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河北省館陶縣的人們來講，“陶山”是一個有著極其重要意義的文化符號，因為它是館陶之名的源泉，最早在唐朝的《元和郡縣誌》中就有記載：
“館陶縣，本春秋時晉地冠氏邑，陶丘在縣西北七里，趙時置館於其側，因為縣名”。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誌》中有關館陶縣來歷的記載
無“陶山”，就沒有“館陶”一名
館陶在春秋時期為“晉地冠氏邑”。“邑”是先秦時期對人們聚集地的一種稱呼，規模有大有小，今天大大小小的城市、縣城、鄉村有很多就是由那時的“邑”發展而來。可以說如果沒有陶山，“冠氏邑”一名很可能會在今天館陶縣一帶沿用到今天，當然後來隋朝在館陶東部析置新縣時，就不能再以“冠縣”為名了。
在明、清時期館陶的地方誌中“陶山”“陶丘”是一回事
雖然在《元和郡縣誌》、清朝《館陶縣誌》記載館陶的來歷中“縣西北七里有陶丘，趙置館於其側，故名館陶”，用的是“陶丘”，但縣誌中也有《陶山記》《書陶山記後》等文章稱其為“陶山”，哪怕是館陶古八景裡的第一景也是“陶山夕照”。
清朝《東昌府志》中，館陶縣旁就同時繪有陶山和陶丘
之所以在稱呼上有“丘”和“山”的差異，想來有兩個原因：一是丘是小山的別稱，兩者可以混用；二是因孔子名“丘”，清雍正三年（1725年）尊孔避諱其名，或許此時改“丘”為“山”的。
不過在清時《館陶縣誌》的記載中卻有一處“陶山”和“陶丘”同時出現：
山川：
陶山，在縣西南五十里，《禹貢》：“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即此。
清朝乾隆年間《館陶縣誌》中記載的陶山
《禹貢》是我國的古代名著，是《尚書》中的一篇，其著作時代一般被認為是在春秋戰國時期，不過作者為了讓作品更具有權威性，就託名為上古聖人“禹”的創作，因此定名為《禹貢》。正是有了大禹的這道光環，在時刻把聖人的言論奉為圭臬的古代，《禹貢》中的記載無疑是對事情真實性最權威、最正確的註腳了。此外，《館陶縣誌》中的這個記載還在明朝天順年間編修的《大明一統志》所引用。
雖然“陶丘”在《禹貢》中有記載，但是人家並不是說館陶的“陶丘”！有很大的可能是在編修《館陶縣誌》時被編撰人員引用錯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在《禹貢·導河》中人家的原文是這樣的：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
看到了沒，在“東出於陶丘北”後面還有內容，而不像縣誌裡記載的那樣，就倆字“即此”，而是“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
西周時期地圖上的濟水及曹國示意圖，曹即陶丘
沇水是濟水的上游，滎是滎澤，均在河南省；菏是指的是菏澤，汶是汶水，在山東省，和館陶並不能產生聯絡。
估計當時編修縣誌的人員，在《禹貢》中找到了唐朝《元和郡縣誌》中所記載“陶丘”的“權威”依據，如獲至寶，不假思索，迫不急待地拿來就用，以至於無視“濟”“滎”等和館陶毫無交集的兩個名詞，不過在看到經過“陶丘”北之後，“東至於菏”，又“會於汶”，才猛然發現更無法和館陶聯絡起來，只能到“陶丘北”就“即此”了。
陶丘在春秋戰國時期，是個很響亮的名字，不是小山丘，而是一座城市！
這座城市就是今天的山東省菏澤市定陶區。春秋末期，吳王夫差開挖了連通濟水和泗水的菏水，進而把江、淮、河、濟有著“四瀆”之稱的四大水系聯絡起來，處於濟水與菏水水運交通中心的定陶迅速發展成為著名的經濟都會，有著“陶為天下中”的美譽。
春秋時期“陶為天下中”的陶丘，與濟水、泗水、河水位置示意圖
當時的定陶名字為“陶丘”。據傳堯定都陶丘，舜在陶丘製陶，還與大禹在陶丘相識；武王伐紂之後，封其六弟振鐸為曹伯建曹國，都陶丘。春秋戰國時期，陶丘則以經濟繁榮聞名於諸國，以至於吸引了有著“民間財神”之稱的陶朱公范蠡來此定居，後來也因此改名為“定陶縣”。據清《定陶縣誌》記載：
范蠡以陶為天下之中，遂定居焉，故曰定陶，秦滅齊置縣，其名至今之。
此外在清《定陶縣誌》的有關“陶丘”“濟水”的記載中，可以清晰的找到本文前面所說的《禹貢》中的記載：“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也只有在這裡，濟水所經的各處才能夠一一對應到位，可見此“陶丘”也是《禹貢》中的“陶丘”。
定陶雖然古稱“陶丘”，但從歷史記載上看，陶丘是一般作為地名來使用，而非山名。據《竹書紀年》、《說文》記載：“堯八十九年作遊宮於陶，十年帝遊居於陶”。“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史記·五帝本紀》記載舜帝也在“陶”耕種漁獵：“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
或許在最初，定陶也是有著一座陶丘的，否則在地名多為單字的先秦時期，僅以“陶”為名就可以了，何必再加個“丘”字？
嘉慶《東昌府志》記載館陶陶山“與此無涉”
關於《館陶縣誌》引用《禹貢》的內容錯誤一事，在清嘉慶年間修撰《東昌府志》時就被發現了，因此在那個版本對館陶陶山的記載後面又加了一行字：
按：《禹貢》陶丘即今曹縣左山，與此無涉。
即《禹貢》記載的“陶丘”，和館陶的“陶山”沒有關係。
就這樣，河北館陶和山東定陶雖然距離在200公里左右，但是因為都和“陶丘”有關係，以至於《禹貢》的記載同時出現在了兩地的志書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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