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川西北地區本地

“番眾”因應於區域地理環境，常具星散不群的組織特徵。因此在 明中期以前，除卻偶發的嚴重軍事危機以外，川西北地區與毗鄰的“西番四衛”———西寧、河州、 岷州、洮州相比，防務壓力並不算大，這也間接造成了軍衛系統在官員架構、軍事政策、駐防方 針、軍士生計方面的疲敝。而正德年間開始的蒙古勢力南下川西北，則形成一股外在推力，重 塑了地區的區位價值，也迫使明廷重估區域的地緣意義。 十六世紀初，因為達延汗的崛起，蒙古諸部落間爆發戰爭，明朝北方邊疆的政治局勢為之 大變。其時大股蒙古勢力越過河西走廊，進入時稱“西海”的青海湖地區。雖然此批南下者多 在蒙古內戰中為達延汗擊敗，但其軍事實力不容小覷———在進入青海湖地區以後，他們隨即對 區域內的“番眾”展開攻伐，並奪得了對後者土地、人眾的控制權：“蒙古部酋亦不剌、阿爾禿廝 獲罪其主，擁眾西奔。瞰知青海饒富，襲而據之，大肆焚掠。番人失其地，多遠徙，其留者不能 自存，反為所役屬”。此一過程，被李文君概括為“自元朝以後蒙古族重新大規模進入西海的 先聲”。而除卻在青海湖一帶盤桓，蒙古勢力亦遊走於今甘肅、青海與四川交界地區，並頻繁 擾邊。

蒙古部族的出現，成為川西北軍防體系於十六世紀前期進行系統性改革的重要外在推 力，具有“催化劑”的作用。 明代前期，明軍尚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川西北草原：“先年馬軍不減八百，常年於春深草茂 之時，馬政官督率，直抵迤北草地，屯營牧馬……而有盛威之機。”而及至明代中期，則已是“（草 地）不復為我有也”。此中的關鍵節點，在於正德以降以蒙古右翼領主亦不剌為首的異姓權 臣部落的到來。正德九年，蒙古部族“逾河南，入蜀幾千裡”，十年時則“過黃河，遁往四川松 潘”，及至十一年，又“至四川邊境”。就此，時人評述道：“賊既挪營，竊伏西海……烏合為巢， 歲復一歲，醜類漸繁，乃敢寇我洮、河，深入松潘地界。”正德後期出現在松潘邊外草原的蒙古 勢力，使得明廷川西北防區壓力陡增———在此之前，川西北“番亂”至多是地方動盪，但若加入 蒙古因素，則事態即升級為影響整個王朝西部的軍事防禦危機。事實上，正德十年時，本地“番 眾”已經表現出與蒙古勢力合流之勢：“虜亦卜剌屯松潘境上，掠番夷諸寨，諸番乘變，亦糾眾以 侵松城”，“北虜長驅侵入漳臘，而鄰寨熟番被其殘破……投降於彼者亦多”。此一趨勢延亙 至嘉靖中期：“嘉靖二十九年，漳臘二十九部羌元壩、潘咂、商巴、石嘴等與北庭小王子吉曩相 通。”而“番”寨中對地方軍防形勢頗為熟稔的“番眾”及漢人流民，便在此語境中成為蒙古勢力侵犯川西北防區的先導勢力：“亦不剌虜犯松潘境，川人大恐，番夷磨讓六少等為之卿［向］ 導，攻掠各寨”，“知我虛實，挑端引釁，貽患地方。昔年空龍寨李狗兒，橫樑寺漢人結撒兒，是 其驗也”。以此，蒙古勢力南下成為一條“導火索”，使得本地“番眾”與明軍的對抗形勢愈加 嚴峻，因之迫使明廷一反之前數十年的保守內縮姿態，在川西北地區發起軍事改革，以期穩定 西部軍防。 正德中期到嘉靖前期，為了應對變化的地緣格局，明廷開始革新川西北軍防系統。

其時的 諸般改革措施頗具針對性，以消除前述十五世紀後期的軍防系統弊端為主要目標，尤其典型 者，在於官員架構、防區劃分和軍事設施三個方面。 十六世紀前期，川西北地區的官員職級、職掌皆得到了相當的調整。先有 高 階 文 官 的 設 置。 正德十五年，巡按四川御史黎龍奏稱，“松潘……副總兵等官秩任偏小，乞令巡撫都御史盛 應期以春夏駐松潘，秋冬巡腹裡，庶事有責成”，得明廷允准。與此同時，四川地區的總兵之 職亦得重設。而諷刺的是，此一設定的緣起實為松潘武將懼怕蒙古大軍壓境，賄賂中央以求調 任，所謂：“升分守松潘等處副總兵都指揮僉事吳坤為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四川。以陝 西綏德衛都指揮僉事張傑充副總兵代之。四川舊無鎮守總兵官，會亦不剌走入四川境，將掠彰 臘，坤以副總兵兼鎮守，欲避虜，乃言松潘去省城遠，勢難兩及，請更設總兵一人。且私賄本兵 者，遂以命坤。”與高階文武重掌大局相輔相成者，為地方軍防架構的完善。因應於地方陡增的軍防壓力， 嘉靖初年出任巡撫四川都御史的胡世寧上奏力陳，要求改革川西北軍防架構，並尤其強調建立 轄屬層級明確、權責劃分清晰的“副總兵－參將－遊擊－守備－各堡提督”軍事系統。在胡世 寧的動議下，遊擊一職得以重設，並“增一員專管疊、茂”。與此同時，遊擊領兵往來巡視的軍事 功能被尤其強調，即“不時輪往松潘巡察，以振威武，或他邊有警，腹裡寇發，量其事勢輕重調 遣，朝報夕發，早行撲滅”。此一倡議，主要針對的是弘治以後川西北諸防區各自為政，缺乏 整體聯動的防禦機制，而彼時明廷的整飭，亦使得軍防系統的內在凝聚力得到了顯著提升：“自傅泰奏改分守已析松茂，各自為鎮，至都督何卿，始命兼管如初。”除卻統合松茂防區以外，川 西北地區其餘關節要害之地亦多加設武將防禦，如正德十六年時命張倫守備“番蠻喉襟，全蜀 藩屏，最為要害”的壩底地方，嘉靖二十年則在松潘以北“漳臘地方宜增設守備一人”，並“以 都指揮體統行事，增官軍一千員名”。

松潘北部地區靠近邊外草原，因此設定掛守備指揮職、 行都指揮權的漳臘守備，且增兵把守，當理解為對邊外蒙古勢力的直接應對措施。 正德至嘉靖前期革新川西北軍防系統的第三重面向，在於整飭修繕十五世紀後期開始漸 趨殘破的川西北軍防設施，具體又分為邊牆及關堡。先看邊牆。其時對邊牆的加強，主要針對 所謂的“松潘南路”，即松潘以南至茂州之間的軍糧通路。此一通道對於維繫川西北防區的後勤補給而言價值尤大，然而弘治年間，因為一次失敗的軍事行動，明軍對松潘南路的控制權落 入本地“番眾”手中，“弘治間，副總兵韓雄失機……番遂縱橫，南路梗阻”，因之極大影響了糧 運及班軍輪戍，“蜀人號南路為死亡城”。雖然明廷一直希望恢復對松潘南路的控制，“此路之 得失系松潘之利害如此，其不可不復也明矣”，卻未能遂願。及至正德到嘉靖前期，松潘南路 再次成為明廷銳意興復的重點。而恢復南路的第一步，則是整飭軍防基建，尤其是透過開鑿山 徑、修造牆柵來保護山路通暢。在川西北邊防將官眼中，沿路造牆是最適合本地的防禦機制， 因為這符合由本地地形造成的敵我互動模式。郭應聘即言：“蜀之番情與北虜異。北地平曠， 彼可以往，我兵亦可以馳。若蜀邊之地，自灌口以至松州，幾及千里，兩山夾河，僅通一線之路， 碉寨星列，悉據山巔……即此一線之路，在我軍之經行有限，在諸番之往來無常。”因此，正、 嘉時期的邊衛官員多從此角度加強南路防護。如正德年間有“長寧堡迤北山路至實大關止，舊 在山麓，久被河西諸番射箭擲石阻截經行……指揮曹昱等鑿修山腰新路，矢石不能及，其慮深 哉”，嘉靖時則“自茂、威迄松潘、龍安，夾道築牆數百里”。又松潘南路以外，松潘東路亦“自 三舍堡至風洞關修完牆柵五十餘里，邊城有賴”。除卻加護道路，正、嘉時期的軍衛官員亦發動了一股造城築堡熱潮。在松潘北部的漳臘地 區，因為蒙古勢力的到來，軍防設定不斷得到強化：“嘉靖十一年虜賊深入為害”，“巡撫宋滄 建立靖虜墩，於松屬之漳臘後山及西山二處嚴兵駐守，以斷北虜入寇之路。嘉靖二十年，巡撫 劉大謨、巡按王珩奏……修築官廳、營房、城堡及邊牆”。一時之間，漳臘地區“關隘新建，墩 臺重修，屯堡俱高深完固，而據守有賴”。而在松潘以南，嘉靖十三年時，疊溪城東南二關得 以展修，嘉靖十五年時，則因“番眾”圍攻，新築茂州外城。據地方軍衛官員統計，十六世紀 前期，川西北軍衛官員在松潘南路共“建築沿邊營房二萬餘間”。而從數量的角度考察地區 軍事設施的修築，亦可看出當時明廷軍防政策的轉變。

筆者利用《威茂邊防紀實》的詳細記載， 析出威州、茂州地區關堡的建造年代，由表格資料顯示，威茂地區關堡在明初、明中期時經歷了 兩輪修築熱潮，而在嘉靖時幾乎全部重修。又由文獻所錄之地區墩臺的修建情況可知，十五世 紀後半葉，整個威茂地區僅修建了１６處墩臺；而正德後期至嘉靖前期的二十餘年間，地區便新 建３８處墩臺，且在數條交通要道皆有所設定，並且幾乎皆為始修。新築及修繕的軍事設施 對強化軍防頗具效用，如正德年間兵部尚書王瓊即言：“番賊請降，皆都御史馬昊修復關堡有以 攝之。”可以說，軍事設施的營建、修繕，為此後數十年間川西北軍衛系統的“轉守為攻”奠定了基礎。 因為明代中期達延汗崛起造成的蒙古高原內亂，大量蒙古部族南遷至青海東部、甘肅南部 及川西北地區草原，攪動了區域社會的權力格局，對川西北軍防形成了巨大的外在壓力，間接 促發了明廷對區域防禦體制的改革。此一“多米諾骨牌”效應的聯動機制，對頗顯衰廢的邊區 軍防系統構成挑戰，併為十六世紀中期川西北地緣戰略格局的重塑做了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