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推翻自己的制度獲利,從而喪失了領導權!

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我國的影響可以說是全方位的,從十月革命阿芙樂爾號一聲炮響給我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到引領我國黨和國家的建設道路,再到兄弟鬩牆兵戎相向,最後如此一個超級大國。在30年前的冬夜毫無預兆地轟然倒塌,同樣給我們留下了無盡深思。

蘇聯對社會主義建設之路的探索,可以說是史無前例而且無據可依的,眾所周知,打江山難,守江山更難。為了能守住廣袤的紅色江山,對抗內外的敵對勢力,建設一個令行禁止、上下一心的體制在那個時期成為了必然選擇。

70多年間,蘇共由贏得民心、構築陣地到自我陶醉、固步自封、再到自我懷疑、迷失方向,最終自我否定、主動繳械投降、失去靈魂,直至土崩瓦解。

蘇共推翻自己的制度獲利,從而喪失了領導權!

二戰以後,硝煙未盡,冷戰開始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積極進行軍備競賽的同時,大力準備心理戰。美國中央情報局一馬當先,聲稱要“調動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毀敵人意志”。他們廣泛招募各學科的專家、學者,利用宣傳、互訪、偵察、諜報等手段,進行大規模的心理戰:透過援助,支援持不同政見者;利用民族主義矛盾,煽動社會不滿情緒;散佈政治謠言,醜化領導人的形象,製造對蘇聯制度仇恨,培養對西方的嚮往。

1948年8月18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批准了20/1號指令——《美國對俄關係所要達到的目的》。這項指令揭開了一場本質為新型戰爭的序幕,資訊成了武器,作戰的目的是操縱和改變蘇聯的社會意識。戰爭的任務在於使蘇聯社會形成對周圍世界虛假的認識,以利於進一步操縱並控制該國居民及其管理精英。

蘇聯解體的本質,想來還是蘇共為了自己的利益,推翻了自己的制度。最終,小部分人實現了利益最大化,而亡故了一個國家的存亡。

蘇共推翻自己的制度獲利,從而喪失了領導權!

戈爾巴喬夫的歷史角色——共產主義叛徒?自由主義英雄?

1982年11月,

勃列日涅夫

逝世。在勃列日涅夫時代晚期,蘇聯政治又被稱為銀髮政治。1980年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超過70歲,其老齡化程度可見一斑。老人政治固然有穩定的一面,但也同樣帶來了保守、僵化與政治系統失靈。

執政逾18年的勃列日涅夫除了在阿富汗頭腦發熱了一下,素來是以小心行得萬年船的心態處置一切國內外事宜,這當然也包括了選擇身後的繼承人。

蘇共推翻自己的制度獲利,從而喪失了領導權!

勃列日涅夫

作為繼任者上臺的

安德羅波夫

在此前一直是一個低調但有實力的角色,執掌大名鼎鼎的克格勃(蘇聯國家安全域性)達十五年之久。

他上臺後進行了一系列針對勃列日涅夫晚期弊病的漸進式改革,但不遂人願的是僅僅一年零三個月他就死在任上,隨後的繼任者

契爾年科

更是僅僅執政13個月即告病亡。

蘇共推翻自己的制度獲利,從而喪失了領導權!

契爾年科

至此銀髮政治的缺陷已經充分暴露在全黨全國面前,作為對銀髮政治的一種反思,政治局決定將年輕的

戈爾巴喬夫

推上前臺。

1985年3月,時年55歲的戈爾巴喬夫正式出任蘇共中央書記,留給他的紅色帝國看似仍舊不可一世,但實際上已經是千瘡百孔。

蘇共的總書記,也就是現在的俄共的總書記久加諾夫,在關於蘇聯解體的總結的時候,總結了三點原因,可謂是個個戳中要害。

第一,思想壟斷。

久加諾夫認為,蘇聯解體的核心原因之一,就是蘇共將百姓當作行屍走肉,而進行思想的控制。尤其是搞個人的崇拜,忽視百姓自己的思想。使得蘇聯的百姓成為沒有靈魂的生物,跟古代封閉鎖國下,愚民政策下的百姓那是沒有任何的區別,也就是跟現在的伊朗伊斯蘭政教合一差不多。

而百姓思想被控制,就無法突破意識形態的革新,無法推進國家的改革,也無法讓百姓對國家信服。一旦外來思想衝擊,百姓很容易集體受影響,進而整體倒戈,最終國家不復存在,所以思想壟斷那是蘇聯解體的核心因素之一。

蘇共推翻自己的制度獲利,從而喪失了領導權!

一方面,大量的背棄蘇共、聯盟與共產主義的高層官僚宣稱是為了人民從而鼓吹意識形態與政治體制變革,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這些人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一直起著主導作用。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權力掌握的人民手中,才是世界的發展方向,而且給與底層百姓,掌控權力的通道和機會,也是國家穩定的基礎。而蘇聯中後期,蘇聯上層和既得利益者,對於權力的壟斷到了極限的地步,使得百姓,使得城市居民,使得民眾失去上升途徑,失去權力通道。

在權力壟斷之下,百姓成為國家和蘇共的奴役,奴隸,這種畸形的關係,靠武力可以維持,但是終究那是要遭到推翻的。這比古代的封建制度還落後,古代封建制度,科舉考試可以當官,可以掌握權力。而蘇共壟斷權力下,百姓基本上就是奴役物件,自然要反對,自然要失去正統性了。

1989年,國內政治局勢起了劇烈的變化。夏初召開的蘇聯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是根據修改後的憲法召開的。在代表大會熾熱的氣氛中,與蘇共的活動相關聯的一切重大問題全被“遺忘”了,卻提出許多針對它的批判和嚴重指責,而且還號召進行報復。

在有些發言中,可以感到發言人無論作為一個公民還是一個政治家,都還不夠成熟。他們表示,希望能對擺脫了“蘇共壓迫”的這個國家有所幫助;他們自己還對自己開展公開的批評,揭露黨在社會活動中實際存在的問題。不過還有一些是完全自覺的、專為破壞黨的威信而經過精心策劃的行動。

蘇共推翻自己的制度獲利,從而喪失了領導權!

蘇共是通過歷史發展而成就為一個強大的政治組織的,它同國家組織已經水乳交融地連為一體。正因為如此,為解體勢力的利益而破壞黨的威信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但那些導演這一切的人很清楚,為了改變政權和社會制度,必須切斷黨和國家之間的紐帶,因為那是國家賴以生存的基礎。

可以說,“蘇共之所以能走到釀成悲劇的一步,是因為幾十年來它把權力視為自己的專利,它已經喪失了現實的日常政治鬥爭的能力。結果當一個統一的機體喪失了自己最優良的品質——戰鬥性,自我犧牲精神,無私奉獻精神……的時候,它衰退了。”

戈爾巴喬夫說過一句話,他說他上臺的時候,生活,享受比帝王還要大,而且財富無數。尤其是中央官員和權力階層可以隨意揮霍……這句話其實體現的是,蘇聯時期,對於財富的壟斷。

蘇聯時期,除了蘇共,以及相關聯的人員,軍人等少數群體,那是享受財富,利益之外,大部分的百姓那是窮困。或者說無法獲得財富的狀態,百姓無法獲得財富價值的進階,沒辦法獲得財富的增長,最終只是富裕了蘇共等少部分人。這樣的結構,那是註定難以持久的,這也是蘇聯解體的核心。

從1987年開始,建設“民主的、公開的“社會主義就成為蘇共黨內外公開的目標,並引發了一系列混亂狀態的出現。首先是政治領域內部,一批蘇共高層領導在有戈爾巴喬夫背書的情況下,公開宣佈改革的目標是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要求背棄共產主義;其次是思想文化領域,一大群知識分子由於長期意識形態控制所引發的不滿迎來了總爆發,大量的解凍文學、歷史資料重見天日,全社會的思想陷入動盪;再次,這些思想上的、組織上的混亂又從高層下滲到蘇聯勞動人民當中,不僅毀壞了蘇共執政的合法性基礎,也徹底摧毀了蘇聯本就搖搖欲墜的經濟;最後,蘇聯長期存在的複雜的民族問題終於在高壓鍋安全閥解除控制之後爆炸,從波羅的海三國開始,各國紛紛宣佈獨立。

蘇共推翻自己的制度獲利,從而喪失了領導權!

這意味著蘇聯終於走到了曲終人散之時,除了民意與軍隊尚未充分在這場災難中表達自己的態度以外,1991年年初整個蘇聯所依託的中央集權制之下整齊劃一的政治組織、經濟細胞、思想文化生活就已全部土崩瓦解。1991年3月27日,戈爾巴喬夫在全蘇進行了是否繼續保留聯盟的全民公投,76。4%的蘇聯公民贊同保留聯盟。民意本應成為戈爾巴喬夫及蘇共高層挽救聯盟,以避免解體這一最差結局的手段,但戈爾巴喬夫並不能充分認識到即將迎來的結局對他個人、蘇共和蘇聯來說意味著什麼,因而選擇坐以待斃。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和西方的政策制訂者和謀士們認為,思想戰、資訊戰、心理戰是美蘇較量的有力武器。而欲取得效果,進而達到取勝的目的,必須“裡應外合”。

因此,西方專家非常關注在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各種社會思潮和政治流派,並努力與之建立對話的渠道。美國政界和學術界十分希望蘇聯社會出現一種“內部力量”,使這個國家朝著有利於西方的方向“改革”。

布熱津斯基曾提醒人們注意多關注蘇聯的民族問題,認為民族主義在20世紀是強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克里姆林宮在非俄羅斯族群日益增強的民族自覺意識的壓力下做出讓步,那麼通向和平演變的大門就打開了。

蘇共推翻自己的制度獲利,從而喪失了領導權!

為此,西方專家提出,必須破壞蘇共對大眾傳媒的全面控制體系,在蘇聯提倡公開的政治競爭,保障選舉的自由。共產主義的光環一旦褪色,它的滅亡也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