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朝是一個以文治為特色的封建帝國，宋朝主張“偃武修文”。宋太祖趙匡胤透過“杯酒釋兵權”的方式解除了禁衛軍高階將領等人的兵權，以文吏取代武將成為治國的主力。而以范仲淹為典範的宋朝士大夫群體奉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座右銘，以天下為己任。

在這樣的形勢下，官僚政治體系中皇權、相權、臺諫之權在中央形成了治國權力的三角之勢，互相限制、倚仗，呈現出並非事事都直接由皇帝說了算的“共治”政局。縱觀兩宋歷史，北宋第四任皇帝仁宗一朝的治世美譽，就是這種皇權受限、相權較盛、言路暢通的理想權力互動青史留名的集中體現。

但是本文不欲講這些老生常談的東西，倒想講講宋朝的一件趣事：宋朝皇帝很悲催，悲催到連野外打個獵都遭受群臣反對，不得已而廢除“田獵”活動。為何會如此呢？本文就以仁宗時

“其後以諫者多，罷獵近甸，自是，終靖康不復講”

的帝王田獵之禮被廢止為一個節點，來分析一下為何會如此。

（電視劇《清平樂》宋仁宗劇照）

一、什麼是帝王田獵之禮？

所謂“田獵”就是指捕捉野生鳥獸的畋獵、狩獵、打獵活動，最初是農耕畜牧生產方式出現之前，原始社會的先民們維持生計的手段，後來演變為“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的王公貴族享樂活動之一。

《詩經·齊風》中有

“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

的記載，後世皇帝中酷愛田獵者不一而足，如漢武帝、唐高祖及太宗父子等，其中更有不少勞民傷財、遊獵無度的君王。

同時，從先秦時期起，田獵就是一直是歷朝軍禮的一部分，《周禮·夏官司馬》中詳細規定了相關禮儀，強調田獵禮射在軍事戰爭演練中的重要性。周代已經確立了春蒐、夏獵、秋獮、冬狩的四時田獵制度，並設定數十名官員分掌四時田獵禮儀事項。

除了個人喜好之外，歷代皇帝都沿襲了行蒐狩之禮、舉行田獵活動的傳統，以達到為田除害勸農事、獵取供品祭祀宗廟、訓兵閱軍講武事、彰顯君威實力、君臣上下同樂等多重政治、經濟、軍事目的。

（宋太祖狩獵影視劇照）

二、宋朝皇帝漸漸減少“田獵”，至宋仁宗時廢除此活動

據《宋史》記載：“太祖建隆二年，始校獵於近郊。”行武出身的開國皇帝宋太祖行獵次數比較頻繁，“其後多以秋冬或正月田於四郊”，甚至有過一年之中進行好幾次田獵的記錄，但是並不貪圖享樂，一日即返。力求各方面都符合禮制規範，樹立帝國統治的正當合法權威、促進君臣關係、體恤愛民等政治意義大於一切。

宋太宗、真宗、仁宗延續了宋太祖時期的田獵規格，太宗時就已經“帝雅不好弋獵”而“罷近甸遊畋”，減少了田獵的次數，而且活動地點都安排在都城附近，同時狩獵目的必須明確，比如“太宗將北征，因閱武獵近郊”，為御駕親征而厲兵秣馬。此後更是“但命諸王略畋近郊”，強調親射田禽供奉太廟的孝敬祖宗之禮。

（宋朝皇室祭祀典禮示意圖）

宋真宗時“禁圍草地，許民耕牧”，田獵的禮制象徵意義和軍事國防威懾作用更加顯著。當遼國契丹人南下侵擾，邊境的國防形勢嚴峻的時候，皇帝才以田獵於近郊、車架北巡的形式作為軍事上的備戰迴應以及針鋒相對的強硬威懾。

到了宋仁宗時，僅在慶曆年間秋冬之際（公元1045年、1046年）舉行過兩次田獵之禮，首要目的在於“謂田獵以訓武事”，其次才是“昭孝德”以及體現慰勞百姓的恤民之意。後來，群臣極力反對“田獵”，仁宗最後便廢止了“田獵”之禮。之後，宋朝皇帝便不以“田獵”為事。

（宋徽宗趙佶《風雨牧歸圖》區域性）

三、宋朝大臣力促仁宗皇帝廢止田獵的原因

宋朝以前就有不少大臣反對皇帝頻繁狩獵，為什麼要反對皇帝“田獵”呢？從歷來的勸諫之辭來看，主要理由不外乎以下3點：

1、在外言兵不利於確保皇帝的人身安全；

2、興師動眾出門行獵既荒廢政事，不務正業，又破壞農耕生產，擾亂百姓生活；

3、不符合“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儒家思想以及佛教、道教信仰中的“戒殺”教義。

宋朝士大夫隨著政治地位的如日中天，儒學復興運動迎來了繼中唐之後的又一次發展高峰，他們致力於“疑經變古”創立與時俱進的“宋學”價值體系，以己意解經。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周禮》典籍中明文規定的田獵之禮不再是不可動搖的權威制度。

（古代雕版印刷的《周禮》書籍）

宋朝文臣普遍“以經術為先務”，“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宋史·藝文志》），將讀書人的道德修養上升到國家興衰存亡的高度，汲汲用世為先，力求經世致用的實效性。因此，宋朝大臣在勸諫皇帝罷田獵的陳述中，別開生面地先從《周禮》的禮制源頭強烈質疑田獵之禮存在的必要性。

例如歐陽修、何郯等人就從田獵活動的可行性出發，從劍拔弩張的遼、夏敵國奸細混跡人群對皇帝人身安全的威脅，再談到這一徒有軍事色彩的練兵活動為達到華而不實的禮法意義而導致勞民傷財，事實上價值不對等，又援引前朝帝王好遊獵所導致的惡劣影響等事例，異口同聲地一致力勸宋仁宗不再行獵。

（宋朝大臣勸諫皇帝劇照）

此外，宋仁宗作為宋真宗晚年唯一存活的兒子，自幼就接受當世大儒的“經筵”講學培訓，是宋朝首位以正統儒學的“聖君”理念精心培養出來的皇帝。文臣們不僅希望在仁宗一朝實現自己“經邦濟世”的政治價值，同時也希望塑造一位言行舉止深受道德、輿情約束的理想“聖君”。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的上行下效之事一有苗頭，就必須立刻遏止，不能任由迎合皇帝喜好而進獻田獵鷹犬的不良風氣蔓延。

（蘇軾詞作《江城子·密州出獵》場景圖）

四、仁宗皇帝之後，宋朝皇帝為什麼再也沒能出門打獵？

宋仁宗採納了群臣的諫言而罷獵，在士大夫們的交口稱讚中贏得了仁厚惜物的美名，同時樹立了君臣相諧的千古佳話，自此以後無論是天下承平，還是風雨飄搖、內憂外患，兩宋皇帝全都“不事田獵”。

最有太祖之風的宋神宗即使銳意改革，任用王安石變法，但在軍事上士大夫們眾口一詞都力主維持以歲幣贖買和平、口不言兵的消極政策，自然也就無從恢復田獵之禮。此後的宋哲宗更是在保守派大臣以仁宗“不好畋獵”為聖君典範的事例諄諄教導中深以為然，根本不覺得有必要恢復田獵之禮，而長於書畫、追求藝術玩樂的宋徽宗更是隻喜歡觀賞珍禽異獸，全無狩獵的技能和興趣。

（宋徽宗趙佶瘦金體書法作品《穠芳詩帖》區域性）

至於靖康之亂後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宋高宗只想向金人求和，多次公開抨擊田獵之禮，生恐激起金人的南下之心以及手下武將的戰意。宋孝宗雖然曾有心北伐恢復故國，卻因為生長於宮廷之中而不諳騎射，在宮中騎馬都險遭意外，此後的南宋皇帝更加羸弱，根本不再具備出門打獵的主客觀條件。

同時，理學成為思想主流，南宋末期躍升為官方哲學，田獵素來被儒生視為“淫逸之舉”，成天虎視眈眈想要“格君之非”的大臣們更不可能同意皇帝出門打獵了。

（南宋朝廷偏安於秦嶺、淮河以南地區）

五、結語

綜上所述，宋朝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構架是在立國之初就透過確立“祖宗家法”而形成的“文治”朝局，這一構架導致了宋朝皇帝在朝堂上幾乎沒有行政話語權，行事受到相權和臺諫之權的約束。自周代起歷朝帝王有序傳承的田獵之禮至宋仁宗時完全廢止，很大程度上就是宋朝皇帝受限於士大夫思想權威的體現。

而宋仁宗時成功廢止的田獵之禮，已經成為了士大夫“格君行道”的勝利果實，有宋一朝只要皇帝一表露出獵之意，大臣們極力反對的彈壓就會猛烈而至，再加上當時種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自然就再難復興了。哎，連外出打獵都要受到各種條條框框的約束，不能隨心所欲，我們只能說宋朝皇帝真是挺悲催的。

參考文獻：《宋史》、《周禮》、《詩經》、《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