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制度下的敕語，敕語以天皇的名義簽署、釋出，是以主權者的身份對全體國民釋出的地位，高於其他任何法律的檔案。事實上，相對於《教育敕語》，《軍人敕語》頒佈更早，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前者的基調。

透過兩部敕語的頒佈，將忠君愛國這種過去，只佔日本少數的武士階級的生活方式，轉變成了全體國民的理想，為後來軍國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溫床。軍國主義對外採取為極端民族主義，表現為擴張和侵略；對內則採取極端的集體主義，表現為專制和獨裁。

明治政府自成立之初就帶有明顯的侵略性，這點從“徵韓論”等具有擴張傾向的思想中可見端倪，當時政府反對徵韓並不是因為主張和平，而是為了進一步發展國力再行擴張。在選擇國家發展道路上，對於普魯士的青睞也在側面反映出，這種帶有強烈國家主義色彩的侵略性。

同普魯士一樣，日本也同樣急於實現國家的統一、獨立與富強，但卻困於內外危機交迫，難以在短期內遂成其強國的目標，急功近利的民族心態，促使其摒棄了和平發展的必要民族主義，而選擇了保守的進而極端的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成為日本推行其極端國家主義的工具，同時也賦予近代日本極端國家主義，以暴戾氣質和黷武主義的精神特徵。

明治初期的“殖產興業”尤其是近代軍工業體系的建立，為日本軍國主義打下了基礎，而明治憲法在確定天皇最高統治權的同時，也確立了軍部的獨立從而為軍閥寡頭專制埋下伏筆。

最後經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日本國內國家主義思想，在於自由主義的交鋒中取得壓倒性勝利，而這種逐漸狂熱化的國家主義逐步畸形的膨脹，形成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