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鎬的推選，是在萬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明廷陸續收到努爾哈赤攻陷撫順、援救撫順的遼東總兵張承胤全軍覆沒訊息後，由吏部主持的會推中產生的。而關於此次會推楊鎬的原因，時任內閣首輔的方從哲，曾向萬曆皇帝做過一個較為詳細的表述：

自奴酋入犯，撫順失守，各城堡敢戰之將、精銳之兵，皆為總兵調去，同時陷沒，所遺者不過守城軍士耳。敗報一聞，人人膽喪，即固守且不能必，敢望其列營對敵，以遏狂虜之鋒乎？今塘報三日不至，道路傳聞遼陽、廣寧俱以被圍。儻此信果真，廣寧離山海只五百里耳，烽火達於近郊，門廷何能禦寇？

時勢至此，可不為之寒心哉？……適見吏部會推兵部侍郎楊鎬，即眾議欲用為經略者。蓋本官昔巡撫遼東，熟諳虜情，威名素著。此時起用，則遼人可恃以無恐，即醜虜聞之，亦且懾服而不敢動，收宿望以救危邊，所繫尤為不小。

不難看出，在當時以方從哲為代表的明廷高層眼中，遼東情況已是十分危急，不光撫順失守，遼東總兵及其調動的遼東精銳之兵更是全軍覆沒，京城霎時間風聲鶴唳，甚至由於三天沒有收到遼東的塘報，而傳出遼陽、廣寧都被包圍的訊息，所以站在他們的角度，當時朝廷的第一要務應是防止遼東局勢的進一步惡化，並儘快穩定恐慌的遼人。因此經略的會推需達到安撫遼人以及懾服“醜虜”的作用，而“

熟諳虜情，威名素著

”的楊鎬當然是理想人選。

那麼什麼叫“熟諳虜情，威名素著”呢？在明代前者一般指有軍事經驗且對“虜”（可具體為倭、播、奴等詞）有相應瞭解，類似的還有什麼熟知虜情、熟知邊情、熟知兵事等，而後者一般表示有不錯的戰績，二者都是明代推薦邊方大員的常用標準。

而楊鎬的履歷是完全滿足上述條件的，他在萬曆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一直擔任遼海分守道，二十五年任經理朝鮮都御史，三十八年至四十年任遼東巡撫，而且楊鎬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優勢，他在有資格的大臣之中年資很高，而年資可以說是明代官員升遷最重要的標準之一了。萬曆四十年的時候，升任薊遼總督的薛三才就曾表示楊鎬“巡撫之資亦十餘年”，並推讓總督之職於楊鎬，而會推經略時，薛三才都已經是署理兵部的戎政尚書了。

不過，以楊鎬的履歷，在當時被推選為經略，雖然是綽綽有餘，但據方從哲所言，似乎在這次會推中，只產生了楊鎬一個人選，這在明代後期的會推中是比較少見的，也反映出當時可供明廷選擇的人已然不多了。

實際上在薩爾滸戰敗後，這個現象便再次出現了，而這一次的會推人選則是熊廷弼。針對這個現象，時任翰林院簡討的丁紹軾還專門上疏表示“今日遼之屢敗，果無人乎？……今則所倚靠者止有熊廷弼一人而已矣。嗟乎，廷弼誠可恃也，而堂堂天朝豈祗靠一人之力乎？”

此事在當時鬧得沸沸揚揚，在此就不贅述了。更令人驚訝的是丁紹軾還提到撫順戰敗後選用的遼東巡按陳王庭居然是“初試者”（這個理論上是不符合明代規定的），直指此舉對“危遼”十分不負責任。

不過，當時明廷的情況只怕真可用“無人”來形容了，據時任禮科給事中亓詩教所言，“此時朝中見在之人，內閣止一人，尚書止四人，侍郎止四人，科臣止七人，臺臣領差在京者亦止十人，總之則不滿三十人也”，此事內閣首輔方從哲也有表述。缺員嚴重的明廷也確實很難對這種緊急的任用做到完美無缺。

就如楊鎬的推選，我們先把能進入候選名單的人拉出來看看，能做到熟知虜情，那當然得是遼東巡撫，近十年遼東巡撫的任職有：趙楫、張悌、李炳、楊鎬、張濤、郭光復、李維翰七人。

其中張悌未赴任，郭光復死於任上不用考慮；趙楫是因為著名的寬奠六堡事件被罷，李炳因為長定堡失事被罷，李維翰正是撫順失陷待罪人，都不可能；張濤任內發生了努爾哈赤質子事件，這個事後來被認為是嚴重的戰略誤判，再加上本人年紀也大了，在四十六年年底就死了，也不可能。所以這麼一排下來，最有可能產生經略的歷任遼東巡撫，不就只剩一個楊鎬了嗎。

而且不光是這樣，由於壓力大、任務重、捱罵多等原因，當時有不少的官員並不願意任職。就在撫順失陷的兩個月前，還剛發生了兵部侍郎辭職不被允許，直接跑路了的情況。而當時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已有一年半的黃嘉善，甚至還在家裡待著，就是不去上任，直到撫順失陷，遼東危急之後才動身。

總而言之，明廷任用楊鎬為經略的決定，在當時來看既是合情合理，也是無奈之舉，他們也很難找到一個比楊鎬更合適的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