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豔羨的“拆二代”由物質富翁變成精神“負翁”的原因值得深思

讓人豔羨的“拆二代”由物質富翁變成精神“負翁”的原因值得深思

近年來,在全面推進城鎮化建的背景下,很多農民因為被拆遷而一夜暴富,面對突如其來的物質財富,很多人迷失了自己,甚至用剛剛到手的財富斷送了生活。從拆遷一夜暴富到賭博、吸毒返貧,不僅暴露出失地農民迷失自我的素質短板,也折射出政府對失地農民身份轉變後的管理缺失。

在城鎮化的推進過程中,重建城鄉結合部、平房改造、擴大城市建設圈等程序是不可避免的,這些過程都將涉及到房屋拆遷。在拆遷過程中隨著經濟寬裕,村變社群,農民變市民,村委會改稱居委會,而這並不代表失地農民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上的與時俱進。對許多被拆遷的農民而言拆遷暴富已經成為了一道魔障。本來兢兢業業,每日勞作,經營著一份小康生活的農民,面對突如其來的物質財富,很多人迷失了自己,甚至用剛剛到手的財富斷送了生活。從拆遷一夜暴富到賭博吸毒返貧,不僅暴露出失地農民迷失自我的素質短板,也折射出政府對失地農民身份轉變後的管理缺失。如何讓拆遷暴富農民走出大喜大悲的魔咒,已成為政府和社會亟需關注並破解的民生問題。

讓人豔羨的“拆二代”由物質富翁變成精神“負翁”的原因值得深思

城鎮化程序的加快,不少拆遷地區的人民走上了暴富之路,但突然暴富也猶如一個魔咒一般籠罩著這群暴富者,用徵地款瘋狂豪賭、大肆揮霍,因徵地款引發親情危機,夫妻反目、兄弟成仇、家庭失和……以下列舉的是在城鎮化背景下,城鄉結合部拆遷地區的拆遷暴富者一些“精神負翁”的具體表現。

拆遷暴富使離婚率飛漲,資料顯示。去年全國120多萬夫妻喜結連理的同時,有196萬的夫婦勞燕分飛。從年齡結構來看,22-35歲人群是離婚主力軍,35-50歲的婚姻相對平穩,50歲以上離婚率迅速上揚;從教育背景來看,學歷高低與離婚率高低成反比關係,學歷越高,離婚率越低,學歷越低,離婚率越高。當然,婚姻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但在這城鎮化拆遷程序加速的背景下,經濟成為了引發離婚率提高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的發展,實實在在考驗著人們素質的提高,富人沒有建立起自律能力的時候,他律也會鬆弛。”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陳一筠就曾這樣評價當下的離婚現象。這恰好很好地反映了拆遷暴富者離婚率驟增的原因。本是老實巴交安分守己的人,在有了金錢之後,進出文娛場所的頻率增加,與異性結識和交往的機會增多,不滿足於家庭婚姻,婚外情成為了婚姻破滅的一個致命因素。

讓人豔羨的“拆二代”由物質富翁變成精神“負翁”的原因值得深思

拆遷地區多半是一些知識水平比較低的農民,他們在拆遷後除了可以得到上百萬的拆遷補償款以外,不少人甚至分到了兩套以上的安置房,這使得不少人騷動不安起來。財產糾紛,家庭糾紛就此大幅增加。以前,農村的婚姻狀況相對穩定,但面對拆遷帶來的鉅額利益,不少拆遷村出現了“閃婚”“閃離”“閃孕”的怪現象,有人到外村入贅,離婚後回到村裡,分走錢再立刻復婚;有的人則相反,拆遷前結婚,拆遷後立刻復婚;也有不少在拆遷後暴富的人,生活不再檢點,婚外情增加,嚴重影響到了家庭的和睦關係,使得離婚率驟增。

“暴富之財”成為“賭博之資”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程序的加速,在全國眾多大大小小的城市周邊,出現一個特殊的暴富群體。他們手中不僅握有增值巨大的若干套住房,還有數額可觀的大筆現金,大部分拆遷戶一夜暴富是不爭的事實,但也出現了部分拆遷戶重新返貧的悲劇。“暴富之財”成為“賭博之資”便是一種最常見的現象。新華網就曾報道過,貴陽市公安局在小區內查獲賭博窩點,其中不少的參賭人員是拆遷富裕起來的農民。賭博一般都是100元以上開打,旁邊的人押200-500元不等的籌碼,沒把牌的輸贏也都在三四千元不等,若是通宵打牌,一晚下來,5萬-10萬的輸贏也是常事。而大多數的拆遷戶過得就是這種生活,這樣的案例也不勝列舉。

讓人豔羨的“拆二代”由物質富翁變成精神“負翁”的原因值得深思

拆遷暴富後染上毒癮,在2013年有一件震驚社會的事件,那就是男子在拆遷暴富後染上毒癮,在4歲兒子面前殺母。事件男主在拆遷前一名拼命的哥,早出晚歸有幹勁。但在拆遷後,他靠出租房屋門面謀生,也不幹的哥的工作了,自己買了小車開黑的,這才染上了毒癮,導致了吸毒後殺母的慘劇。而在南京也曾出過此類極端事件,因拆遷暴富的一對夫婦將拆遷款用於吸毒,以致使兩個孩子餓死在家中。然而,此類事件還有很多,這樣的悲劇也一直在上演。

“拆二代”棄學現象頻發,“寒門學子”往往是“梅花香自苦寒來”的道德美談和勵志佳話,而突如其來的拆遷補償讓原本拮据的家庭過上了寬裕的生活本是一樁好事,但是家庭生存境遇的改變反而消弭了寒門學子積極上進的動力。原本是年級佼佼者就這樣墮落成互相攀比,無心上學的班級拖後腿者。這說到底,就是精神世界和心理空間沒有和物質生活,經濟狀況的改變保持齊頭並進。透過“暴富棄學”這面鏡子,我們可以看出教育觀與財富觀的雙重迷失。當人們習慣用財富衡量一段生活的好壞,並樂於在文化上構建這樣的標準是,一夜暴富的“拆二代”,要麼用炫耀性的消費來構建身份邊界,要麼用透支性的消費來獲得社會認同。這種非理性,不可持續的消費觀既不利於財富的積累,也會在無形之中影響人們的教育觀。美國社會學家奧格本就曾說過,急劇的社會變遷,會導致物質文化和非物質的適應性文化在變遷速度上發生時差。

讓人豔羨的“拆二代”由物質富翁變成精神“負翁”的原因值得深思

長期以來,由於相關法律法規的缺失,政府在處理由拆遷引發的矛盾問題上也存在力度不夠、放任不管的現象。對於拆遷所引發的後續不可見問題,例如拆遷戶儘管一夜暴富,但他們往往容易在金錢中迷失自己,以及出現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精神層面的落後的問題,卻極易被政府忽略,難以受到相關部門的重視。長期以來,拆遷補償只注重物質補償,忽視了拆遷給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帶來的顛覆性改變。面對拆遷暴富者,我們不能用“標籤論”進行情緒化指責,而是要想方設法對他們進行精神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