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在登上皇位那年下達的詔舉賢良詔書開始，讓對於新時代有著期望計程車人看到了漢武帝對於人才的渴望，人們紛紛想要得官入仕。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漢武帝頒佈了他人生中第一個求賢詔令，各地薦舉的賢良方正百餘人。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復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第三次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武帝多次下達求賢詔，自上而下的貫徹實施察舉、徵召的政策，引領了求賢尚賢的風尚，也對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
漢武帝下詔舉孝廉，在詔書中他首先指出了公卿大臣的職責，希望他們統一眾事，廣傳教化，美善風俗。繼而為執事官員提出職責，令他們宣講文章之學，考究政事，激勵民心，嚴令他們推薦孝子、廉潔之士，可望成風氣。並說出了獎懲之法，推薦賢人就應該受到嘉獎，遮蔽賢人就應該受到懲罰。後來有大臣上奏請實行古代的辦法，把獎懲分為三個層次，更為細緻的貫徹舉孝廉的政策，如果“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武帝准奏。武帝在下達求賢詔的其中之一目的就是廣傳教化，美善風俗。
對於舉賢薦廉的獎懲也可以讓百姓安心，只要有才德就不怕得不到重用。無論是鼓勵上書自薦還是郡縣舉薦，漢武帝透過下達詔書都為他的子民做出了最好的示範，形成了尊重人才、尊重知識的社會風氣。漢武帝時代積極進取、自信向上的時代精神，積極向學、孝敬廉潔的社會風氣時刻感染著人們實現由平民走向顯達。無論是政治環境，經濟基礎，還是社會風氣，漢武帝時代都為人才的成長和孕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這些文學侍從正是正確認識並且充分利用時代所賜予的條件，適應了社會的需要，實現了由潛人才向顯人才的轉化。
學侍從人才群體的閃光點
文學侍從群體既有屬於自己獨特的個性，也有他們作為群體的共性，他們的存在以及成長是漢武帝時代的一大特色，是漢武帝時代區別於漢朝其他歷史時期的重要標誌。文學侍從大多出身貧寒，辯識宏達，透過賢良對策、上書言事、特殊技能選拔出來，對於政治形勢、社會制度提出很多建設性的意見，他們有著自己的閃光點。積極的進取精神林劍鳴、餘華青、周天遊、黃留珠諸先生所著的《秦漢社會文明》一書中指出：“如果說喜好歌舞是秦漢人精神風貌的外在表現的話，那麼，在這種表現形式背後是一種積極的進取精神，它正是與封建社會上升時期的歷史背景相一致的。“漢武帝時代，國力蒸蒸日上，文學侍從身上也變現出來這種積極的進取精神風貌。
他們的大言大志、勇於自薦
自強不息的事蹟也閃爍著積極進取的光輝。志存高遠孔子云：“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遠大的志向體現一個人的信念和追求。漢武帝時代的眾人們感受到時代的磅礴氣息，紛紛想實現自我，建功立業。司馬相如是漢武帝時代傑出的辭賦家，與司馬遷並稱“文章兩司馬”。司馬相如少時“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司馬相如連名字都改為相如，可見他對藺相如崇拜的程度了。司馬遷在《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中這樣評價藺相如：“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江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藺相如智勇雙全，深明大義，在國家危難之時，挺身而出，力挽狂瀾。司馬遷與司馬相如同處相同的時代，想必所聽聞的藺相如的故事相差無幾。司馬相如立志想要成為藺相如般的人物，智勇雙全，建功立業，為國家做出貢獻。終軍在後世的讚譽比較高，因年少成名被稱為“終童”。如“甘奇顯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唐朝詩人王勃以終軍自比，把終軍作為自己的標杆，感慨道：“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愨之長風。”後人多為終軍的一句“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而折服。
終軍，弱冠之年，胸藏大志
懷著一顆赤子之心，無時無刻不惦念著報效國家，為漢朝的事業拋頭顱灑熱血。是時，朝廷遣使出使匈奴，終軍主動要求出使匈奴。南越與漢和親，武帝派終軍前去遊說南越王，終軍自信滿滿地說要把南越王帶到闕下。年輕的終軍自信十足，已經到了不惑之年的朱買臣也對自己十分有信心，在其妻子要求離他而去時，他非但不惱火，反而笑著說：“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
可以看出朱買臣認為富貴之日指日可待，這就是對自我能力的一種肯定，也是不甘平庸、積極進取的表現。東方朔也是一位滿懷抱負，立志有所成就的人，他希望自己成為皇帝的股肱之臣，渴望做治國安邦的大事。他在他的自薦書中這樣寫到：“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東方朔也是心懷社稷，一心為國家籌謀，他曾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劃，但因“指意放蕩、頗覆詼諧”，而沒有被武帝採納。毛遂自薦漢武帝時代，毛遂自薦的精神尤為突出。在文學侍從群體中不乏“自炫鬻者”，“這些人憑藉著一股積極進取的熱情，向皇帝上書言得失，居然其中有不少人因此由布衣百姓而獲得高官厚祿。”
漢武帝時代，官民上書自薦，最為興盛
史載：“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數”東方朔入長安上書武帝，“上偉之，令待詔公車”，最終拜為太中大夫，加官給事中。朱買臣“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後拜為中大夫。主父偃、徐樂、嚴安三人皆上書言事，受到武帝賞識，皆為郎中。終軍入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這些人都是透過上書自薦，獻出自己的真知灼見而被漢武帝看中，提拔為近臣。毛遂自薦也是他們積極進取的一種表現。
堅忍不拔孟子日：“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逆境出人才，這十位文學侍從大多數家境窘困，而遭到鄉鄰、親戚的非議和排斥，但是他們始終堅持，沒有放棄，終能夠顯達於朝廷。司馬相如在景帝時，捐家產謀得武騎常侍一職。因景帝不好辭賦，才跟隨梁孝王遊歷於梁國，孝王死後，司馬相如歸蜀，落得個“家貧，無以自業”的境地。於是相如去尋找故友臨邛令王吉，在那裡相如遇到了卓文君，二人～見鍾情，夜奔歸成都。卓文君第一眼見到的場景就是“家居徒四壁立”，而卓文君的父親也因為相如家貧而不同意這段婚事，司馬相如回到臨邛，選擇不依賴卓家，賣掉車馬，開酒舍賺錢養家。
結束語：
主父偃在發達之前，也經歷了一段不堪回首的艱難時期。主父偃在齊國各地遊說期間，受到眾儒生的排擠，因“家貧，假貸無所得”，而向北遊燕、趙、中山諸國，沒有人厚待於他，客居在異鄉，情境十分窘困。但是他並沒有氣餒而放棄，反而覺得諸侯沒有什麼可遊說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西入函谷關併成功的遊說大將軍衛青，得到了衛青的舉薦的機會，但是並沒有得到漢武帝的召見，在長安城逗留的這些時日，其他賓客十分厭倦他，但這並沒有阻礙主父偃奮發的心，於是上書天子，終於得到了召見，實現了自己的理想。主父偃就好像疾風中勁草一樣，如果不是這樣堅韌不拔的性格，主父偃有可能早就被流言蜚語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