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宦官使職體系是宦官這一群體權勢增長，與使職發展系統化相結合的結果。在前文的宦官使職體系的形成的原因分析中，我們已經瞭解到正是由於君主集權專制趨勢的發展，與唐安史之亂後形成的混亂局面之間的矛盾，才促使宦官使職體系的逐步壯大。

宦官使職體系的存在在不同的時期，對唐中央政府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宦官使職體系從出現到退出歷史舞臺，一直在瘋狂地攫取權力，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皇權加強的要求，也是其成立的初衷；另一方面，宦官使職體系逐漸地成為宦官，這一群體獲取利益的工具。

宦官使職體系的存在，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辦事效率，但是更無可否認的是，宦官使職體系各使職的執行，加劇了宦官與朝臣之間的鬥爭、朝臣之間的鬥爭、宦官各群體之間的鬥爭。這一次次的鬥爭都對唐中央政府產生了衝擊，使得唐中央政府加快走向衰落。

朝臣與宦官之間的鬥爭，是唐中期後唐朝中央政局較為突出的鬥爭之一，其中最為突出的事例是順宗永貞年間的王叔文改革，與文宗朝的甘露之變。王叔文在改革之始，就把清除宦官勢力作為主要目標之一。

他在順宗永貞元年正月起草的詔文中，對貞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宮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這次對宦官使職體系的影響並不太大，故而也未遭到宦官使職體系的反彈。之後，王叔文擔任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欲掌財權，欲借財權以承事。

宦官群體警覺，宦官頭目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以搶先擁立太子為對策，王叔文集團在拉攏太子無果，他們做事的方法也引得群臣不滿。

在這種狀況下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他們利用老臣範希朝的名聲，任命他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實際上則是任用王黨的成員，韓泰為範希朝的行軍司馬，圖範希朝之名而行韓泰掌兵之實。這一舉動很快由神策軍諸將反饋於神策中尉。

宦官使職體系很快做出應對措施，神策中尉指使各鎮監軍使告誡諸將，不給範希朝兵源為對策將範希朝架空。王叔文集團奪取兵權的努力失敗。由於順宗中風不能說話，俱文珍等利用這個機會立太子李純為皇帝，是為憲宗，順宗被迫退位。

而後王叔文等人先後被貶出京城。王叔文集團主導的永貞革新以失敗收場。文宗啟用宋申錫的主要原因就是：解決宦官集權尾大不掉的問題。宋申錫選擇的清理目標，是宦官使職體系當時的頭目——神策護軍中尉王守澄，及其外朝的盟友鄭注。

但宋申錫任人不當，致使訊息洩露，宦官使職體系在外朝的盟友——鄭注遂指使豆盧著誣告宋申錫，擁立漳王李湊為帝，隨後豆盧著的彈劾報告，由內朝右神策中尉王守澄呈給了文宗，文宗信以為真，欲將宋申錫賜罪，此後經過外朝文官集團的努力，宋申錫被貶往外地。

宦官的勢力未遭到絲毫的損傷。宋申錫案後不久，由王守澄推薦的鄭注、李訓則揣摩文宗欲除宦官勢力的心理藉機上位。

二人因能有誅宦官之術而得以重用，在二人的合謀之下，利用宦官之間的矛盾，於太和九年六月將左神策中尉韋元素出為淮南監軍、樞密使楊承和出為西川監軍、樞密使王踐言出為河東監軍。這是對宦官使職體系的沉痛打擊，卻因符合王守澄的利益而得以實行。

二人又於同年十月癸亥仗殺了謀殺憲宗的陳宏志，辛巳，又將右神策中尉王守澄鳩殺。在取得如此豐碩成果之後，李訓妄圖一舉消滅宦官勢力，甘露之變爆發。事後，宦官集權猛烈反撲，李訓、鄭注二人先後被殺。

同時，李、鄭二人的同黨也未能倖免於難。宦官在平亂過程中造成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屍流血，狼藉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的慘劇。此次事件，無論文官集團還是宦官使職體系均損失慘重。

自肅代之後，宦官集權的權勢不斷的增長。朝廷中的官員依據出身、政見的不同，分為以牛僧孺為領袖的牛派和以李德裕為首的李派。這兩派爭鬥不休，對唐後期的政局產生極其惡劣的後果。

故文宗又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的感慨。這兩派鬥爭的背後，均有不同權閹的支援。宦官使職體系中的高層對整個黨爭施加了最有力的影響。

牛李二黨領袖級人物的升降與宦官的運作，及宦官王踐言出任樞密使有著直接的關係，而王踐言出任樞密使必然會有原先樞密使的下臺，故僅僅從牛李黨爭過程中高層爭鬥的一個小小縮影中，就可看到宦官使職體系的存在，對當時政局的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