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講到：

世俗主義者的弱點，就是抵抗不了像列寧主義這樣的強解構者的攻擊。

只有強宗教團體，像是里根或是塔利班這種人才能夠抵抗得住。

當然，很少人會把美國原教旨主義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劃等號，但是從演化角度上看，情況的確是一樣的。

里根在美國福音教徒聯合會上發表“邪惡帝國”演講

原教旨主義存在的原因，就像是人身體中的病毒抗體一樣，用來預防環境中病毒的入侵。

在沒有共產主義的世界中，他們自己就成為了世俗主義者討厭的物件。

我們可以斷定地說，人類的天性就是好逸惡勞的，所有人都希望少奉獻，而多享受。

因為演化論的基礎理論，是不會支援你消耗資源來維持那些沒有收益的組織的。

只有深海才有鯨魚，高原才會有犛牛。

如果天氣熱，厚重的皮毛就成了你的累贅，需要你付出更多的成本，你就會吃大虧，就失去了演化的優勢。

這些資源本來可以轉化為其他的生存優勢，哪怕你只比別人多1%的優勢，你就可以把另外的1%清理出去。

如果時間足夠長，就可以使你佔據絕對優勢。

在沒有共產主義者的世界，原教旨建立的教團，肯定被世俗主義者清除掉，他們為了建立強有力的組織已經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而教團又沒辦法給信徒們提供比世俗主義者和無神論更多的福利。

這就等於是，如果你製造出了一個能夠讓寄生蟲完美生存的環境，那麼寄生蟲就會越來越多。

寄生蟲存在的環境必然充滿了腐肉，那什麼樣的人能夠消除寄生蟲呢？

答案是禿鷲。

禿鷲以動物的屍體和其他腐爛動物為食。腐肉沒了，寄生蟲也就失去了生存的環境。

所以如果世界上沒有禿鷲，世界上的屍體就會越來越多，寄生蟲也會越來越多。

這種情況下，做禿鷲就非常具有優勢。

你設想一下歐美福利國家那種情況，他充滿很多弱組織，像是動保、環保、LGBT、BLM等。

如果你是一個原教旨的清教徒，為了政治正確，你不能弄死他們，還需要自己出錢出力養他們，保護他們，你是不是很吃虧？

但是在共產主義一路過來，弱組織失去了寄生的環境，政治正確一下子不存在了。

所有人依靠自己抵抗力強弱決定存亡，這樣就構成了一種篩選機制，在有“淘汰”機制的環境下，原教旨主義這種強宗教組織就有巨大的優越性了。

你對組織的奉獻，是有回報的，共產主義來了，那些軟弱的世俗主義者都被打倒了，唯獨打不倒你。

即便你沒有意識到這點，但實際的最終結果就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冷戰結束後，東歐再次出現了強有力的保守主義勢力和強有力的教會組織回潮。

就是因為東歐就像被黑死病感染過後一樣。

沒有抵抗力的都被篩選掉了，剩下的都是有免疫力的人。

可如果長期沒有黑死病的侵蝕，那麼擁有抵抗力的人又會越來越少，直到黑死病再次來臨。

這個過程是無限迴圈，永無止境的。

所以我們之前講，“和平”從原則上講是不可能的。

“和平”本身，就必然意味著會製造出一個享受比奉獻更有利的環境。

這個環境會在白食者越來越多的情況下變得越來越脆弱。

等到超過一個臨界點時，就會出現破壞者比建設者更有利的情況。

在冷戰的最初幾十年，作為一個破壞者反而比作建設者更有利，就會有更多的人去做破壞者。

這就給禿鷲創造了環境，這段時間禿鷲增長的非常迅速，所有人都感覺蘇聯佔據了優勢，但禿鷲生長是有其原因的。

禿鷲生長的環境必然充滿了腐敗的屍體，腐肉才會招惹禿鷲。

但是禿鷲不會無限制地生長下去的，因為禿鷲的出現是有其原因的，等到腐敗的屍體逐漸減少，禿鷲生長的環境也就不存在了，禿鷲就會大批死亡。

到了80年代，就是禿鷲死亡的過程。

正是因為腐肉已經不多了，剩下的就是原教旨教團這種硬骨頭。

碰上硬骨頭，禿鷲只能慢慢餓死了。

我們之前講過，對付恐怖分子的辦法是什麼？

恐怖分子是無法剷除乾淨的，就像黑死病，你只有把老鼠消滅了，黑死病就不會爆發了。

如果老鼠沒有消滅，你周圍都是老鼠和跳蚤，無論你怎麼隔離，怎麼噴防毒水，你還是會感染。

如果沒有老鼠和跳蚤，沒有傳播的載體，即便你不用費事去消毒去隔離，黑死病自己就沒了。

黑死病爆發，那就是有因為有老鼠，禿鷲來了，就是因為有腐肉，怨不得別人。

冷戰的歷史告訴我們的道理，其實就是這樣的一種演化過程。

沒有淘汰機制的系統，我們可以斷言一定是錯誤的。

最初，宗教產生的目的，就是為社會提供秩序。

當秩序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脫產者，允許不再從事傳統生產的團體出現。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的出現，就是社會組織資源出現剩餘的產物。

像是非洲原始部落，或是羅馬剛滅亡的中世紀，是沒有知識分子生存的環境的。

知識分子不事生產且虛榮心極強，他們總是互相看不順眼，總想證明我比你更正確。

僅憑這一點，他們就沒辦法形成組織性很強的團體。

同時他們又沒有武力，只能依靠別人的保護。

因此知識分子能夠存在，證明社會必定是一個高度文明且富裕的社會，社會生產出來的剩餘，可以保證沒有組織能力的人能夠生存下去。

但是知識分子雖然不從事傳統意義上的生產，可他們對資訊量的貢獻是正值。

知識分子存在的價值，就是能夠產生大量的資訊，去彌補那些資訊不足的強組織。

兩者形成了一種相互協助的關係，就像人身體裡的有益菌。

這些有益菌幫助人體產生一些必要的資源，同時保護人體不受真正有害細菌的入侵。

如果知識分子太多，他們會覺得自己享受是理所當然的，然後社會會逐漸走向世俗主義，走向無神論。

也就是說，知識分子的資訊量反而破壞了保護他們的組織者，於是產生了共產主義這種團體。

共產主義者首先吃掉的就是知識分子這種雖然有高資訊量，但是沒有組織能力的純消耗者。

我們回過頭來看歐洲世界的秩序演變，知識分子最初是受教會和貴族的保護下產生的。

到了中世紀，羅馬崩潰日耳曼人入侵的時候，羅馬時期的知識分子，無論他們是否有資訊生產力，只要他們是組織意義上的純消費者、寄生者，最後都被橫掃和消滅了。

墮落的羅馬人

如果按照道家的思想，那就是善惡有報，羅馬帝國後期的知識分子，是在享受羅馬共和國早期秩序生產者那些人積的德。

最後秩序生產已經趕不上秩序破壞者了，所以羅馬帝國解體，日耳曼蠻族像共產主義者，發揮了清洗的作用，寄生蟲便活不下去了。

中世紀是一個秩序重新積累的時期，如果沒有秩序，是沒辦法生存的。

於是誕生了教皇，中世紀教團都是秩序生產者，一方面他們是非常虔誠且團結的，有生產組織和秩序的能力。

另一方面他們也是傳統意義上的生產者，修道院僧侶都是開荒種地的人。

過去羅馬帝國時期，儘管羅馬皇帝用了很多激勵的手段，比如誰去開荒，地就是誰的，誰肯誰多生幾個孩子，就可以免稅。

即便如此，還是沒有人願意生孩子，去種地。

這些地在羅馬滅亡後都被基督教團開墾下來，同時入侵羅馬的蠻族皈依基督教後，把原有的部落習慣法融入了基督教，轉化為封建制，把羅馬滅亡後吏治造成的真空填補起來，並重新發育。

從黑暗的中世紀，到啟蒙運動的幾百年，就是把羅馬滅亡後的秩序真空重新填補起來的過程。

封建領主和天主教會，他們都是秩序生產者，一點點的積累秩序。

到了啟蒙運動時期，秩序剩餘開始出現，最具標誌性的就是脫產的知識分子出現。

在此之前，是不存在脫產的知識分子存在的。僧侶們雖然要讀聖經，抄錄古典，維護教法，同時也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甚至還要與異教徒戰爭。

儘管基督教強調自己是一個和平主義的宗教，但還是要和北歐人、維京人，伊斯蘭異教徒，甚至和同屬基督教派下不同分支的領主打仗的。

同時他們必須是生產者，自己種地，不存在羅馬晚期皇帝拿出稅收的剩餘養他們的情況。

每個人都必須拿起鐮刀和鋤頭養活自己，拿起武器去保護自己。

每個人都是秩序的生產者，當有餘力時，才能夠讀聖經，讀一些古典的經籍。

封建貴族領主也是如此，他們必須拿起武器，不但要保衛自己，同時要保護自己的附庸和子民。

早期的領主基本沒什麼文化，只有戰鬥力與騎士精神，等到中世紀末期，積攢了足夠的積累後，才得到了教育。

到了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出現不是教士也不是貴族的平民知識分子的時候，說明幾百年的黑暗的中世紀結束了。

中世紀結束的標誌，就是當時的秩序生產力已經足夠養活純粹的消費者了，大家不會捱餓了。

這也標誌著歐洲的秩序生產能力重新達到可以支援複雜文明的高度了。

複雜文明就是可以允許那些既沒有能力拿起武器保護自己，也沒有能力拿起鋤頭養活自己的人還能夠活下來，可以允許秩序消費者能夠產生

在最初18世紀提出來的理論，大體還是構建性的，離基督教傳統和封建傳統不算太遠。

像是總結歐洲文明究竟是怎麼回事，從猶太到基督再和日耳曼的封建傳統是怎麼產生的。

以前這些傳統在正常執行的時候，是能行而不能知的。

有習慣法，我們自古以來就這這麼做的，那習慣法是如何產生的，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如果你問一個普通法的律師，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判罰，律師會告訴你是因為法律就是這麼規定的，我們自古以來，從記憶中無法追溯的祖先，就是這樣做的。

你問一個傳教士，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他會告訴你聖經上是這麼寫的，上帝是這麼教導我們的，希伯來先知是這麼教導我的，耶穌和使徒是這麼教導我們的。

這就是秩序的起源，在沒有知識分子的時代，這個的秩序照樣可以運轉的非常良好。

只是沒人記錄和總結而已，到了啟蒙運動，首先有人出來總結，原來秩序是這樣產生的。

我們不知道這個秩序是這麼來的，是如何運轉的，現在我們總結一下，形成成文的、正式的形式。

在政治方面，正式的就體現為憲法。

非正式方面就體現為各式各樣的哲學理論。

到了19世紀後，工業革命開始擴散，秩序積累進一步豐富。

因為工業革命，使社會生產力成百上千倍的上升，能夠養活的人也越來越多，也是在這個時候，知識分子團體開始出現了分化。

也就是說，儘管知識分子都是秩序的消費者，既不從事生產，也不能自我保護。

但最初那些知識分子，仍然是建構型的，他們的理論仍然是總結基督教封建社會怎樣建構出來的，是如何展開的。

之後的變化，是產生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不應該稱作人類歷史，羅馬末期出現過類似的現象。

應該稱作基督教文明第一批解構性的知識分子。

Marx就是這些解構知識分子其中的一個，他不是唯一的一個，但可以說是最強大的一個。

它們產生的原因，也正是因為麵包太多了。

這些解構者的主要對手，是18世紀那些建構性的知識分子，也就是說為秩序生產服務的知識分子。

像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這種人，就是把原有的文明基礎加以解構。

馬克思企圖破壞的是財產權這一基礎，尼采、弗洛伊德企圖破壞的是理性這一基礎。

財產權這個概念，要追溯到最原始的是羅馬滅亡，日耳曼入侵初期。

這個時期是武力保護財產，戰利品是財產的來源，意味著財產是私有的。

而理性這個概念，要追溯到天主教和古希臘哲學相結合，教會保護理性，透過信仰劃定理性的邊界，確定理性在什麼情況下能夠發揮作用。

到了19世紀，出現了反對財產，反對自治團體，反對理性本身，反對信仰和理性的邊界，主張唯意志論，用唯意志論代替理性。

這些理論的出現，代表著腐肉已經積累到了一定的程度。

也就是說，腐肉太多了，在這個環境下，無論你怎麼打掃，也沒辦法避免寄生蟲橫生的。

在這種生態系統的情況下，禿鷲就該出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