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發現，在此次的鹽鐵會議中，兩者都是基於自身的，政治立場角度進行論辯，堅持著不同的義利的觀念。

雙方在政治、經濟政策領域的爭論，實際上是關於藏富於民，還是將財富集中在國家的爭論，是將人民看作是政治的目的，還是手段的爭論。

用現代的視角來看雙方的爭論，就變成了當中央集權體制和國有國營，成了一個無法解開的“結”的時候，國家利益與民生需求如何平衡，便成為了新的時代背景之下的義利兩難。

先秦時期儒、墨二家之間的義利之爭，大多是理論及個人修養上的爭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但是此次鹽鐵會議中的論辯，是繼先秦諸子義利之辨之後，是從理論上升為實踐的爭議。

從傳統儒家的“重義輕利”的原則出發，賢良文學指出鹽鐵官營是“崇利而忘義”，勢必會引起社會上惟利是圖、見利忘義的貪鄙之風盛行，因此造成人民只追求個人的利益，而對於道德漠不關心的局面。

他們認為道德、風俗的作用關乎國家的存亡，政權的長短，主張將儒學重視道德教化的仁政思想，作為基本價值，貫徹到具體的政策中去。

但是，對於這種“開仁義，毋示以利”的崇尚義，而貶損利的主張，實際上會將追功求利的進取精神，扼殺在搖籃裡。

並且有可能會造成“防淫佚、尚敦樸”的安貧樂道，從發展經濟的角度來看，其消極意味是十分明顯的。

基於此，桑弘羊等政府官員，從法家的角度進行了論辯，認為本質上，追逐利益的人是沒有錯的，道德的教化需要以大量的物質基礎作為支撐。

並且從現實的角度看，賢良文學關於“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的主張，對於中央政府的權利只會削弱，還會造成地方豪強的勢力，不斷的增強。

鹽鐵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國家使用行政手段，對社會的經濟進行干預和控制，鹽鐵政策的強制性，是非常強的。

這一政策的實施，需要法律的保障，所以桑弘羊堅持透過法律的根本方式，來對國家進行治理，主要集中於重刑密法上。

這具有非常明顯的法家傾向，而且同時也是延續了，自從武帝以來的以嚴刑酷法，和密織法網的方式管理國家的手段。

不管怎樣，鹽鐵會議的實際結果，是爭議雙方之間的妥協，因為當時主要是依靠專賣收入，來維持政府的財政的各項支出。

因此桑弘羊等人堅持，不可以廢除專賣制度，對於賢良文學所揭示的鹽鐵官營等，專賣制度所導致的“百姓貧陋困窮”的社會現狀，又無法否認，只好做出一定的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