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死後諡“文正”的八位人物分別為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假如從名副其實的角度來看，湯斌、劉統勳、曾國藩都可以說是實至名歸，而曹振鏞、杜受田、李鴻藻、孫家鼐也不算什麼，剩下的朱珪，在可非可非之間，有更多的爭論。

在很大程度上，朱珪被封為“文正公”是因為他是嘉慶帝的老師。從文才、德行來看，朱珪算得上是當時的大儒，他十九歲時，即與其族兄朱筠同享盛名，時人又將他們兄弟與紀昀、翁方綱等名士並稱為博學之士。雍正對朱珪有這樣的評價：“紀、翁不過是文士，朱珪不僅文章好，品行端方。”可見乾隆帝對他十分器重。

曾任山西布政使的朱珪，被山西巡撫認為是一介腐儒，不能言說，還在乾隆面前彈劾，乾隆便將他召回京城，命他進上書房，教他詩文，他欣然從命，對顒琰朝夕不忘，諄諄教誨，常引古今治世之道，告誡顒琰要以仁愛為本。乾隆後期，朱珪任兩廣總督。

嘉慶傳位給嘉慶，打算召回朱珪，嘉慶得知後很是高興，寫信給朱珪，告訴他這個訊息。和珅不願聽聞此事，到太上皇那裡誣陷，說這是嘉慶在向他的師長推銷。康熙一怒，派他去安徽巡撫，這也是嘉慶痛恨和珅的一個原因。

嘉慶一死，嘉慶就派人火速趕往安徽，召朱珪回京，朱珪一路上哭喊著，同時向嘉慶上奏，勸他：“聽說皇上為了表示孝心，要為皇考服三年之孝，但天子服孝，並不是如何毀掉自己的身體，泯滅自己的慾望，而是如何繼承先皇的事業。要嘉慶以身作則，勤儉節約，崇清廉廉恥，只要做到這兩點，賊盜不足平，財用也不積竭。

嘉慶帝到了京城，朱珪到了京城迎接，他握著老師的手，放聲大哭，從此把他當作最信任的人。凡是大的事情，都要先請教他，然後任命他為吏部尚書。根據前期嘉慶政變的情況來看，他確實接受了朱珪的建議。

嘉慶一生都標榜自己是“仁義之人”，但事做過頭，往往也流於偽善。當嘉慶十八年天理教起義被鎮壓時，嘉慶帝大開殺戒，下令立即處死一百多人。但是，這些人被押到菜市口準備行刑時，據說嘉慶忽然想起朱珪的教誨，頓覺心煩意亂，便派人到刑場築壇，為這些教民超度。這種既不能平息民怨，也不能為自己的形象增光添彩的“善舉”，嘉慶幹了不止這一件。

朱珪對嘉慶帝的教導，雖然有失其迂腐的一面，但他本人卻始終清正廉潔，兢兢業業，這就是嘉慶十分尊敬他的原因。在地方任巡撫多年，朱珪從來不收他屬下的錢物，四十餘年獨居無妾，生活異常清寒。由於住所狹窄，他不能透過門口。疾病纏身時，嘉慶要去探望，只能下車步行。

朱珪死後遺物，只有一套被褥，幾箱殘書，見到後無不歎為觀止。有人說，嘉慶帝親往弔唁，哭得甚為悲痛，因其一生無病，賜諡文正，並賜詩一首，其中有“半生獨宿，一世不言”的讚語。

次年，嘉慶東巡，途經朱珪墓園，又派近臣到墓園祭奠，親自寫祭文，題為“哀我哲輔，松楸在望”，表達了他對恩師的深切思念。嘉慶十三年，年已戊辰，想起朱珪正是上個戊辰年（乾隆十三年）的進士，又是一聲嘆息，說：“所得之士，如朱師傅，方謂得人”。

然而，嘉慶對他的師父，還是有過多的過分欣賞。儘管文章道德高超，朱珪縱觀其一生，在政治上並無多大建樹，這一點與湯斌、劉統勳、曾國藩相差無幾，所以說他的“文正”諡號在可與不可之間，甚至有名不副實之嫌。

再說，朱珪晚年對通道的崇敬也幾乎達到了痴迷的地步，被洪亮吉斥責為一個邪教信徒。在文昌宮，朱珪認為自己是盤陀石的化身，於是自號盤陀老人。70歲了，見人常不睜眼，與人交談時，雙目緊閉，最喜歡的話題，就是為人講因果。實際上，嘉慶年間，官位顯宦、迷信門派的左道也是一種風氣，朱珪對此道的著迷也是情理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