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草原遊牧民族與中原漢族王朝興衰，有著密切的聯絡。但是，對於那些國力空前強盛，足以“卻匈奴七百餘里”、“封狼居胥”、“幕南無王庭”、“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將軍三箭定天山”的全盛時期漢族王朝來說，真正危險的並不是從北方草原南下的掠奪者，而是東部和西部方向上的那些半農耕、半遊牧民族，特別是遼東、青海、滇西這三個方向。

更重要的是

這些東部和西部方向上的真正危險的邊疆往往還不是“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化外之邦，而是像“遼東舊中國之有”、“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這樣的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而足以牽扯漢族王朝的大量精力而不能自拔。全盛時期的漢族政權往往並不能準確意識到其自身實力在控制範圍“臨界點”上的不足。

任何一個強盛的漢族政權，都必然會在東部和西部方向上，擁有一個註定無法實現“犯中華者，雖遠必誅”的屬於自己的死亡邊疆。所以，秦亡於江東，隋亡於遼東，漢亡於西羌而唐亡於青海、雲南，明衰於麓川——江東就是屬於秦朝的死亡邊疆，這就是秦朝滅亡的外部原因在地理上的歷史必然性。 在核心與外圍的關係上，巴、樓煩、朝鮮在秦楚之際政治格局中發揮了重大作用，這說明戰國時期越國曆史，對江東子弟的影響，是當時邊疆新興民族影響華夏整體政治格局的時代，普遍性規律的重要組成部分。

春秋戰國時期

以來的從多元走向一統的歷史格局使中原周邊的百越、戎狄、巴蜀等民族逐漸融合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在秦漢大一統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發揮出重要作用。劉邦、項羽、匈奴等新興政治力量都在整合各方力量過程中利用了周邊來自於戰國時期的新興民族。戰國時期的東方小國按照地理位置和在華夏文明中的地位可分為華夏民族的鄭、宋、魯、衛和外圍的越、中山、樓煩、朝鮮。

越、戎狄、巴蜀等華夏民族發展的邊界地帶有其自身特點和重要性。鄭、宋、魯等中原四戰之地的東方小國相比，越、樓煩、朝鮮等地處族群邊界的華夏民族邊緣地帶的東方小國對歷史程序的發展也有著重要影響。 與鄭、宋、魯、衛、二週等地處華夏文明中心地帶的東方小國相比，越、樓煩、朝鮮等戰國時期華夏民族邊緣地帶的東方小國對歷史程序的影響具有自身的重要特點。

首先，邊疆小國地處偏僻，被捲入傾全國之力的大規模戰爭的情況較少，其受戰國時期變法圖強的時代精神和高度專制的法家體制的危害也比戰國七雄要小，所以更能保持好來自先秦時期的不被扭曲的樸素的民性。由於長期封閉守舊、不思進取，在突然融入到大一統整合的過程中，其所擁有的新興民族文化的進取精神就能對歷史程序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

江東子弟

對“亡秦必楚”的影響就說明了這一點。不僅是邊疆東方小國，巴國等其他方向上的邊疆小國也是如此。其次，邊疆小國影響歷史程序的過程往往表現出多元一統的民族融合。隨著歷史的推進，百越、巴蜀、戎狄等民族逐漸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東方小國中，越國、中山、朝鮮都在戰國曆史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成為華夏文明多元一統的見證者。

最後：

總之，戰國時期的越國對秦末歷史程序的影響體現了特定時代背景下邊疆小國對盛世王朝衰亡的重要作用。戰國時期的越國雖然是戰國七雄之外的逐漸走向衰亡的小國，但是在宏觀的歷史體系中，越國透過遠離中原核心的總體戰的法家體制，為後來秦亡漢興中江東子弟在項羽集團中的重要作用保留了重要的人文社會基礎，成為“亡秦必楚”得以實現的最重要的外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