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一個路線的三個人）

從電影開局馬拉列車（馬列主義），按照委任狀上的時間，1919年，不言而喻，“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影片的結尾與之呼應，依舊是馬拉列車，只是開往浦東。

“上海就是浦東，浦東就是上海”，上海在電影中紙醉金迷的意象，與1993年，浦東新區正式成立，片中的老三所暗喻的是誰？也就顯而易見，你可以代入某個人，也可以代入某個政治路線，“走資派”這個歷史塵埃在影片中，馬拉列車向右急駛，一路歡歌改革春風吹滿地，“上海”才是他們心中的歸宿，他們不願意在“上山”，也不願意在“分錢”。

而張麻子注視著老鷹的身影，在夕陽的餘暉下格外落寞，因為不知不覺中，只剩他一個人了，他一如影片開頭的打扮，騎在那匹白馬上，似乎看到了什麼，似乎堅定了什麼，義無反顧的追向了馬拉列車，不自覺地，我腦海裡浮現了那段話：“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影片亦在這裡結尾，然而“歌未盡，東方白”。

（最喜歡這張圖，真正的革命者既要拿槍對準敵人，也要對準自己）

這一首尾呼應，聯想到那一著名的對話，“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律的支配。”

“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電影中的影像浮現，張麻子站在“鐵血十八星旗”的徽章前，門口，一群赤膊的人在門外高喊並下跪，“青天大老爺”，全域性讓我最印象深刻的場景出現，“不準跪”，我想到天安門上那個高呼“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雄偉身影，“皇上都沒了，沒人值得你們跪，我也不值你們跪”，有人注意到這裡張麻子的顫音嘛？我想到的還是那個高呼“人民萬歲”的身影，他是最見不得人民受苦的，這些赤膊的人又跪了下來，又是槍聲，“不準跪”，他不僅要讓中國人民在肉體上解放，還要從精神上站起來。

“我來鵝城，只辦三件事”

“公平”

“還是公平”

這三個公平的背後，是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讓大多數人不能站起來，他看到了這一點，他還看到，即使站起來了，還有慣性，他不僅要改造鵝城，還要改造鵝城百姓的民性，只是人有慣性，歷史也存在慣性，遺留了兩千多年的封建殘留意識，並沒有那麼容易淨化，歷史的慣性與意識的慣性像是一個巨大的彈簧，曾經有人問他，為什麼人民要受兩茬苦？他平靜的回答：鬥爭不夠罷了。

如今，他已經成了一種無害的神像，只是十年的對抗，他終究留下了一些精神烙印在我們靈魂深處。

“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我們在歡呼大聖，而並非把他當作妖怪，這種意識何嘗是理所當呢？

只要有壓迫，存在剝削，歡呼聲便不會停止，張牧之對黃四郎說，“錢和你都不重要，沒有你對我很重要，張麻子說他來鵝城只為三件事，“公平、公平、還TM公平”，怎麼實現這三個公平？一是打倒“黃四郎”，象徵著三座大山，二是徹底沒有“黃四郎”，這個黃四郎象徵著資產階級，也象徵著其對人性的異化，解決前者的辦法是“革命”，解決後者的辦法是“繼續革命”，只是前者，兄弟們幹勁十足，後者，兄弟們說，大哥跟著你不大輕鬆，因為前者，子彈是對準別人，後者，子彈是對準自己，讓子彈飛一會兒。

這，就是“讓子彈飛”這部電影體現的歷史隱喻，而另一面，姜文的“英雄史觀”，是這部電影的敗筆，“讓子彈飛”所體現的人民更多的是魯迅筆下的那種人民，而不是“人民史觀”所體現的人民。

不過姜文的“英雄史觀”與好萊塢的“個人英雄主義”是不同的，而是“英雄”是歷史的主要推動力。

“槍在手，跟我走”這句口號，一是“槍桿子裡出政權”，二是“人民不會無緣無故的跟你走”，張麻子先扔錢後扔槍，就是要發動人民，激起民憤，因為革命者絕無可能自己創造革命，革命是人民中本身孕育的，然而張麻子回頭卻只有一群呆鵝，他明白，百姓，誰贏他們幫誰。

“烏合之眾”，這個詞，用來形容這群以“呆鵝”為意象的人民，在合適不過了，但是，這是“張牧之”的想法，而不是“毛潤之”，張牧之是姜文眼裡的毛潤之，如果誰勝利才幫誰，那人民只有解放戰爭的時候才能發動了，姜文只看到“英雄”創造歷史的雄偉意象，卻沒有看到人民才是歷史的全部，這兩者的顛倒，張牧之說：誰贏他們幫誰，“毛潤之”說：他們幫誰，誰贏，這兩者的轉變才是根本的立場，因為這個轉變，“劣根性”變成了“缺點”，“批判”變成了“批評”。

沒有這樣的覺悟，張牧之面對雄鷹的迷茫和不肯“進城”的堅定，只是中國文化精英階級“功成身退”意識的另類形態，而非“共產主義覺悟”的堅定與一往無前。

還有一個情節折射了這一點，就是在攻下碉堡後，那個問張牧之要椅子的中年人，“人民”，在這部電影中，如同那群“呆鵝”，姜文對歷史的解讀並非是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和站在人民的立場，而是自幼生長環境下的紅色英雄情結和嚮往先輩們的“英雄史觀”。

小六子在片中，有人說隱喻毛岸英，是也不是，小六子象徵的是沒有經過鬥爭，單純有共產主義信仰的年輕人，小六子說他想當縣長，張牧之糾正了他的想法，讓他既不要當縣長（官僚），也不要當土匪（革命家），讓他當學生，讀書，多聽莫扎特，因為在中國積澱了幾千年的政治厚黑學面前，小六子幼稚的和嬰兒一般，張牧之卻對小六子抱有很高的期望，這個期望不是當縣長，也不是當馬匪。

這部電影有很多隱喻，比如兩顆鑽石（雙石協議），開場的斧頭（馬列毀於“斧”），老二、老三等人代表誰或者什麼階級，師爺是誰，這裡面可能是巧合，因為主觀上認識的基調定下來，許多細節也會豐滿起來，但是不管細節上是隱喻還是巧合，在主基調上，張牧之是誰和這部影片講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卻已經不是暗示，而是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