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時期，遼國是北方絕對的霸主，在與北宋不斷交戰的同時，也壓迫著其統治範圍內的其他少數民族。此時，東北地區的女真族勢力逐漸興起，在首領完顏阿骨打的帶領下，開始武力反抗遼國暴政，隨後建立封建政權，國號為大金。在滅掉遼國之後，金朝一統北方，對偏安南方、物產豐富的北宋垂涎欲滴，開始逐漸向南擴張勢力。
宋徽宗昏庸無能，膽怯畏戰，戰鬥力低下的北宋軍隊也同樣難以抵擋驍勇的金人騎兵。北宋節節敗退，金兵長驅直入攻到了汴京城下，徽宗嚇得直接讓位給兒子，於是宋欽宗繼位登基。宋欽宗卑躬屈膝地與金人議和，許以賠款割地，金人方才領兵退去。直至靖康二年，金人再次南下入侵，一舉攻破了汴京，俘虜了徽、欽二帝及數萬的皇室、官員和平民，史稱“靖康之難”。接下來，我們就從另一個角度，分析“靖康之難”的多方成因。
奢靡享樂之風盛行
後世人評價“靖康之難”成因，大多認為宋徽宗趙佶需要負主要的責任：他身為皇帝卻不務正業，導致朝政混亂，奸臣當道。加之金人鐵騎驍勇善戰，不可阻擋，才最終導致北宋遭此大劫。明朝思想家王夫之曾評價徽宗，有錢不知道如何花，有兵不知道如何用，有人才卻沒有任，又怎能不會亡國。而南宋人有著另一種態度，他們認為造成“靖康之難”的內因遠遠要大於外因，也就是說朝廷內部的諸多隱患，遠遠要大於金人崛起帶來的外部隱患。
在南宋人看來，奢靡享樂之風盛行是造成“靖康之難”亡國的主要原因。宋徽宗追求奢侈，生活糜爛，他命手下從全國各地進貢花石，並常年大肆修造宮殿園林。這大大消耗了北宋的國力，勞民傷財，使得天下百姓怨聲四起，統治根基出現了動搖，這才給了金人南下一個可趁之機。上行下效，皇帝平日裡窮奢極欲，官員自然也會爭相效仿，甚至以此為榮。而北宋商業手工業發達，經濟發展較好，民間富饒之家甚多。因此，席捲官場的奢靡之風也吹入了尋常百姓家，百姓也隨之追求奢侈生活。
南宋詩人林升《題臨安邸》一詩中寫道：“暖風吹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這一句反映了北宋社會的另一個不良風氣：貪圖享樂。北宋時期很多詩詞中，都喜歡錶達出縱情山水、沉溺遊樂的情感，這就反映出當時社會上至皇室官僚，下至平民百姓都沒有一點危機意識。與遼國多年的頻繁交戰，長期處於下風的不利形勢都沒有影響到北宋人遊玩的興致，直至金國將遼國滅掉，對北宋之地虎視眈眈之時，北宋人才開始恐慌起來，但為時已晚。
北宋統治階級帶動了奢靡享樂這種消極風氣蔓延至全社會，這就為以後的亡國奠定了基調。古人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在當時那個群雄爭霸，弱肉強食的年代，缺乏憂患意識必定會導致被其他政權所吞併，“靖康之難”的發生就是這句話最有說服力的證明。正如王夫之所說：“有財而不知所施。“北宋統治者不是將國庫錢財用於鞏固邊防、訓練軍隊，而是大肆揮霍於玩樂之事，最終導致了屢屢戰敗。
禦敵策略的失敗
首先要說的就是上文中提到的一點——缺乏憂患意識。南宋人認為，金人之所以能夠舉兵南下，攻佔汴京，本身的軍隊戰鬥力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挑準了時機。最初北宋沒有意識到金人也是潛在的敵人，還答應了與金人共同攻遼，這無益於養虎為患。等到金人第一次攻到汴京城下之時，欽宗決定同金人議和，金人答應了這個要求就此退兵。但是北宋在遭受到如此沉重的打擊之後，還是沒有吸取教訓調遣兵力、加強防備，這就導致金人第二次南下勢如破竹，一舉攻破汴京。可見，憂患意識的缺失，導致了北宋統治者對金人假意的停戰協議深信不疑，這才導致失去了交戰的主動權，只能被動挨打。
而對於抗金之事，北宋大臣分為主戰派和投降派。金人第一次攻到汴京時，主戰派大臣李綱領兵守城，金人久攻不下，便開始威逼利誘投降派。在投降派的大肆勸說下，宋欽宗奪取了主戰派大臣軍權，重用投降派，導致了金人從汴京撤退之時宋軍沒能把握住機會順勢追擊，為金人的第二次南下儲存了大量實力。李綱在南宋時期說道：“靖康之間，唯其國是不定，且戰且和，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可見大敵當前，北宋大臣不能同心協力，朝廷內部反而引發了尖銳的矛盾，而欽宗舉棋不定，最終支援投降派，這正好給金人攻佔汴京提供了方便。
南宋人並不承認宋金軍隊戰鬥力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他們認為金人本不會如此順利就攻佔汴京。在金人第一次攻宋時，主戰派代表李綱、韓世忠等人率領宋軍也曾屢次擊退金兵，取得了顯著的戰果，金人並不是不可戰勝，相反宋金之間的實力應該是勢均力敵的。北宋之所以發生“靖康之難”，完全是禦敵策略的失敗。先是缺乏憂患意識，遼滅亡後沒有正視金國這個潛在的大敵；在金人兩次攻宋時，朝廷都沒有做到未雨綢繆，調遣兵力，守城佈防的戰前準備工作也不夠及時；最重要的就是內部官員意見不合產生了矛盾，抗擊金人的態度不夠堅決，最終投降派的得勢導致了北宋的覆滅。
統治者親小人遠賢臣
南宋人認為，北宋的滅亡主要緣於“本於君子小人之混淆，君子常不勝。”意思是滅亡的根本原因是朝廷之中賢臣與奸臣並存，並且往往賢臣被打壓，奸臣當道。南宋人口中的小人，指的就是蔡京、童貫等北宋重臣。
南宋人認為蔡京“鉅奸老惡”，他身居宰相要職，統領百官，卻敗壞朝綱，排除異己，打壓忠臣，是北宋“六大奸賊”之首。宋徽宗本就不喜歡處理朝政之事，在蔡京的蠱惑下，更是縱情玩樂，大興土木。蔡京利用給皇帝進貢花石為名，大肆斂財，下層官員也藉此機會壓榨百姓，導致民間怨聲載道，階級矛盾愈發尖銳。加之徭役沉重，政治黑暗，造成了嚴重的內部積患，而統治者此時仍不以為意，殊不知國破被俘之日已越來越近。
另一大奸臣便是童貫。童貫掌握北宋軍權，在邊境與遼國交戰多年，戰功寥寥無幾，卻深得皇帝寵信。童貫此人好大喜功，然而卻對領兵作戰之事一竅不通。在宋金協同攻打遼國之時，童貫率領二十萬宋軍進攻遼國都城燕京，卻大敗而歸，讓金人徹底看清了北宋的真正實力，為日後的靖康之難埋下伏筆。童貫治軍無能，還嫉賢妒能，導致其他有能力的將領大多遭到排擠。他甚至主動在邊境對金人進行挑釁，引發爭端，也為金人舉兵南侵提供了藉口。而童貫多年邊境的佈防此時卻不堪一擊，根本無法抵擋金人的進攻。因此，南宋人認為，北宋“兵制敗壞”童貫罪不可赦。
北宋末年政治混亂，奸臣當道，正是造成靖康之難的根本原因。北宋統治者親小人、遠賢臣，導致國家積患已久，而金人的南下只是加速了它的滅亡。北宋並非無能人可用，只是這些有才能之人大多遭到奸臣排擠，鬱郁不得志，無法儘自己所能報效國家。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
南宋人將“靖康之難”的原因歸罪於王安石變法的失敗，甚至認為這是多方原因中最為根本的一點。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援下開始進行變法，本意是為了富國強兵，改善北宋外憂內患的艱難境況。但是變法牽動了很多人的利益，因此一經頒佈就遭到了多方勢力的阻攔，最終保守派代表司馬光得勢後，費盡新法。南宋人認為王安石的變法，非但沒有實現它最初的目的，反而還加重了北宋積貧積弱的程度，甚至說“未見其利，只見其害。”
不僅僅是朝中大臣極力反對，民間百姓也對新法的實行怨恨不已。起初，王安石的變法在農業方面是取得了一些成效的，也得到了很多百姓的支援。但是後來北宋連年天災，糧食收成受到了極大地影響，農民甚至還沒有養家的口糧。地主階級趁機進一步壓迫農民，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負擔。而王安石本就主張“不敬天地，不宗祖法”，這就導致百姓將一系列的天災人禍全部歸罪於王安石的變法，認為這是上天給予的懲罰，甚至南宋人還認為“靖康之難”也是北宋不敬天地帶來的報應。
由此可見，儘管王安石變法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卻沒有收到好的成效，反而進一步導致了北宋社會階級矛盾尖銳，統治階級內部鬥爭不斷，嚴重破壞了北宋政權的統治根基。本就逐漸衰落的北宋政權由此更是雪上加霜，國力大不如從前，給金人提供了趁虛而入的大好時機。
南宋人對“靖康之難”的多方原因，雖然也有一定的歷史侷限性和觀點片面性，但是也對後世人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和思路。“靖康之難”在南宋人看來，無非就是這幾個方面的原因：奢靡享樂之風盛行使得北宋統治階級與平民百姓都缺乏憂患意識，沒有意識到金人興起會對北宋造成極大的威脅；禦敵策略的失敗，導致金人大舉入侵之時沒有遭遇強烈的反抗，最終攻陷汴京城，製造了“靖康之難”；統治者親小人遠賢臣，導致奸臣當道，為禍朝政，使得有才華之人難以發揮自己的能力，無法施展抱負；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某種意義上也加重了北宋積貧積弱的情況，北宋面對金人的入侵更加無力抵抗，最終導致滅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