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二十六人中，有人悲哀病亡，但更可悲的是，有人不願意再回到自己所謂
“落後”的國家。
而前者只有三人，其餘的大部分都是後者。
同治十一年的八月（
1872年），容閎計劃了三年、清朝廷準備了兩年的“留學生”計劃正式啟動，由
“太常寺正卿”陳蘭彬
為監督，
容閎
為
“副監督”，帶領著第一批“三十人”從上海出發，目的地是美國的舊金山，這在後世可以說是讓人感到“羨慕”並且得以一飛沖天的機會，可在當時，卻是讓人“敬而遠之”。
第一批的三十人，包括後來的九十人，幾乎沒有什麼達官貴族的兒子在其中，換句話來說，那就是整個大清的官僚階級、統治階級，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傲慢和對科技的無知，即便李鴻章等人深諳
“開眼看世界”，但這種思想的背後，還是對列強國家一種無時不刻的“恐懼”。
這一百二十個留美的兒童，大多數都是在
12歲這個年紀，除了極個別大一些或者小一些的，他們的出生時間都是在“咸豐十年”（1860年），他們絕大多數來自於廣東，而他們的形象，大多數都是面黃肌瘦，這是唯一一次可以改變他們命運的機會，即便他們知道，他們只是“探路”的。
不管怎麼說，大清朝廷為了這批去探路的孩子，都還是花了十數萬白銀，在不久的將來，這些孩子也會受到自己人生中第一次精彩的
“洗禮”。
其實留美計劃，整個清廷的出發點是很好的，以李鴻章為首的頂級大臣都認為，他們應該拋開對西方的偏見，學習他們的強術，這說的就是軍事技術：
“洋人專攻制器，窮年累月，竭精研思，其制器之人，即是善算之人”。
因為李鴻章已經經手多年的
“洋務”工作，甚至主導佈置了很多清朝的“工業”製造產業，所以李鴻章知道西方人的“數學”是整個體系中的基礎，所以李鴻章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讓這些孩子去學好以“西方數學”為基礎的相關知識，在十五年後，回國服務。
十五年後，他們也只是接近三十而立的人，那將是大清新鮮的血液。
從李鴻章的這個觀點來看，自然會覺得其實清朝也沒有那麼迂腐啊，可是為什麼這批留學生卻
“草草歸來”呢？
其實除了李鴻章等人的“遠見”以外，實際上還有更多的“偏見”，包括李鴻章自己，都是偏見的一員，只不過這種偏見不再是認為西方是“蠻夷”那種強弱歧視，而是從“文化角度”出發的“夷夏之別”，用一個更常見的詞來解釋，那就是“華夷之閡”。
為什麼這些大臣不派出自己的孩子去西方學習，這就是主要根源：
“尤懼文人學士清談高論，以用夷變夏相詆呵”。
容閎這種留過學，思想經過西方國家洗禮的人，他深知自己的國家是一種被傳統儒家充斥思想的輿論環境，他最怕的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士大夫會保持自己在思想上的傲慢，從而導致了這個計劃中斷，可是容閎沒想到的是，他竟
“一語成讖”，後來發生的事情，果真是因為文化的衝突引起的。
從文化的角度來說，容閎是一個
“異類”，雖然李鴻章看得起容閎，但是他卻不認同容閎，因為這個容閎在他的眼裡，太不修邊幅，卻常常自詡為“自由和浪漫”，所以李鴻章根本沒把留學生的領導權全部交給容閎，而是讓陳蘭彬主導：
“熟悉洋情，語言文字較荔秋差強，但其漢文欠深，亦不甚知大體，亦是一病”。
李鴻章說，容閎不識大體，這是一個大毛病，事實上，李鴻章的觀點，不是他一個人的觀點，而是能代表所有大清官僚的想法，所以在到達美國後，容閎和陳蘭彬爆發了很多次衝突，衝突的根源就是，容閎竟然主張讓自己的學生們
“自由戀愛”、“自由剪髮”、“自由信仰”
（信基督），這種種的放縱，讓陳蘭彬這位都不算太保守的儒家人，都看不下去了。
當陳蘭彬的
“訊息”回到國內，國內的官員無不指責容閎。
被陳蘭彬如此
“批判”，容閎也是啞口無言，因為這確實是事實，可文化思想的紛爭，又從何做解釋，就好比西方列強入侵中國，他們不打招呼，根本不去考慮孔子所說的“名正言順”，就因為想搶，便開打了，這就是西方人的“直接”，容閎認為，想學習西方的先進，要先從思想入手。
與此同時，留學的幼童們已經開始了自己的
“新生活”，他們第一次接觸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因為他們本就是十分聰明之人，通過了考核得以出國，在國外，他們適應得很快，甚至是一些美國聰明孩子都需要很久才能學完的課程，他們多於別人數倍的效率便完成。
其實這批留美兒童不是沒有獲得美國人的
“稱讚”的，有一部分美國學者認為，傳統的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時，比起單純的西方文化要強，比如說儒家常說的一些思想，本質就是有很深的“哲學”道理在其中，而美國人沒有儒學，沒有這種看似“生而帶來”的天賦，所以中國的小孩，確實學習能力更強。
這一百二十人裡，後來考上美國大學就超過五十人，其中考進耶魯大學是最多的，高達二十二人，比如著名的
梁敦彥、蔡紹基、詹天佑
，他們都是耶魯大學的學生，除此之外，還有八名學生進入麻省理工學院，三名進入哥倫比亞大學。
在耶魯的校園中，有著很多
“中國人”的傳說，比如參加賽艇比賽，帶領著耶魯隊連續兩年戰勝哈佛的舵手“鍾文耀”，又比如耶魯歷史上著名的棒球隊“東方人隊”，這支棒球隊中幾乎包含了所有的在耶魯的留學生，在賽場上，他們的動作和姿態絲毫不遜色於美國人，是當時耶魯的一道風景線。
不得不說，他們聰慧和好學，讓西方人正視了東方人，正如蔡紹基在美國時發言所說：
“中國只是睡著了，她將會再次醒來”
。
蔡紹基這番愛國尊己的言論，自然是彰顯了大國的氣派和自信，值得被誇讚，但問題是，清政府看到的
“第一問題”卻不是蔡紹基的“愛國”精神，而是蔡紹基以及他的“同學們”，居然把“辮子”給剪了，在大清，這可是死罪，這個訊息傳回國內時，頓時引起了大清官僚的反對，就連李鴻章都認為極其不妥。
為什麼這些留學生敢剪辮子？
因為在留學計劃開展的時候，這些孩子們是
“寄宿”在美國的一些高知識分子家庭的，這大致是美國政府所安排的，所以這些孩子們平時根本不是跟容閎、陳蘭彬等大清官員住在一起，他們只是定期會面、彙報，不難猜測，如此的生活環境，自然讓這些孩子們開始“叛逆”了。
最重要的是，容閎都同意，因為留過學，容閎知道這都是正確的，這才導致陳蘭彬不敢再接手負責留學生的監督工作，光緒二年（
1876年），陳蘭彬提出“交接工作”，自己去負責外交工作，讓吳嘉善（吳子登）趕赴美國，代替陳蘭彬。
當吳嘉善到來後，這些行為“叛逆”的留學生們，簡直就成了“十惡不赦”的代名詞了。
吳嘉善其實是大清官員裡為數不多的
“外語人才”，因為吳嘉善常年和西方人打交道，所以吳嘉善對西方文化很是熟悉，可吳嘉善卻是“最悲哀”的一種先進人才，又或者說，他的先進思想太侷限了，在吳嘉善看到了這些留美的兒童們紛紛“易服剪髮”的時候，他勃然大怒，認為這是對慈禧和光緒皇帝最大的背叛。
於是吳嘉善開始了對這些留學生
“打罵”的生活，吳嘉善這麼一位“西學人才”都對這些留學生唾棄不已認為他們：
“非特無異於國家，亦且有害於社會”。
那麼那些朝廷的官員們又會怎麼想，李鴻章等人又會怎麼想，雖然李鴻章等人的
“進取學習心”值得讚賞，但是看待一個人，不能超出他的時代眼光，他們更傾向於吳嘉善說的是事實，於是全權授予吳嘉善對這些留學生們的“處置權”，李鴻章更是直接“架空”了被陳蘭彬和吳嘉善多次彈劾的容閎，說白了，李鴻章等人始終沒把容閎這個留學派當成自己人：
應由子登太史設法整頓，以一事權。
留美學生們的
“末日”終於被吳嘉善帶來了。
而到了
1878年，也就是光緒四年的時候，爆發了一件埋下了留學生提前歸國的致命隱患。
這一年，以容閎的侄子
“容揆”和另一位留學生“譚耀勳”為首，聯合了另外十一位留學生建立一個名為“中國基督教家園傳教會”的組織，這個組織的目的就是其名字所寫“基督傳教”，其實一開始，吳嘉善是沒有發現這個教會的，可在一次留學生聚集向孔子“鞠躬”的時候，這些教會中人居然拒絕鞠躬。
除此之外，他們還表示要回國
“傳教”。
這些話聽在吳嘉善的耳朵裡，宛如是驚天巨雷，就連容閎都感覺不妙，因為這幾個人居然想著推行基督教，這本質上就是和儒家對立，這不就是毀掉大清的根基嗎，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太平天國的事情在大清發生結束還沒有多少年，誰敢保證譚耀勳和容揆不是下一個
“洪秀全”。
於是一場
“大遣返”開始了，這十三名被明確指出是“信教”的兒童被勒令遣返，可是譚耀勳和容揆卻拒絕回國，抗令不尊，自此之後便留在了美國。
其實在這一批留學生遣返之前，大清政府也有強制遣返留學生的舉動，在光緒二年的時候，一名名為
“史錦鏞”的留學生就被強制遣返了，因為史錦鏞的“作風”不良，他不僅易服剪髮，他還和美國女孩談戀愛，還頻繁進入基督教堂，在大清官員看來，這是走上了歪門邪道，李鴻章也覺得是讓他們去讀書強國的，而不是讓他們去享受生活的，因此遣返了他。
所以在美國時期，留學生們和吳嘉善的矛盾已經達到了巔峰，吳嘉善是再也容忍不了這些留學生們花著國家給予的白銀，然後一邊在毀滅著自己的民族文化，幾乎每一年，吳嘉善都在向李鴻章提前
“結束留學”的事情，更別說經歷了“鍾耀勳事件”後，誰對這些留學生，都不再放心了。
於是在光緒七年，原本堅定支援
“留學生計劃”的陳蘭彬被吳嘉善幾年來孜孜不倦的“抨擊”打動了，於是陳蘭彬只能放棄支援留學生計劃，他向朝廷做出自己的最後建議：
“外洋風俗流弊多端，各學生腹少儒書，德性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實易沾其惡習，即使竭力整飭，亦覺防範難周，亟應將局裁撤，惟裁撤人多，又慮有不願回華者，中途脫逃，別生枝節等語”。
陳蘭彬的觀點很中肯，沒有吳嘉善市場出現的
“辱罵字眼”，但是吳嘉善所發現的一些情況也不是不存在的，比如這些留洋的學生，內心的信仰和思考當時已經改變了，回到大清，很有可能就是“碰撞”的災難，所以為了及時止損，便讓他們提前回國。
其次，陳蘭彬提出了不讓驚動這些留學生們，以免他們
“不想回國”，事實上，這幾年留學過程中，被強制遣返的人已經是十個左右了，可這其中都還出了容揆和譚耀勳這種不願意回國，強制抗令的，陳蘭彬也怕清政府這幾年的投資都打了水漂。
可是回國這種事情，哪裡能說是
“騙”這些留學生回去，這些留學生們，個個都是聰慧之人，他們在美國有了自己的圈子和人脈，要想不回國，方法也並不少，所以當大清的“遣返令”下來之後，能踏上回國之路的只有九十四人。
而這九十四人其實是有些
“遺憾”的，因為他們有的人剛考上大學，特別是耶魯大學，如果繼續深造必然前途無量，但他們還是選擇服從國家的安排，回到自己的祖國改變自己祖國落後的樣貌，所以這些人也是偉大的，在經歷了一個較為寬鬆的社會之後，仍舊能保持赤子之心回到自己的國度。
所以，
120位留學生，在光緒七年只回去了94位，有一部分是已經被強制遣返了，再除去那三個已經病逝的學生外，其餘的就是不願意回到中國，執意在美國開啟自己的新人生，對此，清政府也沒有什麼追究的辦法，只能順其自然了。
不過留學生們沒想到的是，他們還在回國的路上的時候，自己國內的“報紙”就開始在“打壓”他們了。
當年《申報》就對歸國的留學生開始
“炮轟”，箇中言論可謂是將留學生們說得一文不值：
“國家不惜經費之浩繁，譴諸學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後不知自好，中國第一次出洋並無故家世族，鉅商大賈之子弟，其應募而來者類多椎魯之子，流品殊雜，此等人何足以與言西學，何足以與言水師兵法等事”。
申報的言論十分
“藐視”這些留學生，其中最沒有道理的，就是上面提到的
“無故家世族、鉅商大賈子弟”
，這句話的意思就把留學生們是
“試驗品”的意義給點出來了，這不正是一種羞辱，而且一份報紙，他在上面把這些留學生們的“出身”大書特書，說什麼
“椎魯之子”、“流品殊雜”
，認為他們這些普通人，就算有學識，也根本沒資格和朝廷談論
“西學”和兵法。
留學生們看到這種言論心裡是怎麼想的，沒人說過，但可以想到的是，當他們學習了西方的先進知識後，抱著憧憬回國後，遭受到的第一次
“傷害”，竟然是來自於這些官僚們的人身攻擊、精神傷害。
所幸的是，這些留學生們的內心是強大的，他們知道封建帝制很多時候就是這樣，強調馭下，強調唯吾獨尊，可是他們卻不計較，他們知道，他們要拯救的是這個垂危的國家，這個國家困苦的百姓，所以他們堅持下來，發展國家，讓大清在最後的幾十年裡，快速走向工業化。
即便大清滅亡了，他們也幫助中國完成了時代的過度，也是在大清滅亡後，當年執意不回國的一些學子也回到自己的祖國
“添磚加瓦”，不論如何，洋務派的這一次試探和留學生們給予的回報，乃是成功至極的。
這也是古代中國歷史，難以抹去的一百二十個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