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有言：“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唐朝的馬政事業堪稱古代社會的巔峰，馬背之上承載的是這個近三百年王朝的興衰國運。

大唐馬政始興於唐太宗，此後也曾進入到短暫的衰落期，在唐玄宗的開元時期迎來了寶貴的復興，然而最終在安史之亂後一蹶不振。

儘管馬政事業興衰起伏不定，但不可否認的是馬將唐王朝背進了輝煌的時代。不論是征服“夷狄”的帝國鐵騎，還是穩定民族關係的絹馬貿易都與馬政息息相關。馬對於唐王朝的影響，不僅在於馬政是國家極其重要的國策，還在於它走進了人們的生活之中——詠馬詩和馬球運動都是當時重要的文娛活動。

如果要將馬作為帝國的圖騰，那麼大多數唐人應該都是認同的。

王朝的命根子，以馬政事業為基的強國夢想

大唐的馬政，始創於開國之初的艱難歲月，其基礎可謂是一窮二白。唐太宗出於解決國家邊疆安全隱患的目的，決心下大氣力開創馬政事業。隨後，馬政事業在貞觀一朝蓬勃發展，到唐高宗麟德朝時牧馬數量已高達七十萬多匹。

唐王朝不僅憑此建立了強大的鐵騎軍團，還同多民族發展了繁榮的邊關貿易（絹馬貿易）。

馬政事業的興盛局面持續到唐高宗永隆年間後進入到了第一輪衰敗週期。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唐王朝進行了接二連三的內外戰爭，導致國營牧場和馬匹遭到重大損失。到了唐玄宗開元年間，馬政事業在統治者的推動下進入復興週期。

不僅馬匹種類和數量得到了迅速壯大，民間養馬事業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從唐玄宗統治後期直至“安史之亂”爆發後，馬政事業進入到了不可逆轉的衰敗週期，唐王朝也掉進了滅亡的懸崖之下。

五千牝牧起家的強國夢

在唐太宗奪取國家政權後，擺在他面前的第一道考驗就是剷除活躍在王朝周邊的少數民族中的侵略勢力。

玄武門事變不久後，東突厥頡利可汗親率20萬鐵騎突襲大唐，劍鋒距離長安僅有四十里。

彼時大唐國力衰弱無法與之抗衡，唐太宗只好忍辱負重與其訂下了渭水之盟才保住了江山。作為一代雄主的唐太宗因此下定決心建立一支強大的帝國鐵騎勢必要蕩平東突厥，承載著大唐強國之夢的馬政事業在動盪交困的局面中邁出了第一步。

大唐初期全國上下只有兩千匹突厥馬和三千匹隋馬，這是唐太宗開創馬政事業的全部家底。

當時唐太宗下令將這些馬匹全部遷到自然條件優越的隴右河西地區，秦始皇的祖先就曾在此處為周天子放牧養馬。

唐太宗還建立監牧制，設定專門的官員具體負責馬政，其隸屬於太僕寺。大唐有名的牧馬能臣張太歲深受重用，成為了王朝的第一代監牧官，其執掌馬政四十多年政績卓著且為後人稱頌。

在大唐君臣的勵精圖治下，僅用了三年的時間隴右牧場等地就初具規模能夠為王朝裝備出一支萬人的騎兵軍團。貞觀三年，唐太宗一舉蕩平了東突厥並活捉了頡利可汗。在這場戰爭中，起到的關鍵作用的是大將軍李靖所率領的一萬人的輕騎兵。

他們長途奔襲頡利可汗的大本營狠狠地打了敵人一個措手不及使得東突厥全面潰敗，而這樣的戰術戰法依靠的就是從國營牧場培育出的健壯的馬匹。

在解決心腹大患後，大唐鐵騎又平定了吐谷渾、征服了高麗等少數民族，真正打出了一個穩定的邊疆。

在有了穩定的外部環境這一重要條件後，唐太宗和他的能臣幹吏們終於能夠心無旁騖地創造他們心中夢寐以求的盛世天下——貞觀之治。邊疆隱患既解，唐太宗本著“愛之如一”的宗旨大力促進同少數民族的融合發展，邊關貿易隨之繁榮起來。

作為戰爭利器的馬匹在和平年代，成為了雙方交易的重要物資。興盛的絹馬貿易不僅讓古老的絲綢之路重放光彩，還開闢出了其他新的商路。在經濟交融的促進下，大唐迎來了和少數民族和諧共處的黃金時期。

國運中落的馬蹄聲碎

唐高宗即位後在其統治的早期維持了貞觀之治下馬政事業的輝煌，但是隨著幕後英雄張萬歲的離任馬政事業逐漸走下了沒落。除了專業人才的缺失，戰爭所帶來的消耗更是雪上加霜，致使王朝的馬政事業進入到了寒冬季節。

唐高宗永隆年間，由於大唐和突厥關係交惡北方邊關狼煙再起。處於邊境地帶的夏州首當其衝，而這裡恰好是唐王朝監牧養馬的重要基地之一。

一方面是突厥將此地視為嘴邊的肥肉不斷地偷襲掠奪，另一方面是大唐頻繁在此徵召馬匹充實軍隊。

因此，在雙重的打擊之下，加之失去了專業人才的經營，夏州牧場無法及時彌補損耗從而陷入絕境。

據統計，截止至永隆三年，夏州損失的馬匹高達十八匹，佔到了大唐監牧馬匹總數的四分之一。除了突厥以外，大唐的隴右地區也受到了吐蕃等少數民族的侵擾，那裡的國營牧場也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大唐的馬政事業不僅受到了外患的衝擊，還遭遇了來自內部的消耗。自武則天獨攬朝政稱制後，大唐接連發生了徐敬業之亂、越王之亂等內戰。

大規模戰爭的持續，加大了軍隊馬匹數量的消耗，大唐監牧養馬數量從巔峰時期銳減到二十四萬。

新驥伏櫪復興夢起

大唐的又一位雄主唐玄宗御宇不久就舉行了一場場面宏大的閱兵儀式，這位意氣風發的年輕君主用這樣的方式向世人宣告他也要開創出一代盛世的雄心壯志。

王朝的馬政事業便是在唐玄宗振興祖業的春風之下迎來了復興時期，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前人的成就。

唐玄宗和唐太宗一樣為王朝的馬政事業挑選了一位出色的負責人，作為“開元佐命元勳”的王毛仲承擔了這份重任。在王毛仲的努力下，開元年間的監牧養馬數量恢復至四十三萬之多。這個數字雖然不能和前人比肩，但是能夠取得如此成績已經是十分難得的了。

唐玄宗時期的馬政事業的一大亮點，是民間牧養的繁榮發展。在監牧養馬遭受重創的情況下，放開民間牧養無疑是明智之選。

在宰相魏元忠的倡議下，大唐取消了民間牧養的禁令，馬政事業的復興由此進入到了快車道。

唐玄宗還頒佈了一系列支援鼓勵老百姓畜馬的政策，例如官府大量從民間購買馬匹，廢除了唐高祖時期將馬匹作為評定戶等時的資產，並且養馬百姓還要加服郵遞軍旅役等限制性政策等等。

大唐在為民間牧養開啟綠燈的同時，也造成了私人蓄馬尤其是貴族蓄馬的無序發展。這樣的情形使得唐玄宗不得不加以限制，

他規定在長安和洛陽五百里內不能開辦私人牧場，否則就要被收為國有。

從中也不難看出，唐玄宗的限制性措施並不是十分嚴厲苛刻的。事實上，在唐玄宗時期民間牧養的發展已經超過了監牧養馬，這也是他的父輩們所沒有做到的。

夢碎“安史之亂”

大唐的馬政事業復興於唐玄宗，最終也戲劇性地毀在了他的手中。同上一次馬政事業的衰落一樣，唐玄宗天寶年間以後的馬政事業的衰敗是從監牧能臣的更替開始的。唐玄宗不僅動用一代梟雄安祿山，代替了牧馬功臣王毛仲掌管馬政，還使安祿山成為了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而這一決策直接將大唐天下連帶著引以為傲的馬政事業，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安史之亂”後大唐進入到了藩鎮割據的局面，吐蕃等少數民族趁機抓住了中原地區百年難遇的動亂時期大舉侵佔了隴右地區，使得唐王朝幾代人苦心經營的重要牧場不復存在。

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摧毀了大唐的繁榮盛世，連年征戰極度消耗了馬匹數量，上百年馬政事業積累下的家底損失殆盡。

即便大唐的後世之君也曾想要恢復馬政事業，哪怕是在元和中興的時期也是無力迴天。

天定之選的國策，大唐馬政事業因何而興

眾所周知，唐太宗一生頗為喜愛駿馬，聞名中外的昭陵六駿即是佐證。然而，這位大唐馬政事業的開創者之所以將馬匹作為治國理政的突破口並非是心血來潮，而是出於對實際情況的深刻分析和精準把握。

唐太宗作為軍人出身的君主敏銳地洞察到馬匹是國防安全重要的戰略資源，沒有強大的騎兵就無法抵抗少數民族的侵襲。

同時，大唐幅員遼闊需要設定大量的驛站保持通訊通暢，有驛站就要有驛馬。在唐太宗開明的民族關係政策下，以絹馬貿易為主的邊關經濟活動日益繁榮，促進了多民族的全面融合發展，也加深了少數民族對於中原地區的依賴。

國家安全繫於鐵騎

大唐立國之初，面對的主要敵人就是環伺周邊的少數民族，例如突厥、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等都是實力強勁的敵人，其中的頭號對手就是突厥。嚴峻的生存環境使唐太宗意識到，要想保衛住大唐這個新生的政權，就不能沒有足夠強大的騎兵軍隊。因此，馬政事業與國防軍隊建設密切相關，成為了大唐國家安全的剛需。

唐太宗所建立的鐵騎軍團保證了大唐在數十年的對外作戰中處於不敗之地，不僅有力地維護了王朝的國家安全，還開闢出了大量的國土。

即便是在“安史之亂”後，唐肅宗也能利用所剩不多的監牧馬匹補充軍隊收復山河。由此可見，大唐馬政事業的強大實力以及其對國家安全起到的重要作用。

遼闊疆域聯於館驛

大唐初期的疆域面積，在我們古代社會的歷朝歷代中可謂是首屈一指。在交通運輸方面上有著極大的要求，為此王朝建立了系統完備、等級分明、執行高效的館驛制度。

在長安通往全國的各個交通要道上，每隔三十里設定一個驛站，全國共有一千九百二十七所驛站。

與此配套的是，各個驛站都要依照自身的重要程度配備不同等級的驛馬，共分為六個等級。要想維持如此龐大的館驛系統，就必須供應足夠的馬匹，否則王朝的通訊就會陷於癱瘓，這對於統治者而言就是災難的開始。

當年楊貴妃能夠在西北吃到新鮮的嶺南荔枝，依靠的就是四通八達的館驛系統。不僅是館驛制度需要大量馬匹，還有遞馱制度也要佔據大量馬匹。不論是皇親國戚還是內外百官，都要按照等級配置相應的馬匹數量。

民族和諧融於絹馬

大唐憑藉強大的騎兵征服了一眾少數民族，平定四海後又憑藉華美的絹帛，同少數民族開展了繁榮的邊關貿易，引進了大量馬匹。在大唐前期，唐太宗、唐高宗就曾多次派人到域外購買馬匹，唐玄宗時期一年的馬價絹，則高達五十五萬匹。

在絹馬貿易的推動下，少數民族的經濟、文化、生活習慣都發生了改變。

中原地區的農業、手工業生產技術傳入邊疆，一些少數民族開始適應定居的生活，由此也誕生了一批新的城鎮。

由於大唐強盛的國力可以購買大量的馬匹，在巨大的經濟利益的吸引下許多的少數民族商販來到長安等內地，極大地促進了多民族的文化交流。

由於少數民族自身經濟、文化、生產水平的落後，隨著貿易往來的深入發展他們更加積極主動地融入到中原地區，對多民族融合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到了中晚唐時期，由於國家實力衰弱興盛一時的絹馬貿易，成為了大唐的經濟負擔。“安史之亂”後，郭子儀向回紇借兵平亂，因此大唐不得不以大規模的購買馬匹這種經濟輸出的方式同其保持同盟關係。

但是，動盪不安的時局讓中央政府的財源日漸枯竭，以致於唐代宗不得不採取減量不減價的方式向回紇購馬。

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少數民族對於中原地區的依賴之深。

不朽的大唐馬政事業，超越千年的馬鳴之音

大唐的馬政事業不僅對國家發展產生了全面而深遠的影響，促進了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發展。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盛世貞觀之治，就是以馬政事業作為堅實的基礎。大唐憑藉舉世無雙的鐵騎軍團掃平了邊疆隱患，為天下百姓爭取到了極其寶貴的休養生息的時間。

馬政事業不僅推動了絹馬貿易的發展，還帶動了交通運輸業、絲織業、製革業的發展，為王朝的經濟繁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由於馬政事業興盛時期，全國馬匹數量規模過大，加之自然死亡和戰爭消耗的原因，馬肉也成為了人們喜愛的肉食品。

在少數民族的影響下，馬乳製品也傳入到了內地。在馬政事業大發展的促進下，詠馬詩成為了大唐文化的一朵奇葩，馬球運動也成為了風靡社會的時尚娛樂活動。

唐人對於馬的熱愛是超乎尋常的，就是女子騎馬也在社會上蔚然成風。

大唐馬政事業的影響並不僅僅限於自身近四百年的基業，還對後世朝代特別是宋朝的馬政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或許是由於自身發展條件不足，宋人極其重視總結大唐馬政事業的利弊得失並對其作出了高度的評價。

歐陽修、王安石、範祖禹等宋朝名臣，都對大唐馬政事業作出了深度思考和精闢總結。在馬政政策的制定上，宋明清三朝廟堂者都以大唐的馬政事業作為藍本。後世繁榮的茶馬經濟，也是以大唐的絹馬貿易演變而來。

結語

始自唐太宗開創的馬政事業，始終與大唐的國運密切相關。盛世大唐在馬背上誕生，但是後世的衰落卻無法再託舉起馬政事業昔日的榮光。

大唐的馬政事業，作為古代社會的巔峰之作，卻沒有隨著王朝的滅亡而消失在歷史的煙雲之中，反而在以後的漫長歲月中在不同的王朝出現它特有的身影。

比起在政治上的影響，大唐的馬政事業在人們生活、文化上的影響更為顯著和持久。唐人對於馬的熱愛遠超歷朝歷代創造了燦爛的馬文化，也使得馬政事業成為不朽的傳說。

參考文獻：

《唐六典》

《太平廣記》

《新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