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獻記載中和古史傳說中，成都平原是古蜀人活動的基本區域，是古蜀國曆代統治中心的所在。根據史籍記述，蜀人從遠古的蠶叢時代到被秦國所滅的開明王朝，一共經歷了蠶叢、柏灌、魚堯、蒲卑、開明諸代。揚雄《蜀王本紀》說：“蜀王之先名蠶叢、柏灌（濩）、魚堯、蒲澤（卑）、開明，是時人萌推髻左言，未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三萬四千歲，這是一個具有想像成分的大數，無非是想說明蜀國曆史的久遠。久遠的歷史不免給人以虛無飄渺之感，不過從成都平原先秦文化所反映的問題來看，它與文獻中所記載的蜀國或蜀人的古史傳說有著異乎尋常的密切聯絡。這些聯絡表現在：

①在《蜀王本紀》、《華陽國志·蜀志》等記錄有蜀國古史傳說的文獻中，蜀國的蠶叢、柏灌、魚兔、蒲卑、開明都是統一在“蜀”這樣一個共同的稱號下，在歷史傳說較多的蒲卑與開明兩個王朝中，後來統治蜀地的開明氏的開國君王鱉靈就曾經擔任過蒲卑王朝最後的君王杜宇的相，輔佐杜宇治理洪水。這些現象似乎表明，蜀國曆史上的這些王朝更替都是在其內部進行的，除了最後一個王朝被秦王朝滅亡以外，並沒有外來強敵的大規模人侵所導致王朝更替的現象。大概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蜀”這一古老的稱號才長期被不同的王朝共同使用，成都平原的先秦文化也才體現出一脈相承和不曾中斷的文化傳統。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在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的這種連續性也存在著不同文化間的變化，其中有的變化具有一些族別變化和禮儀變化的痕跡，如第二期的三星堆文化的具有古族特徵的鑲嵌綠松石銅飾牌在第三期以後就已經消失；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的核心銅禮器是尊，而第四期的新一村和第五期的青羊宮文化的核心禮器卻為罍等。這又正與蜀國曆史傳說中的王族更替具有某種程度的對應關係。

②在蜀國古史傳說中，除了最早的蠶叢王朝情況不明，最後的開明氏王朝不見明顯的崇拜鳥的跡象外，其餘諸王朝都有鳥崇拜的現象，都將某種鳥當作王朝的名稱或作為王族的標誌。柏灌（或作“柏董”、“伯雍，’）之“灌”字就好像是一支雙眼圓睜的大鳥，其他異寫或也都從“佳”（鳥）。魚鳧的名稱應當是一種捕魚的水禽，也就是魚鷹之類，魚堯王朝是以這種水禽作為自己的稱號。蒲卑王朝的“蒲”字，其義當如堯。《禮記·明堂位》鄭玄注“周以蒲勺”句說：“蒲，合蒲，如鳧頭也。”蒲卑族之蒲就是堯，也就是一種“水鳥”。所以蒲卑王朝的君王（或祖神）在傳說中，這個神的表象是一種鳥。漢代許慎解釋巂字說：‘。巂周，燕也·····一曰：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慚，亡去為子鎢鳥，故蜀人聞子鶴鳴。皆起曰：是望帝也。”而在成都平原的先秦文化中，從第二期開始，就出現了許多與鳥相關的遺物，如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的袋足封口盉、鳥頭柄勺等陶器，三星堆器物坑中的巨大的銅鳥頭、鳥身人首銅神像、以及眾多裝扮成鳥形的巫師銅像等，都說明這個問題。

③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第二期及其稍後，曾經與中原地區聯絡緊密，留下了中原青銅文化的一些文化因素；而在蜀國古史中，也有許多與中原有關聯的傳說和地名（尤其廣義中原地區的東部），如“蜀”這一國名見於成都平原和山東地區，塗山、蒙山、眠山這樣的地區和名山也在成都平原附近和中原及山東地區都有。這兩者之間應當有某種聯絡。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第四期或稍早，成都平原的新一村文化與陝西關中地區的周文化建立了密切的聯絡，而在《逸周書·世俘解》、《尚書·牧誓》和周原甲骨文中，也留下了周人與蜀人關係的一些記載，考古材料與文獻材料正相吻合。而在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第五期時，蜀人又曾經與江漢平原的楚發生過密切的聯絡，傳說中統治蜀地的開明氏就來自楚地，蜀人也曾利用楚、巴戰爭之機攻略川東的巴地，並一直到達了楚國邊境，使得楚國不得不築關隘來抵禦。正因為如此，才在成都平原上留下了非常濃烈的楚文化的因素。

④綜合分析成都平原先秦文化與古史傳說的聯絡，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些初步結論。一是成都平原的先秦文化至遲從第二期就與古蜀人結下了不解之緣，該文化系列的主體是古蜀人的遺存。二是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發展系列中的各期與傳說中的各個蜀王朝有著一定的對應關係，雖然這種對應關係不可能是一期或一個文化正好對應於某一古族，但該文化系列的第五期的偏早階段屬於蜀開明王朝的遺存，第四期的新一村文化可能與蒲卑王朝有關，第二、三期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應當與魚鳧王朝有密切的關係。這種考古材料與古史傳說之間關係的探索，將在成都平原先秦考古研究和古代歷史研究間建立一座聯絡的橋樑，從而將考古學研究引向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