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史：為什麼說二戰可以真正稱為“全面”戰爭？

歡迎來到百家號飛絮說史，第二次世界大戰表明瞭歐洲時代的終結。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樣，開始於1939年的二戰從歐洲國家間的爭鬥演變為世界大戰。

在程度上它遠遠超過以往的任何戰爭，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要求：沒有什麼未被觸及，沒有什麼未被動員，沒有什麼未被打亂。二戰可以真正稱為“全面”戰爭。到1939年，已有許多明顯的跡象表明一個歷史時代正在結束。儘管1919年的戰後安排導致殖民國家控制領地的進一步擴張，但是最大的殖民國家—大英帝國的行為表明帝國主義如果不是已經處於撤退中，就是處於防禦中。日本的活力意味著歐洲不再是國際權力體系的唯一焦點；早在1921年，當中國再次運用其影響力的可能性還不十分明顯時，一位南非的政治家就預言，國際政治舞臺已從歐洲轉向了遠東和太平洋地區。

現在來看這個預言愈發正確。在此預言之後的十年，比起所依賴的政治基礎，西方優勢地位所依賴的經濟基礎愈發明顯不牢固了；美國作為最大的工業國家，尚有1000萬人失業。儘管當時沒有一個歐洲工業國家陷入這樣的困境，但對本國經濟體系根基穩固所懷有的那種理所當然的自信已永遠地消失了。很大程度上歸因於重整軍備的刺激，一些國家的工業得到了恢復，但是，1933年世界經濟會議的失敗，表明透過國際合作尋求經濟復甦的國際努力失敗了。此後，各國各行其是；甚至英國最終也放棄了自由貿易原則。即使人們還在談論自由放任主義，但它已走向末路。

到1939年，西方各國政府都在有計劃地干預經濟，採取了自重商主義極盛以來政府都未採取的措施。如果19世紀的政治和經濟假設已經失靈，那麼其他很多東西也如此。闡明智力和精神的趨勢比把握政治和經濟的趨勢要難得多，但是，儘管很多人仍固守舊的信條，對引領思想和輿論的精英人物而言舊根基已不再牢固。很多人仍參加宗教服務活動——儘管只佔少數，甚至是在羅馬天主教國家情況也如此但是工業城市的群眾已生活在一個後基督教世界裡，宗教機構和有形標誌的清除並不會給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多大的不同。

知識分子也如此，他們可能會面臨一個比喪失宗教信仰更大的問題，因為許多幫助基督教徒從18世紀解脫出來的自由思想，現在也開始被取代了。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個體人身自由的普遍認可、客觀的道德標準、合理性、父母的權威以及一個可解釋的機械的世界，所有這些似乎都和自由貿易的信條相伴隨著。改變最明顯的是藝術。自人文主義時代以來的三四百年裡，歐洲人認為，藝術以易於理解的方式向普通人表達願望、感悟和樂趣，即使它們在創作時可能會被提升到一個特別精緻的程度，或者以集中的形式表現出來，以至於並非所有人都喜歡。

無論如何，對那整個時代而言，這種想法是可能的：給予時間和研究，有教養的人能判別所處那個時代的藝術的感受，因為它們用共同的標準表達共同的文化。這一想法在19世紀有所削弱，當時人們仿效浪漫主義運動，將藝術家理想化為天才一貝多芬是最初的例子之一—並且系統闡述先鋒派的觀點。不過，到了20世紀的頭十年，即使是訓練有素的眼睛和耳朵也難以辨別很多當代藝術家在作品中表達的東西。這方面最生動的例子是繪畫上的形象錯位。在這方面，表現派的飛躍仍然與傳統保持著微妙的關係，正如立體派後期表現的那樣。但隨後它已不再清晰地展示給普通的、有教養的人一—如果他還存在的話。

藝術家龜縮到一種越來越難以理解的個人視角的混亂狀態中，其焦點已放在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世界裡。在1918年之後的幾年，最有趣的是藝術的解體達到頂點：在超現實主義裡甚至連客體的概念也消失了，只留下單獨的描繪。正如一位超現實主義者所言，這種趨勢意味著“對思想的支配擺脫了理性施加的控制，超越所有美學的或道德的成見”。超現實主義者透過偶然性、象徵手法、衝擊、聯想以及瘋狂行為，尋求遠離意識本身。透過這樣做，他們只是在探索許多作家和音樂家當時竭力在做的事情。這種現象為自由文化的衰退提供了眾多不同形式的證據，它是歐洲時代高度文明的最終結果。

重要的是，認為傳統文化太侷限於排斥存在於潛意識中的情感和經驗資源的感覺，推動了這種解體運動。或許贊同這一點的藝術家實際上也很少能讀懂那個人的作品，這個人超過其他任何人，給予20世紀一種語言和用於探索這一領域隱喻庫以及生命奧秘所在的信心。這個人就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創始人。他認為自己在文化史上足以與哥白尼或達爾文齊肩，因為他改變了受過教育的人思考自我的方式。弗洛伊德進行了意識的對比，將無意識的思想描述成繼日心說和進化論之後對人類自我陶醉的第三次“侮辱”。

他用平實的語言介紹了若干新觀點：我們現在所說的“情結”和“強迫觀念”的特殊含義，以及熟悉的術語“弗洛伊德式失語”的出現，成為其學說力量的永久典範。他的影響力迅速蔓延到文學、人際關係、教育、政治。與許多預言家的話一樣，他提供的資訊常常被曲解。人們認為他所說的話比他在具體臨床研究方面的科學貢獻更重要。與牛頓和達爾文相比，弗洛伊德的重要性幾乎不與自然科學沾邊他在這方面的影響要比他們小得多——但他提供一個新的神話。他的理論將被證明具有很強的破壞性。

人們從弗洛伊德得到的資訊表明：潛意識是大部分重要行為的真實源泉；道德觀念和態度是塑造潛意識的影響因素的投影，因而責任心的理念充其量不過是個神話，而且可能是危險的神話；或許理性本身是一個幻覺。假如這是真實的，弗洛伊德的主張有沒有意義已沒有多大的關係。這就是過去許多人相信由他所證明的東西—現在仍有很多人相信。這些觀點質疑自由文明本身的根基、理性的觀念、責任心以及自覺的有動機的個體，這是其主要的重要性之所在。

弗洛伊德的學說並不是導致確定性和人們沒有堅實立足點這一感覺喪失的唯一知識力量。但它在兩戰間歇期間的知識生活中最為明顯。面對弗洛伊德的學說，或面對藝術領域的混亂，或面對科學世界的晦澀難懂（似乎牛頓和拉普拉斯突然間被遺棄了），人們憂心忡忡地投身探索新的神話和準則，以便為自己指明方向。政治上，這導致諸如法西斯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的出現，過去認為必然之事中更加不理性的地方也顯露出來。

人們不會因寬容、民主和天賦的個人自由而備受鼓舞或者興奮不已。這種影響使處理逐漸加深的不確定性以及消除籠罩在20世紀30年代國際關係的陰霾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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