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事那車

太賢四聖

那年那事那車

出發

1969年2月5日開往陝北的列車上,王宸,吳惠中和我坐在一起。火車駛離北京站不久,哭聲和告別聲告一段落。我們三個人便坐下來整理自己的情緒和行裝。此時才發現,我們對面坐著的是三位女同學。她們在擦拭臉上的淚珠。

再見,北京

這時,一陣劇烈的哭聲又從不遠處傳來。我們起身一看,幾個高中的學生仍在哭泣,其中一位男生哭得最厲害,簡直就是哭天喊地,撕心裂肺。我認識他,叫靳志明,是我們學校高68的。他是我們京棉一廠的發小,都叫他大牛,他還有倆弟弟二牛和三牛。

“好傷心啊!”我們三個人不禁異口同聲。

“是啊,又不是不回來了!”坐我對面的女生細聲細語道,像是迴應我們,更像是自言自語。

“至於嗎?到哪不能活呀!”中間那位女生已經破涕為笑。

“回來?想得美!猴年馬月啊?”靠窗的女生顯然悲觀,受到感染又抽泣起來。

聽著她們的話,我覺得很有趣。說實話,我們當時真不知悲觀的,樂觀的,天真的,誰說的更有道理。說是要安家落戶,又說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教育總得有時有晌,有始有終吧。就如同小學六年,初中三年,就要畢業,就要走人。

20多年後,一次我到中央電視臺播音員薛飛和王宇夫婦家做客。王宇講了一個故事,才使我明白,大牛和那些高中同學為什麼哭的那麼傷心。

薛飛和王宇的兒子跟姥姥姥爺到匈牙利定居。在布達佩斯上小學第一天,孩子們在操場排成隊,家長們站在四周。老師在臺上“嘰嘰哇哇”地講了幾句匈牙利語。操場上突然亂做一團,孩子們哭著喊著跑到父母身邊,一個個撲倒媽媽懷中,泣不成聲。只有王宇薛飛的兒子,站在那裡一動不動。

“你兒子真勇敢!”我誇讚道。

“什麼呀!”王宇哈哈大笑“人家老師說的是,從今天開始,你們就要離開媽媽的懷抱,開始學生生活!孩子們聽說要離開媽媽,嚇壞了,馬上哭著找媽媽。我們兒子不懂匈牙利語,一句沒聽懂,自然紋絲不動!”

滿屋子鬨堂大笑。

笑著笑著,我不知怎地,想起當年火車上那一幕。好像才明白了,大牛和那些高中同學當時為什麼放聲大哭。

他們當年已經20歲了,成年了,讀的書又多,所以看得遠,想的多。他們可能知道離開北京意味著什麼,明白可能再也回不來了。就像那些匈牙利的孩子弄懂了。他們的哭聲是發自內心的,即是對可能再也上不了學,可能再也回不到生於斯長於斯的家鄉的祭奠。也可能是發洩完情緒,做好迎接未知未來的心裡準備。誰知道呢?等見到大牛,問問他。

而我們這些初一生,還是15,6歲的懵懂少年。稀裡糊塗地就下鄉了,根本還沒弄明白這意味著什麼,更不會去想未來。就像那個中國孩子,沒聽懂,當然沒反應。

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列車“咣噹當”地開著。時間長了,我有意無意地觀察起對面的三位女生。

坐在我的對面,靠通道的那位,梳著兩隻辮子,個子高高的,臉龐胖乎乎的,始終掛著微笑,挺好看的。她那表情好像不是到遙遠的陝北插隊落戶,而是到黃帝陵參觀。最多也就像上學時到平谷或密雲勞動,有個十天半個月就打道回府了。有時靠著椅背睡熟了,她的臉上依然帶著微笑,夢中也是那樣天真無邪。

中間那位女生,看著結結實實,愛說愛笑。一路上,她一會兒捅捅左邊的,一會兒碰碰右邊的,主動挑起話題,說笑不停,時常發出爽朗快樂的哈哈大笑。一看就是“天塌下來有大個頂著”的樂觀主兒。

靠窗戶坐的那位,小巧玲瓏,始終安安靜靜,眼睛望著窗外,即使身旁的女生不停地捅她,和她聊天。她也是應付幾句,又面向窗外。她的臉上總帶有淡淡的憂愁,好像對未來的擔憂,心事重重。

不可思議又有趣的是,我們和她們三個人在西去的火車上,對面相坐30多個小時,一起走過幾千里,竟然相互一句話沒說!

孔老夫子實在厲害。五四運動就打倒“孔家店”,文革中更是把它砸個稀巴爛。可我們依然自覺不自覺的踐行他老人家“男女授受不親”的理論!

上學時我們是男生班,一起玩的發小也都是男生,幾乎沒有和女生打過交道。就是見到小學很熟悉的女同學,也是愛答不理,扭頭而過。誰要是和女生說話了,看到的同學就會給他“一大哄”,而且好幾天都哄不停。所以不習慣,也不敢主動和女生打招呼,更別提說話了。估計她們也是一樣。於是,雖長途漫漫,時間久久竟然相對而無語。

當然,也是年齡還小,情竇未開。再過幾年,大幾歲試試,恐怕早就倆倆成對雙,車廂連結處私聊去了。

不說話歸不說話。這麼慢長的時間,那麼狹窄的空間,低頭不見抬頭見,沒有一點互動交流是不可能的。

有時,對面的女生會不經意的看過來,和我們目光相對。我們趕緊躲開,顧左右而言他。我們的目光也免不了和她們相對,她們也總是微微一笑,趕緊扭頭。

我們三個聊天時,有時她們會靜靜傾聽。聽到精彩可笑處,她們會情不自禁的笑出聲。但她們總是相互對視而笑,好像那笑聲不是因我們而起;她們聊天,我們也會時常靜聽,有時甚至不由自主的插話。但此時,總會低頭喃喃,彷彿是自言自語。真是“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和其他“專列”相反。我們這趟“知青專列”不但走的慢,還走走停停。有時一停就是幾十分鐘。所以,時常下車溜達,也就成了路途中的樂事。

由於六個人坐在一起,下車溜達也是前後相跟著。在保定站,聽到她們興致勃勃地聊楊曉冬,金環銀環,說王心剛,王曉棠,我才知道這裡是“野火春風斗古城”的地方。

在銅川前一站宜古村,火車臨時停車,吳惠中問鐵道邊撿煤的孩子:

“你們這有醬油嗎?”

男孩莫名其妙的搖搖頭,不知醬油為何物。

“心真細啊,這都想到問!”她們三人在一旁議論道。“趕緊讓家裡寄醬油膏吧。”

在銅川吃晚飯時,一群乞丐圍著她們要飯,我們竟然二話不說,幫她們解圍。

…………

我們班同學賈建中和範根銘,和我們同一車廂。找他們聊天才知道,坐我們對面的三位女生將和他們一起到太賢公社杏樹咀大隊插隊。如果不是我們事先提出要去四聖大隊,找第一批來的同學,應該和她們一個大隊。同時也知道了,坐我對面,靠走廊的天真女孩是初一六班的,叫周鳳春。坐中間的樂觀女孩是楊亞琴,靠窗的憂鬱女孩叫王小平,都是初一二班的。

“這三位女生和咱們一個隊就好了,”回座位的路上我和王宸,吳惠中調侃,“可以幫咱們做飯,洗衣服”。

“美得你!”

“傻了吧,後悔了吧!”

他倆一起嘲笑數道我。

到銅川換乘卡車繼續前行。我們還是同一輛車。過黃陵不遠,就爬坡上隆太高原。剛上塬,三位女生和賈建中,範根銘他們一起下了車。到了他們插隊的杏樹咀。

我們還要繼續前行,望著大雪中,她們漸漸模糊的身影,竟有一種淡淡的莫名惆悵和失落。

此後五十年,再也沒見過她們。但還是關注她們的資訊,畢竟“百年修得同船(車)渡”,也是一種緣分啊!

第二年(70年)五月,我和董哲民到惠家河拉沙子。驢竟然拉斷了套繩,一騎絕塵地跑了。我倆到靠近惠家河的的杏樹咀找驢,見到了賈建中和範根銘,卻沒見那三位女生。一問才知道,他們雖在同一大隊,卻不是一個村。他們在秦窯科村,而她們在杏樹咀村。

1974年,我已在寶雞鐵路分局寶雞工務段團委工作。同是寶雞鐵路分局,位於秦嶺大山深處的略陽供電段出了一支“三八女子帶電作業班”,事蹟感人,名揚全國。班長就叫“周鳳春”。分局團委書記王學敏是從略陽供電段調來的北京知青,我向她打聽,確定這個周鳳春就是火車上那位愛笑的天真女孩。

激流勇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