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讀閱評說

前些日子看了陳道明主演的電影《我的1919》，非常受觸動。

1919年，為解決第一次世界大戰遺留問題，同時為奠定世界和平基礎的“巴黎和會”在法國凡爾賽宮召開。

經過長達六個月的談判之後，1919年6月28日，一戰各戰勝國終於在巴黎近郊著名的凡爾賽宮鏡廳簽訂了《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

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派出了時任駐美公使的顧維鈞等人參加和會。影片中，由陳道明飾演的顧維鈞在和談會議上慷概陳詞，駁斥日方的無理要求，出示珍貴的影像資料為維護國家利益據理力爭。

雖然和會的最終結果令中國人極度失望，但是這部影片所展現的那一段歷史值得銘記。

如果說，巴黎和會是世界範圍內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修正，那麼始於1918年的魏瑪德國無疑是德國自身的戰後修復。

魏瑪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之中，肇始於革命與內戰的交困之際。

這句話摘自美國曆史學家埃裡克·韋茨（Eric D。 Weitz）所著的《魏瑪德國：希望與悲劇》一書。魏瑪德國（魏瑪共和國）指的是1918年至1933年期間採用共和憲政政體的德國。當然，“魏瑪德國”這一稱呼是後世歷史學家的稱呼，不是政府的正式用名，其正式使用的國號為“德意志國”。

這一時期之所以被稱為“魏瑪德國”是因為，1919年德國國民議會在魏瑪小鎮民族劇院審議透過並制訂了第一部共和憲法，這部憲法稱為“魏瑪憲法”，依憲法成立的共和國為魏瑪共和國。

魏瑪德孕生之時，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已經熄滅，但是如何修復戰爭帶來的嚴重後果、如何讓德國社會穩定發展、如何讓人們的生活迴歸正常軌道卻是魏瑪德國不得不面臨的巨大挑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超過1300萬德國男性——佔1914年德國人口的19。7%——在軍隊中服過兵役。

戰爭期間剛剛形成的社會秩序再一次被打亂重排。就拿勞工來說，戰爭爆發後，為了支援前線的德國軍隊，很多婦女要走進金屬加工廠和兵工廠勞動。戰爭結束之後，為了安置退伍軍人，有人提議讓婦女勞工為前線回來的男人們讓出崗位。

這樣的要求造成了多方矛盾，一方面有相當一部分婦女將面臨失去經濟來源的的困境，另一方面工廠僱主希望留住有經驗的婦女勞工，同時，有相當一部分經歷過戰爭計程車兵無法適應迴歸社會的生活，對所有的一切都無所適從……多方矛盾共振的直接結果導致了群眾運動的爆發，也催生出了德國曆史上首個民主共和國。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對德國這一短暫的歷史時期瞭解不多。這個存在於一戰和二戰夾縫中的魏瑪德國是德國曆史上一段“腹背受敵”的時期，逐漸走出一戰陰影，生活漸次恢復平靜不久，納粹執政二戰爆發。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之中，這個短暫的民主共和時期甚至時常會被人們遺忘。

如果共和國要贏得多數德國國民的忠誠，就需要保持經濟的穩定和發展。但這一點，魏瑪沒有做到。

戰後重建，經濟建設無疑是重中之重。輕裝上陣尚且困難重重，更何況肩負《凡爾賽和約》戰後賠款的魏瑪德國。未能保持經濟的穩定和發展或許也是魏瑪德國被淡忘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閱讀了《魏瑪德國：希望與悲劇》一書之後會發現，魏瑪德國是大師雲集的時代，是百花齊放的時代，是一個值得被銘記的時代。埃裡克·韋茨用文字重現了魏瑪時代的德國，與魏瑪時代的大師們進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隔空對話。讓讀者深刻體會到——百年之後，魏瑪精神依舊閃亮動人。

魏瑪德國：希望與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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