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樂人對隋唐音樂有著積極的意義，胡樂人群體的入華、與中原在音樂方面有雙向的溝通與互動。隋唐君主開明包容、兼收幷蓄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族人士進入中原，
不僅在政治、商貿、交通、文化上互派遣使，也有音樂歌舞藝術的交流。
西域的胡樂人在聲樂、器樂、作曲、理論上有很大的造詣，對歌唱聲韻、演奏技法、理論研究多有禆益。群落、家族、個體胡樂人帶來了新鮮的胡樂，隋唐樂人掌握、吸收、改編、融合新聲，胡樂與俗樂匯通創新。
宮廷王室、民間街巷、寺廟市井，都能見到胡樂人、聽到胡樂聲，胡部新聲、道調法曲、相和諸曲，大放異彩。
一、胡樂人對唐代音樂發展的意義
從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直至本文所主要涉及和研究的隋唐兩朝，昭武九姓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及外來部族紛紛從絲綢之路沿線前來中原地區。包括音樂與舞蹈在內的樂舞藝術也被胡樂人、胡舞人們傳來了長安都城，
中原與西域地區的雙向交流和友好往來在各個朝代都有所發展。
從樂器方面來看，琵琶、五絃、箜篌等撥絃類胡樂器；篳篥、胡笳、羌笛等吹管類胡樂器；銅鈸、雞婁鼓、答臘鼓等打擊類胡樂器，都逐漸在大都市流行起來。
從男子騰空踏地的胡騰舞、女舞者旋轉如風的胡旋舞、以鼓伴奏配飾豐富的柘枝舞中，可以概覽當時胡舞的風采。
而以外來樂舞為主要構成部分的康國伎、天竺伎、高麗伎、疏勒伎、高昌伎等唐代十部伎，則體現了歌曲多調、舞蹈多種、服飾多彩的大唐樂舞盛景。不論是宮中朝廷中的宴饗宴飲、平民街市中的琴藝切磋，還是節日慶典時的歌舞百戲、日常生活中的娛樂活動，
都可見深目高鼻、多鬚髯的男性胡樂人，與盤發粉黛、多配飾的女性胡樂人參與其中。
中原音樂與以龜茲樂為首的西域音樂正式融合起來了，這不僅僅只是音樂、舞蹈兩個藝術體裁簡單的貫通，而是顯示了唐代最高統治者所頒佈的民族大團結、南北大融合、東西大匯合的政策與指令。在隋唐二朝，胡樂的興盛程度是之前任何時期都無法相媲美的。
從具體方面來看，筆者將探討西域音樂對唐代音樂發展有哪些影響。
對宮廷和民間音樂又有何積極意義。在唐代使用頻率最多、流傳時間最久、出現樂人最多的樂器，就是琵琶了。琵琶還有多種形制與稱呼，其實，四弦琵琶、五絃琵琶、阮咸琵琶、曲項琵琶，都是屬於琵琶大家族的成員的。
當時著名的演奏琵琶的胡樂人有：曹保、曹善才、曹僧奴、曹妙達、康崑崙、米和、裴神符等人。
中原琵琶手有段善本、雷海青、李管兒、賀懷智等人。不論是宮殿朝野之上，還是茶樓酒肆之內，都能聽到琵琶樂曲，看到琵琶樂人。琵琶的受眾層在各部古籍史料中都有所提及，宮廷燕樂之中有梨園的女樂人彈撥、高官大臣在會賓時家中的家伎也會演奏，
甚至在街道市井中還有胡樂人與中原僧人鬥琴拜師的美談佳話。
民間的胡樂舞也是數量眾多的，除了筆者胡騰舞、胡旋舞、柘枝舞等三種胡部樂舞之外，在唐代初期的時候，京城還出現少數民族西域地區傳來的“潑寒胡舞”，一般在深秋至初冬的十月份舞蹈，人們聚集在戶外，跳足遊戲、相互潑水，
在歡樂而喜悅的娛樂與戲謔中共同祈求來年的美好願景與嶄新希望。
這種發端於民間、活躍於市民階層的典型胡舞，一經傳入便很快風靡起來，本土居民不但接受了這種“接地氣”的舞蹈形式，還紛紛參與其中，與少數民族的兄弟姐妹共同起舞祈福。
眾所周知，唐代是文明開放、包容並蓄的的大朝代，在採納中原邊陲邊戍地區的西域音樂和舞蹈形式之外。
還慷慨而積極地向周邊的亞洲東部、中部、南部地區，輸送和傳播大唐的優秀傳統文化藝術體裁。可見唐代與周邊地區、亞洲國家在各方面的交流，不僅僅是單方面的引進和流通，也體現在雙向互動的交融與匯合。唐朝的多個帝王吸取前人的歷史教訓，積累前朝的經驗決策，
處於歷史高峰期的唐代文化不可能只是接受而不外傳。
中國與外國的音樂、舞蹈、文學、詩歌等綜合文藝方面的前輩學者們，已經有了大量專題的研究成果了。在多元研究手段興盛和傳播媒介發達的現代社會，研究唐代音樂和胡人樂舞，
透過古代文字史料、考古實物、壁畫石窟、復原樂舞、近人學說，都是可靠的、系統的研究方法。
在唐代初期，高祖李淵在會見西域的突厥首領時，就發表過著名的言論：“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即使胡人居住在遠離大唐的都城很遠的地方，但只要與中原人士聚合在一起，就像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一家人一樣。
這樣的多民族和諧相處、互動交流的大唐盛景，是之前任何朝代的帝王執政時，都不曾有過的。
而之後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在公開場合，說他自己對於本土居民和西域民眾均會一視同仁，同等對待，不分你我。唐高祖和唐玄宗都是唐代的最高統治者，二位皇帝的言論代表了絕對的權威與國家政令，
他們對待少數民族與漢族一樣，不僅僅體現了自身海納百川、並蓄兼收的胸懷，也展示了經濟發達、政策開明、文藝繁盛的國家自信心。
從古至今我們中華傳統文化中，以孔子、孟子為代表人物的儒家學派，一貫推崇的就是重視文化形態，而輕視種族歧視的觀點。那些昭武九姓的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的胡人們，
雖然他們的相貌與中原人士有明顯差異，地理環境、風俗習慣、語言文化、生活習慣也與本土居民不盡相同。
但是隻要他們秉持與中華睦鄰、友好往來的理念，遵守仁道、禮儀，有著良好的品行，就是大唐所敞開胸懷，積極互動交流的友邦了。除了經濟貿易的往來，官員學者的互動以外，
胡人中善樂舞的那部分群體也與中原藝術家們，有著密切而長久的雙向交流。
當時的繁華大都市，例如長安城、洛陽城內，中原人士和胡人的往來交流非常頻繁和密切，他們在樂器、歌曲、樂舞、雜技等樂舞形式和體裁上，互相學習和改創、融通。
胡人來到內陸，帶來了純正的胡音、胡韻，其中－部分被本土市民全盤接納了。
還有一部分被同樣具有才藝的中原音樂家、舞蹈家、文學家、藝術家，結合本土的審美習慣，經過二度創作之後，煥發出了新的生命力。宮廷中有皇室的胡人樂官和胡樂工、胡舞人；
民間藝人中也不乏來自西域的胡人樂舞群體、百戲、散樂、婆羅門藝人。
二、胡樂人對唐代胡俗雅樂的影響
胡樂在唐代宮廷和民間頻繁演出與交流，胡樂人在隋唐歷史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麼宮廷中雅樂莊重典雅，等級觀念嚴格；街市裡俗樂傳唱風靡，貼近平民百姓：胡樂從西域傳來，又是以怎樣的姿態與大唐王朝的雅樂、俗樂相融合的。
唐代各種藝術形式和體裁紛紛興起和繁盛，胡樂作為一種外來樂，是如何在中原地區大放光彩的呢。
雅樂是指從周代即開始的，一直延續到清代的一種音樂形式，是為各種典禮儀式服務的，有著規範典禮制度、推動音樂藝術實踐、代表等級觀念的固定模式。南北朝時期的雅樂多用周、齊的舊尕；隋朝初期，曹國的胡樂人還根據皇帝的詔令來教習雅樂。
唐代初期，雅樂中文舞和武舞的代表作是《慶善樂》和《破陣樂》。
隋唐之後，雅樂與俗樂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明晰了。中國古代的歷代帝王，都會定期舉行一些祭拜活動：拜天祈雨、祈福社稷、祭祖祭天等等。在這些正規的、皇室的典禮之中，基本上每年都要組織一些人數眾多的樂舞演出和儀式活動。
這些禮樂有著規範社會秩序、體現皇權國威的作用。
最高統治者和皇室成員、大臣宰相，都會畢恭畢敬地遵守著等級制度嚴明的儀式規範。雅樂是宮廷正統的音樂，受到“禮”的約束，音樂在這時候是為禮儀服務的，禮樂的意義已經遠遠超過了音樂最常見的娛樂享受的概念，而成為了嚴明統治秩序的推手。
廣義上的雅樂，包括宮廷中少量帶有禮儀性質的燕樂。
唐代的雅樂沿襲了之前隋代的制度，由太樂署裡的樂人來創作燕樂樂曲、演繹燕樂樂調。梨園和教坊是宮廷中掌管俗樂的音樂機構，裡面供養了很多的女性樂人，
她們學習法曲、大麴；犓彈琵琶等絃樂器，是大唐女樂的演繹者。
根據《新唐書禮樂志》的記載，唐朝很多祭祀樂舞，例如“大儺之禮”，已經淡化了原本的宗教儀式的意義，而轉化成為一種群眾文娛活動中的音樂形式。從廣義上來看，各種民間的音樂是“俗樂”的統稱，如若在宮廷宴饗時專用，則稱為“燕樂”。
起源於周朝的古代宮廷燕樂，又稱為“謫樂”、“宴樂”，是專門在宮內演出的。
用於天子宴饗、朝臣宴飲、儀式慶典等場合的、等級制度嚴明的音樂。隨著時間的推移，後世的燕樂又泛指皇室演出的俗樂，隋唐燕樂像之前提及的隋代的七部樂、九部樂，唐代的十部樂－樣，
並不是一個朝代就完成的，其沿革和發展也是歷經了很長一段時間和歷程。
眾所周知皇室階層每當遇重要典禮儀式，都要演奏象徵高尚權威的禮樂來“治禮作樂”；倘若未能按照儀式規範來演奏，很有可能“禮崩樂壞”，
從而影響皇權的威嚴，影響大一統的政治地位。
三、總結
教坊、梨園女樂盛，散樂、幻術迷人眼，胡笳、橫吹聲聲慢，彰顯了雅、俗、胡樂交融的盛況。
十部伎、坐部伎、立部伎中的多首曲目、多段舞蹈，均有胡舞、胡樂器的參與。
西域服飾、異域風采、胡人景象，少數民族與本土音樂形態的有機結合與二度創作，迸發出了新的生機與活力。此外，胡樂、胡樂人與舞蹈、百戲、石窟、文學、詩歌、繪畫、雕塑等多元綜合文化藝術體裁，也
有著緊密的交集與聯絡，對隋唐盛世歷程做出了不小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