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多年前，一個人窮思苦想，將紅薯藤和麻繩絞在一起，才把甘薯從菲律賓帶回國，而這竟救了無數人的命。

這個人就是後來被稱為“甘薯之父”的陳振龍。

明萬曆年間，福建人陳振龍不到二十歲就中了秀才，卻在鄉試中敗下陣來，這讓他備受打擊就索性放棄學習改為從商。

他抓住“隆慶開海”的機遇，隨一眾商隊從福州臺江乘船偷渡至呂宋，也就是現在的菲律賓。

在這裡，陳振龍生平第一次見到一種植物——甘薯（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紅薯、番薯），它像拳頭一樣大小，生熟都能吃，而且耐旱、高產、容易種植。

陳振龍不禁欣喜萬分，因為福建多山地，少耕地，鬧災荒時人們常食不果腹，如果能把甘薯拿回去種植，豈不是造福百姓的好事。

於是，陳振龍就留了心眼，他默默觀察當地人的種植方法，一一記在心裡，並等待時機回國。因為，當時的統治呂宋的西班牙殖民者，不允許將甘薯的種植傳去別的國家。

考慮到甘薯塊頭比較大，貿然攜帶很容易被檢查發現，但是，陳振龍觀察發現，甘薯藤蔓扦插也可種活。

於是，1593年5月的一天，陳振龍到田間，偷偷地扯下一些甘薯藤蔓，將薯藤和船上麻繩絞在一起，再抹上一層泥巴，就這樣，黑乎乎、溼漉漉的麻繩裡藏匿著薯藤，一路上闖過層層關卡，歷經7個晝夜的航行，他們才回到福州。

當時，福建全省正遭遇著“旱魃為虐，野草無青”的大旱災，百姓顆粒無收、無以為食，福建巡撫金學曾也是乾著急卻沒有好辦法。

陳振龍趕緊讓兒子去找巡撫，獻上《獻薯藤種法稟帖》，建議種甘薯救荒。

當時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巡撫就讓陳振龍試著種植，於是，在自己家附近的紗帽池邊隙地，陳振龍小心翼翼地把薯藤種下去，和兒子日夜看護養育，幾個月過去了，他們挖開土壤，看到一個個大小不一的胖乎乎的甘薯。

巡撫大為高興，就立即提倡福建百姓們大面積種植，就這樣，甘薯讓福建百姓填飽肚子，緩解了饑荒缺糧的問題。

為紀念紀念陳振龍引進薯種和金學曾推廣種植之功，閩人曾先後建立“報功祠”“先薯祠”，因巡撫金學曾姓金，人們就將甘薯稱為“金薯”，又因其由外國引進，也稱“番薯”。

而陳振龍的後世子孫、一家七代人，不遺餘力地推廣傳授甘薯的種植，甘薯就這樣被推廣到長江流域、東北等地。

清代時期，紅薯傳到京城，變名為“白薯”，一躍成為“御膳”專用食材。

據說，乾隆皇帝品嚐之後，大為讚賞，還給甘薯賜名為“土人參”，沒想到，這白薯治好了皇帝晚年的“便秘”，白薯一下子身價陡增。

陳振龍五世孫陳世元同好友，向百姓贈送薯種、傳授技法，動員百姓們廣發種植甘薯，這義舉得到當地百姓的稱頌讚揚，他們也整理出版我國第一部甘薯專著——《金薯傳習錄》。

有專家認為，正是因為甘薯的廣泛傳播和大面積種植，讓百姓得以飽食，從而為“康乾盛世”的人口與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甘薯又被稱為“地瓜”“紅薯”，它的的栽種與食用，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四萬萬同胞的人口基數增至八億，但當時的糧食收成很低，大多數人是吃不上白饅頭白米飯的，而甘薯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

甘薯生能食、熟能吃，人們還研究了新的食用方法：把甘薯蒸熟後再曬乾，儲存起來，方便一年四季食用。在那艱難的歲月，有很多百姓就是靠著甘薯捱過來了。

1978年改革開放時，據考察，甘薯產量佔全世界的38%，中國一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甘薯生產國，而中國人口，當時也將突破十億大關。

郭沫若先生曾特意去福建圖書館查閱《金薯傳習錄》，透過已泛黃的紙頁字行，紅薯傳種中國的經過一一映入眼簾，郭沫若激動地詩興大發，乘興寫下《滿江紅——為紅苕傳入中國370年而作》的篇章：挾入藤籃試密航，歸來閩海勤耕植。此功勳，當得比神農，人誰識？

“甘薯之父”陳振龍，不惜冒險從菲律賓帶回薯藤，並大力推廣種植，竟救了無數國人的性命，為中國這人口大國鋪墊基石，他就像已去世的農學家袁隆平爺爺一樣，都做出了造福後代、利在千秋的功績，他的名字——陳振龍，應當被廣知、傳頌！

參考資料：八閩文脈·人物 | “中國甘薯之父”陳振龍一家七代引種推廣甘薯的故事

新華網：一隻紅薯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