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內庫”是用於存貯除糧食以外的金、銀、紙鈔及絹、棉等各類實物賦稅的內府各庫的簡稱，一般位於皇城內部。經過不斷擴充套件，到洪武后期，內庫下轄子庫包括內承運庫、司鑰庫、供用庫、外承運庫、廣惠庫、廣積庫、贓罰庫、以及甲、乙、丙、丁、戊字型檔。迄今為止，國內外對明代內庫制度的專門研究成果甚少，主要包括臺灣賴建誠《萬曆初年的內庫供應》和劉穎《明代內承運庫試探》。前者僅關注萬曆初年的內庫，後者僅關注內庫下轄子庫中的內承運庫，對明代洪武時期內庫制度的專門研究則一直未見。故而，本文特從內庫下轄子庫的成立及其管理、內庫的歲入及歲出三個方面對洪武時期的內庫制度進行探討。
內庫下轄子庫的成立及其管理
“倉”與“庫”是明代國家財政收入的基本存貯設施，洪武朝的中央財政收入主要存貯於“內府倉”與“內府各庫”。前者儲存糧食，後者則主要存貯金、銀、布、帛等其他透過徵收賦稅而得到的各類物資及國家制造的寶鈔、銅錢。洪武初年，內庫規制相對簡陋。
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對內庫的管理進行了重大改革，再次擴大並明晰戶部官員對內庫下轄子庫的管理許可權，並在內庫內部對皇室財政與國家公共財政進行了一定分隔，規定：首先，“內承運庫掌供御金、銀、緞匹等物，設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從九品；司鑰庫掌皇城各門管鑰，設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四人，從九品”，且“皆於內官內選用”；其次，“外承運庫掌收金、銀、緞匹等物，甲字型檔掌收銅錢、布匹、顏料，乙字型檔掌收衣服、衾帳、紙札等物，丙字型檔掌收絲、綿、紗線，丁字型檔掌收銅、鐵、錫、香、茶、蠟諸物，戊字型檔掌收毽衫、胡椒並支收軍器，廣源庫掌收貯寶鈔，廣惠庫掌收支寶鈔”，且“每庫設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從九品”。
最重要的是，這些子庫的大使、副使都改為“於流官內選用，隸戶部”。此後，這種宦官與戶部官員對內庫下轄子庫的管理界限一直保持下來。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月，朱元璋重訂中外文武百司“品階、勳祿之制”，其中“承運庫、寶鈔廣惠、廣積、贓罰、甲、乙、丙、丁、戊字型檔”大使為“正九品”官，“祿月米五石五斗”，副使為“從九品”，“祿月米五石”，且這九個庫仍屬戶部管轄。加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九月，朱元璋“重定宮官六尚品職及內官監司、庫、局與諸門官並東宮六局、王府承奉等官職秩”，相關之庫有三：“日內承運，日司鑰，日內府供用”。
各庫管理人員的數額與職務品級都有變動
相對於洪武十七年而言，各庫管理人員的數額與職務品級都有變動，每庫“皆設大使一人，秩正五品；左、右副使各一人，秩從五品”，其財政職能也稍有發展，“內承運庫掌收支緞匹、金、銀、珠玉、象牙諸寶貨之物，及同司鑰庫掌鈔錠之數；司鑰庫掌各門鎖鑰及收支錢鈔之事；內府供用庫掌御用香米及內用香燭、油、米並內官諸人飲食、果實之類”。據《皇明祖訓》可知，這三個庫的管理人員到洪武后期仍舊由內官擔任；而且，后妃以下人等所用物品不再像以前那樣“赴戶部關領”，而是改為“赴庫關領”。然而，朱元璋對皇室財政與國家公共財政的分割很不徹底。第一，皇室財政並沒有歲出入額數的限制。
第二，對於內府鈔物的出人歲額，戶部官員有權力和責任進行統計和監管。洪武二十二年正月“命戶部官運鈔物貯於殿廡下，以備內府賞賜，每月戶科、禮科給事中更直掌之，歲終戶部稽其所出之數，著為例”。第三，如後文所述，京師製造的紙鈔、銅錢分別歸內承運庫及司鑰庫收貯，而這兩種貨幣在當時的國家公共財政收支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第四，外承運、甲字等庫雖已改由流官進行管理並隸屬於戶部，但仍位於內府內部。比如，洪武后期的《諸司職掌》仍規定，各地起解的金、銀、絹、布等項課程應於“內府各門照進，且如銅錢、布匹赴甲［字］庫交納，鈔錠廣惠庫交納，金、銀、絹匹承運庫交納”。總之，到洪武后期，內庫共包括內承運庫、司鑰庫、供用庫、外承運庫、寶鈔廣惠庫、廣積庫、贓罰庫、甲、乙、丙、丁與戊字型檔，共12個庫。其中，前3者由內官管理，後9者則由文官進行管理並隸屬於戶部。在內庫內部，皇室財政與國家公共財政形成一定界限，同時這條分隔界線並不徹底，二者之間仍存有若干財政關聯。
內庫
的收入
洪武時期，內庫的財政收入來源主要有4種。第一為田賦收入。首先是桑株、樹株的折色稅。《諸司職掌》規定：“凡民間一應桑株，各照彼處官司原定則例起科絲綿等物，其絲綿每歲照例折絹，俱以十八兩為則折絹一匹。所司差人類解到部，札付承運庫收納，以備賞賜支用；其樹株、果價等項，並皆照例徵收錢鈔，除彼處存留支用外，其餘錢鈔一體類解本部，行移該庫交收。”。
其次，“各處土產、茶、鹽、硝礬、硃砂、水銀等物”各有歲入內庫的定額，但因數目瑣碎，故《諸司職掌》不予詳細記載。再者為稅糧改折等田賦收入：“凡十二布政司並直隸府、州遇有起解稅糧折收金、銀、錢、鈔並贓罰物件應進內府收納者”，“其行移次第”皆仿下文的商業稅收。第二是各類商業稅收收入。朱元璋正式即位之前，就曾規定商稅的徵收比率為“三十稅一，過取者以違令論。”
據《諸司職掌》，洪武時期，“凡府、州、縣稅課司、局、河泊所，歲辦商稅、魚課並引由、契本等項課程，已有定額”，並分“起運”、“存留”兩部分，前者由各省直地方“通類委官起解，於次年三月以裡到京”，“於內府各門照進，且如銅錢、布匹赴甲［字］庫交納，鈔錠廣惠庫交納，金、銀、絹匹承運庫交納”，’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所收商稅、魚課等各項課程有“錢、鈔並金、銀、布、帛等項”，摺合成寶鈔的話，每年“折收總計三百六十三萬七百七十八錠有零”。鑑於該書完成時間，這一數目當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左右內庫的商業稅收額定歲人。
第三類內庫收人為國家制造的紙鈔、鑄造的銅錢。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詔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準銅錢一千、銀一兩”。加洪武十八年（1385年）“二月二十五日造鈔起，至十二月天寒止”，鈔匠為在定額之外多造紙鈔從而便利貪汙，“盡力所造鈔”共有694．6599萬錠；此前，由於“其鈔匠日工可辦十分，諸匠等止認辦七分”，即每年只造其實際生產能力的70％。“不過，洪武時期並非年年都造紙鈔，比如，朱元璋分別於洪武十七年（1384年）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下令停造寶鈔。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左右，每年紙鈔製造時間受到明確限定，寶鈔提舉司“每歲於三月內興工印造，十月內住工”，所造鈔錠俱“送赴內府庫收貯以備賞賜支用”。儘管如此，戶部所造紙鈔仍是洪武時期內庫非常巨大的一項收入來源，因為“洪武十八年造鈔（近）700萬錠”可視為洪武時期年造紙鈔的最高額，其他造鈔年份“保守的估計也在400萬錠以上”。至於銅錢，“凡在京鼓鑄銅錢，行移寶源局委官於內府置局…·如遇鑄完收貯奏聞，差官類進內府司鑰庫交納。”洪武五年（1372年）、七年（1374年）和八年（1375年）三個年份，京師及各省直地方共鑄銅錢6．2萬萬余文。
京師鼓鑄的銅錢才歸內庫收貯
以洪武八年“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的折算標準，則這三年，全國所鑄銅錢相當於62萬貫紙鈔或62萬兩白銀。雖然洪武時期，只有在京師鼓鑄的銅錢才歸內庫收貯，但至少就此可以估計，洪武時期，鑄錢也在內庫收入中佔有相當可觀的份額。第四類為中央其他公共部門負責經手的收人。上述田賦改折、商業稅等收入主要由戶部官員負責經手，其他中央各部也有各自負責的收入解送內庫。首先是禮部負責經手的朝貢收人。《諸司職掌》規定：“凡諸蕃國及四夷土官人等或三年一朝，或每年朝貢者，所貢之物……通進內府陳設交收。”
比如“凡進蘇木、胡椒、香蠟、藥材等物萬數以上者，船至福建、廣東等處……除國王進貢外，番使、人伴附搭買賣物貨，官給價鈔收買，然後布政司仍同各衙門官將貨稱盤見數，分豁原報、附餘數目，差人起解前來……運進承運等庫，稱盤入庫。”其他所貢金銀器皿、珍寶、緞匹、馬、騾、象、駝、虎、豹、禽鳥之類也都歸內庫收貯。洪武時期，內庫這類收入數額也較大。比如洪武二十年（1387年），真臘國王“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暹羅國貢胡椒一萬斤、蘇木十萬斤”。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暹羅斛國“貢蘇木、胡椒、降真等物一十七萬一千八百八十斤”。
其次，工部每歲解納內庫的皮張、翎毛、軍器、軍裝及鐵等也各有定額。各省直地方每歲差人起解皮張到工部“札赴丁字型檔交收”，“計各處歲辦雜皮二十一萬二千張”；’凡造箭所用翎毛，各省直地方“差人起解到部，札赴丁字型檔交收”，“計各處歲辦一千三百五十五萬六千根”；‘軍器專設軍器局，軍裝設針工局，鞍轡設鞍轡局掌管，時常整點，若有缺少件數，隨即行下本局，算計物料，委官監督，定立工程，如法造完，差人進赴內府該庫收貯”；洪武時，“計各處爐冶該鐵一千八百四十七萬五千二十六斤”，不過，各處冶鐵時行時罷，“如果缺用，即須奏聞復設爐冶，採取生礦煅煉，著令有司差人陸續起解，照例送庫收貯。”
差委御史解赴內府該庫交納足備
比如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各處續開爐冶，今已三年，而內庫見貯鐵凡三千七百四十三萬餘斤”，於是朱元璋“詔罷各處鐵冶”。“再者為各地方類解到戶部、刑部、都察院與五軍都督府的贓罰物。戶部規定，“凡各處官民犯法律合籍沒家財及有不才官吏接受贓私、追沒到金、銀、錢、鈔、衣服等項，俱各札付贓罰庫交收。”刑部規定，“凡各布政司並直隸府州應有追到贓物，彼處官司用印鈐封，批差長解人管解到部…·進赴內府某庫納訖。”¨都察院規定，所收犯人“贓伏，候季終通類具呈本院，出給長單，差委御史解赴內府該庫交納足備”。
五軍都督府規定，“凡各司問過犯人所受贓物，或金或銀或錢、鈔、緞匹等件”，各相關官員“具呈本廳，備呈該府，出給長單，責令原管官員並經手庫子，進赴內府贓罰庫交納足備”。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再次規定“各部將原收各布政司、直隸府、州解到贓銀等項自行送進內府該庫交收。”最後，洪武時期，兵部太僕寺所屬十四牧監“專一提調、牧養、孳生馬、騾、驢、牛”。
總結
這些馬、騾、驢、牛等在餵養過程中產生出的“皮張、鬃尾並肉、髒變賣錢、鈔”解送到兵部後，“錢、鈔具手本送赴該庫交納”，“皮張、鬃尾諮送工部交收”。埽如前文所述，工部所收皮張都是在內庫下轄子庫丁字型檔收儲的，所以兵部馬政的附帶收人最後也是儲存在內庫。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洪武時期，內庫收入既有國家制造的銅錢、紙鈔等貨幣，也有各地方繳納的田賦折色、商業稅，還有外國的朝貢收人；既有金、銀、鐵等金屬，也有絹、布等各類實物；既有專供御用的收入，也有來自戶部、禮部、工部、刑部、都察院及兵部等其他中央公共部門的收入。因此，除了儲存糧食的米“倉”，內庫是洪武時期皇室及中央各公共部門財政收入的核心儲存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