，然後運送到北邊的兩臺捲揚機。
幾天後，小夏通報試掘深度已超過半米，出土了不少陶片，還有兩件石器，讓我過去看一下。
2000年12月24日，我蹲在探坑邊，一手拿著一片繩紋陶釜殘片，一手掂量著一件光滑的石錛，心裡暗暗驚喜：終於見著你了，跨湖橋遺址！
10
年後，決定第二次發掘跨湖橋遺址
2001年5月23日，跨湖橋遺址第二次發掘正式開始。按照原先的設計，我們在探溝的東部佈下了10×10米五個探方。發掘以一種令人愉快的方式順利推進，上部那層質地細膩、色澤清灰的厚厚淤泥，用不著鋤頭，只要鐵鍁，就可以像豆腐一樣一塊一塊往下切。民工排起長隊用手傳遞將泥土送出去，不用土箕挑土。這種新奇的體驗，帶來了別樣的發掘樂趣。
但焦慮的情緒隨之到來。二十多天過去，探方最深處已經超過了4米，我終於明白，此處已經到了遺址的邊緣位置……
跨湖橋遺址所剩無幾！這是不得不接受的冷酷事實。1990年的考古發掘位置，在取土坑中部偏西南，現在已經“懸空”，完全不存在了！
當初遺址為什麼沒有進行有效保護？事實上，跨湖橋遺址是當時蕭山唯一經過正式發掘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1990年跨湖橋發掘區 來自《跨湖橋》一書
木椎端部發現最早的“二”“八”數卦符號
經過幾番探尋，在被挖土機抓得坑坑窪窪的取土坑邊緣，我們依然找到了發掘位置，儘管空間有些凌亂、逼仄。在意料不及的錯愕而短暫耽擱後，我們不久又進入了緊張的工作狀態。
遺址區原來是一個湖邊灘塗，叫冷飯灘。半個世紀之前，這裡還是一片兔起鶻落、鷗鷺聯拳的寧靜之地。但在2001年的夏天，有兩撥人馬在喧囂中反向而行。一撥制磚作瓦，那是構築現代的材料，另一撥考古發掘，在尋找拼復遠古的構件。只有到夜晚來臨，考古人員和發掘文物全部被“搬”進一棟裸露著紅色磚塊的臨時宿舍，兩者才走向暫時的“統一”。
撤出工地的那一天是7月31日。
兩個多月的發掘收穫確實驚人。一件件新鮮如初的木、骨器，尤其讓我大開眼界。
一天，遺址出露一根15釐米長的木錐，撿起來到邊上的水窪裡洗乾淨一看，我大吃一驚。這件木錐的扁舌狀端部，分明刻著一個筆畫清晰、結體規範的“字”，如果最後一捺往上勾起，不就是一個標準的“元”字？
後來，研究者認為這是“二”和“八”兩個數字的組合，是最早的數卦符號。如果這一卦象果真與後來的周易八卦屬於同一個體系，那又要在史前時代勾畫出怎樣的一幅南北文化聯絡圖？
斷枝上發現世界上最早的漆器——漆弓
漆弓的各個角度拍攝
又一天，一個探方里發現幾根殘斷的木條。技工拿過來看，我大致判斷為一截自然樹枝，因為外層有橫向褶起的皺皮，很像是我熟悉的李樹皮，暗紅色透著一點光亮。採集回去後，我將它浸泡在橢圓形的紅色塑膠盆裡，除了定時換水，也就慢慢遺忘了。直到2004年中日合作進行木器研究，一位日本專家認為這可能是一張殘弓。
這時，因為長時間的浸泡，外皮開始區域性脫落，我建議將一片半脫落“樹皮”摘下來和切片一起進行檢測。原來這是一層漆皮，而這件器物則是桑樹製作的漆弓。這可是迄今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漆器啊！
這讓我回憶起大學實習期間去長沙參觀馬王堆漢墓的情景。除了那具著名的女屍，當時我對棺槨裡漆器、漆畫的完美儲存，特別驚訝。如今見識了跨湖橋遺址，方才明白，造化確實可以做到這一點。
碳-14探測資料：均落在7000-8000年間
跨湖橋遺址終於出名了！杭州的報紙、電視臺對這次發掘的考古報道，可以用狂轟濫炸形容。年代超過河姆渡，浙江歷史之最，而測年的爭議，反而成為一個焦點，吸引了前手機時代的報紙閱讀者。
從親眼見到、親手摸到的陶片，我大膽表達了對遺址測年的肯定。跨湖橋豐富的陶片裡不見三足鼎，年代絕不會晚於6500年，這是剛從樓家橋遺址獲得的信心。
經過仔細的拼對，約有100多件陶器得到復原，這大大超越了1990年的發掘成果。釜、罐、豆、缽、盤、甑等器物群的完整呈現，以及交叉繩紋、方格拍印紋、鏤孔裝飾、彩陶、黑光陶的獨有風格，徹底拉開了跨湖橋遺址與河姆渡遺址的距離
太陽紋彩陶，顯示跨湖橋人的太陽崇拜意識已經出現 蔣樂平提供
彩陶在陶器中佔有相當比例，這是浙江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從未見過的現象。彩紋總是裝飾在器物的最醒目部位，這一審美風格，完全符合現代美學的裝飾原則。太陽紋是彩陶中的常見圖案，有些帶有放射光芒，有些是大紅圓圈。顯然，太陽崇拜意識已經出現。令人驚訝的是，在一件扁腹罐的器耳上，還出現一個“田”字彩紋符號，難道除了那件“二”、“八”數卦，還有神秘密碼可以開啟遠古之門？
黑光陶也很獨特，漆黑光亮異常，乍一見恍惚就是良渚黑陶。後來又發現了一件木質輪軸。這改變了6000年前才出現陶輪的舊有認識。
這些發現與認識，讓我堅信跨湖橋遺址獨立的文化屬性。
11月6日，北大寄出6個樣品的碳-14測年資料飄然而至。如我所願，經樹輪校正，這批資料均落在距今8000年至7000年的時間範圍。
接下來唯一的任務，就是給跨湖橋遺址進行正名，讓學術界承認在史前時代的中國東南部，存在著一支距今8000年的考古學文化。
首次文化命名並未成功，但入選當年十大考古新發現
2020年，全方位升級後的跨湖橋遺址博物館
2002年3月27日，北京大學、故宮博物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民族大學、中國文物報、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蘇省南京市文化局等單位的專家學者，會聚蕭山，召開“跨湖橋遺址學術研討會”。
跨湖橋遺址的罈罈罐罐，就如一席豐盛的酒宴，經過悉心的醞釀和準備，就要堂堂正正地端上桌面。
會議目的十分明確，透過2001年的發掘，跨湖橋遺址作為一種獨立文化型別，已經在共存關係、遺存特徵和年代三個方面得到確認，需要透過專家之口確定下來，從而取代河姆渡，成為浙江新石器文化的新源頭。
但會議的架勢，不得不讓人感受到學術的嚴肅性。對跨湖橋遺址一體性的懷疑，顯然缺乏客觀的證據。發掘兩次，均確認了地層的原生性質。研討會的主題逐漸從具體問題擴充套件為考古學的一般問題。應該如何看待新發現？如何擺脫經驗主義羈縻？吳汝祚先生回憶河姆渡遺址、裴李崗遺址的發現經過，當初也是疑慮、問題一大堆，但最後都得到一一解決與澄清，而且都成為學科進步的突破口。嚴文明先生也認為要建立新思路，不要套老框子。吳先生和嚴先生都傾向於接受跨湖橋遺址的年代測定資料。
最後，與會專家勉強達成了“多數學者贊同跨湖橋遺存的上限較早，或者認為跨湖橋遺存整體早於河姆渡文化；或者晚段和河姆渡文化有一段並行發展的時期”這樣的看起來帶有妥協性質的結論。
儘管過程有波折，但從結果看，“跨湖橋遺址學術研討會”可謂成效顯著。半個月後， 200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名單公佈，跨湖橋遺址榮幸當選。
因找到下孫遺址等，2004年底跨湖橋文化被命名
博物館內的跨湖橋遺址原址保護展示廳
從一開始，我們就明白，要命名跨湖橋文化，至少還需要發現一個同類型的遺址，這是一個硬條件。在實際的運用中，典型陶器群在一定時間、一定區域的遺址中“反覆”出現，是判別一種考古學文化的簡單標誌，而“反覆”的標準，則往往被認定為“不少於二個遺址”。
於是，尋找這“第二個”遺址，成為2002年的特殊使命——實際上，2001年發掘一結束，我們已經開始在蕭山南部的孔湖等地進行遺址調查了。
果然，2002年在杭州樂園南側、原湘湖磚瓦廠的取土坑西側斷崖，我們找到了文化層。因地點靠近湘湖村的下孫自然村，我將這個遺址定名為下孫遺址。
2003年7月，我們對下孫遺址進行了試掘。同年11月開始，又進行了正式發掘。下孫遺址陶、石器所體現的文化特徵，與跨湖橋遺址完全一致。
這就夠了。跨湖橋文化命名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
2004年是我考古生涯中最難熬的一年。跨湖橋報告的每一個文字，幾乎都是自己在電腦裡“煉”出來的。皇天不負有心人，這本被業內譽為出版速度最快的《跨湖橋》考古報告，終於出版。油墨未乾，就送到了會場。
12月16日， “《跨湖橋》報告首發式暨跨湖橋文化學術研討會”在蕭山召開，在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先生主持下，跨湖橋文化正式命名。
自河姆渡遺址發現以來，浙江新石器考古又迎來了重大突破。
發現中華第一獨木舟，或是南島語族人祖先
跨湖橋遺址博物館內醒目地標明瞭蕭山的歷史8000年，然而跨湖橋人到哪裡去了，也成了追問熱點
在我腦海裡，跨湖橋遺址呈現的始終是一個長長的大剖面。這個剖面的上部，是一層厚厚的青淤泥，厚度達4-6米；中間，是一層黑褐色的混合土，即文化層，文化層由西向東由厚變薄，漸至消失，西邊依靠黃土基岩，東邊則“漂浮”在一層更加純淨的青淤泥上，一支獨木舟斜出一角……
這支著名的獨木舟，發現於2002年9月開始的第三次發掘期間。令人驚喜的是，就在一個半拉子的探方里，被稱為中華第一舟的跨湖橋獨木舟，被我們發現了！
這支用馬尾松刳鑿而成的獨木舟一端已被磚瓦廠取土挖掉，殘長560釐米，最寬處約52釐米，厚約2。5釐米，中部大部分側舷殘去，成淺凹狀的木板。從艙內底、壁基本垂直。舟體表面比較光滑，是一條破舊的獨木舟。
採用本體樣品進行碳-14年代測定，獨木舟的年代為距今約8000年，這與所在地層的年代基本吻合。
遺存現象表明，這支獨木舟當初被固定在木架之上。周邊還發現許多剖開的木料、一些石錛和錛炳。這些石錛就是刳鑿獨木舟的工具，說明這支獨木舟處在加工或維修的狀態。舟體發現多處火燒痕跡，也證明獨木舟的製作採用火燒與刳鑿相結合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獨木舟的邊上還發現了幾個上部扭曲的木樁，很像是用來綁系獨木舟的。我們由此可以展開想象，跨湖橋人乘坐獨木舟駛入河湖，抵達或遠或近的地方，去進行捕魚、採集。遺址中發現的魚骨、菱角，很可能是透過獨木舟採捕而來。竹木製作的浮標、陶器上刻劃的網格紋以及纖維線段的發現，證明當時已經有漁網。打魚、採食歸來後，就將獨木舟系在岸邊的木樁上。
由此說來，跨湖橋人很可能已經掌握了駕駛獨木舟在海邊、甚至向海洋的深處揚帆遠航的能力。
跨湖橋人在湘湖谷地生活了近1000年，直至遺址被海潮整體吞沒。那麼，跨湖橋人到哪裡去了？
從內涵的比較看，跨湖橋文化與地處湖南的石門皂市下層文化有文化因素上的相似，但沒有證據表明跨湖橋人從湘湖遷到了湖湘。
河姆渡文化的確晚於跨湖橋文化，其出土的骨木器，與跨湖橋文化多有相似，但最能體現一個人群生活習慣和審美趣味、可塑性最強的陶器，卻差距很大。河姆渡文化精美的豬、鳥等動物雕刻，也並非源於跨湖橋文化。更何況，在杭州灣遭遇海侵的大背景下，姚江流域也不是適合生存的遷徙方向。——從這一點看，河姆渡與跨湖橋的年代並不銜接，河姆渡文化是杭州灣地區環境重新穩定後，才發展起來的。
跨湖橋博物館內的成功下海試航的復原獨木舟。博物館照片均來自跨湖橋遺址博物館
跨湖橋人的遷徙之謎，或許真的要從獨木舟的行蹤中尋求答案。或許，在生存環境惡化的前夕，他們乘著獨木舟漂洋過海了？南太平洋群島中，生活這一群以獨木舟為最重要交通工具的土著人，稱為南島語族。南島語族保留這中國東南地區許多史前文化習俗，學術界公認他們就是大陸遷徙過去的。能夠製造獨木舟的跨湖橋人，莫非就是他們的祖先？
這實際上也是最發人省醒的歷史之謎。果真如是，那將是跨湖橋文化對人類歷史最偉大的貢獻了吧！
因跨湖橋而得到上山的測年為一萬年
上山遺址
向我展示2001年時間之魅的，首先是跨湖橋，但最後扯開時間鐵幕的，卻是上山遺址。
考古測年最常用的是碳-14測年法。碳-14作為一種放射性元素，均衡地存在於自然界各類生命體中，一旦生命體死亡，碳-14就會因衰變而降低，每經過5730年，碳-14原子就降為原有水平的一半值。透過動植物亡體中存留的碳-14放射性水平與它的原始放射性水平的比較，就可以算出其死亡的年齡。但在實際的操作中，考古樣品的純度、野外提取及實驗室操作過程中受到的汙染，都會影響樣品測年的準確性。
難道跨湖橋遺址樣品也存在汙染問題？我設法與北大碳-14實驗室的吳小紅老師討教。在一次通話中，吳老師聽說上山遺址有夾炭陶片，就向我介紹可用少量炭素進行測年的加速器技術。
這讓我十分驚喜。從這個意義上，跨湖橋的年代問題拖延多年，冥冥之中竟是為了一舉突破時間，專為等候上山遺址的到來。
透過陶器與千年萬年古人對話，是蔣樂平心怡和澎湃之事 蔣樂平提供
2002年的6月上旬，我請人將上山遺址的四個夾炭陶樣品帶到北大。
2003年元旦剛過，我還正沉浸在跨湖橋遺址獨木舟發現的興奮和忙碌之中，吳小紅打來電話，透露資料為8000多年。1月27日，測定資料寄來了，最早的達9600年，另一個為8700年。我驚訝不已。幾天後，一封來自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信函飄然而至，開啟來，四個測年資料整整齊齊排列在一張白色的表格紙上，資料的早晚順序與地層關係完全一致，樹輪校正後約距今11400-8600年！這可比河姆渡遺址的年代早了4000-3000年，比跨湖橋遺址早了3000-2000年！
2003年11月7日，《中國文物報》頭版刊登《浙江浦江縣發現距今萬年左右的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址》一文。
上山遺址與跨湖橋遺址一起，為中國東南地區的新石器考古打開了一片新的天空。
李念 編摘自《萬年行旅——一個考古人的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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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蔣樂平
編輯：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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