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革命指揮委員會自九月革命以來做了許多措施，讓西方國家撤出軍事基地、提高油價，以避免被西方國家控制軍事和經濟的發展，不斷革新。其中主要以卡扎菲的《綠皮書》為指導思想來對利比亞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創新，到底都有哪些他們都做了什麼呢？是否符合國情呢？能否帶來積極的意義，還是僅僅滿足卡扎菲個人的集權專政呢？讓我們來一起解讀吧。
改革初期
革命指揮委員會在革命初期的政策表現的充滿活力，行為更具挑釁性,如讓西方國家撤出軍事基地、提高油價。
更謹慎的動作是，在社會經濟與政治的某些領域嘗試性地推進改革。
回頭來看，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大使等行政官員在界定革命時遇到困難也就不足為奇了。在很大程度上，年輕的革命者經常對革命的發展沒有什麼信心，仍然處在自我界定的過程之中。“九月革命”即給了他們經驗與信心，也帶給他們經濟、政治改革向縱深發展的力量與動力。就在革命指揮委員會重新塑造利比亞社會之時，他們的外交政策也更具進攻性，公開挑戰非洲、中東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現存秩序。
《綠皮書》
穆阿邁爾卡扎菲在推翻君主制政權6年後,開始總結其意識形態的理論原則，出版了三本系列小冊子,總頁數不超過100頁，總稱為《綠皮書》。
《綠皮書》的出版標誌著卡扎菲的革命思想發展到一個新階段，這一過程包括許多可以感知的不同階段，但各階段之間並不總是截然不同。第一階段始於卡扎菲在塞卜哈和米蘇拉塔的學生時代，屬於探索與學習時期。第二階段始於“九月革命”的早期歲月。由於卡扎菲青年時期深受埃及總統納賽爾言行的影響，處事風格與理想追求具有納賽爾主義的特色。第三階段始於1973年4月，卡扎菲在厭倦了難以在利比亞引起共鳴的埃及革命意識形態後，發起了民眾革命。在隨後3年裡，他透過闡述第三世界理論，對初生的政治結構進行實驗，為革命初步奠定了理論基礎。第四階段始於1975年秋，卡扎菲出版了《綠皮書》的第一部分，以及同時在政治系統進行的較大範圍變革。這一階段由於1977年3月釋出成立民眾權威機構的《宣言》而達到高峰。
《綠皮書》第一部分的標題是:“民主問題的解決之道——'民眾的權威主要闡述了卡扎菲直接民主的理論基礎以及在利比亞執行的、
以大會與委員會為基本內容的政治制度的特徵》卡扎菲在第一部分指出，統治功能是人類社會面臨的主要政治問題。
他認為，在政治選舉活動中，候選人獲得51%的選票，其結果就是產生一個“錯誤民主掩蓋下的獨裁政府”，因為49%的選民將受到強加於身上的治理工具的統治。他不屑於西方的議會民主，視之為“對民眾意志的扭曲”，認為議會政府是對“民主問題解決方法的誤導”。政黨制度是“現代獨裁政府的工具”，因為它使“統治民眾的那些具有共同觀點與利益的人群成為一個整體”。他的觀點變成一些革命性的口號：即“代表就是欺騙行為”，“任何代表都不能重複代替人民”。
卡扎菲解決代議民主尷尬困境的方式，就是推進直接民主，也就是在利比亞成立全國人民大會與人民委員會。
他強調了民主就是“人民監督人民”，“沒有全國各地的民眾大會與民眾委員會就沒有民主”。卡扎菲概括了直接民主的制度，相對準確地闡述了將要執行中的政府結構與制度。然而，很明顯，這些討論很簡潔，一個簡單圖表就能對此加以說明。《綠皮書》的早期版本在用簡單圖表清晰闡述直接民主方面做163得並不夠，因為該圖表可能表達了不同團體組成多元化等級組織的基本結構。圖表中的單元並沒有圖表說明或用文字進行詳細解釋，圖表中各種各樣的長方形、正方形與三角形之間的關聯也沒有闡述清楚。此外，革命指揮委員會的角色被忽視了，它對諸如如何分配財富、誰控制或使用暴力等政治決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綠皮書》後來的版本提出了一個經過修訂，能夠更準確、更容易地理解直接民主的圓形圖表，這也是整本書中唯一的圖表。
卡扎菲在《綠皮書》中得出的結論令人費解，似乎與他早期關於直接民主的言論自相矛盾。
他的結論是：“從理論上說，這才是真正的民主。但是從現實角度來說，前者總是喜歡統治，也就是說，社會中的強者是統治者。”利比亞權力機構在理論與現實之間存在著對立，這一特點在隨後幾年的發展中表現得更為突出。與卡扎菲雄辯言辭相反的是，利比亞政治體系較為集權化，政治與經濟發展等重大決策均掌握在卡扎菲及其少數親信手中，民眾並不直接管理與利比亞政權生存攸關的政治機構與經濟部門。
《綠皮書》第二部分的標題為：“解決經濟問題的出路——社會主義”，首次出版時間是1978年卡扎菲在第一部分拒絕東西方政治體系，第二部分拒絕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結論是社會主義是經濟秩序的最最佳化選擇。
他認為，掙工資者成為僱主的奴隸，解決之道就是廢除工資制度，將人類從其束縛中解放出來。《綠皮書》第一部分所體現的政治思想是：“權力屬於人民”；第二部分體現的經濟思想總結起來是：（僱主與僱員的關係）“是合作伙伴而不是掙工資者”。卡扎菲認為，“新型社會主義社會”不能接受財富不均等現象。20世紀70年164代後半期，卡扎菲進行了改變傳統社會經濟實踐為主要內容的改革，目標就是構建一個平等、公平的社會。儘管《綠皮書》的視野寬闊，內容厚實，但整體來說，許多重要的問題沒有提及。《綠皮書》第二部分暴露了卡扎菲經濟思想過分的簡單化和不足之處，使人聯想起早期烏托邦社會主義實驗。
《綠皮書》的第三部分的標題是：“第三世界理論的社會基礎”，考察了第三世界理論的社會基礎集中在家族、部族與國家層面。
這一部分出版於1979年，從某種程度來說，是最令人感興趣的部分，無疑也是理論性最強的部分。大致來說，這一部分嘗試性地考察個人，特別是婦女在伊斯蘭社會中的角色。卡扎菲指出，家庭是最基礎的社會單元，男人與女人只有承擔起各自的天職，才能產生和諧的家庭生活。他要證明以下觀點：即男人與女人都是平等的，諸如結婚與離婚等行為都應該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之上。卡扎菲雖然認為應該男女平等，但又認為由於存在以優越感與卑微感為特徵的性別歧視，二者不應該做同樣的事情。他說，由於男女生物意義上的不同，二者都有自己的角色，都不能放棄自然賦予他們的職責。如果說卡扎菲在《綠皮書》第一部分提出了一個激進的政治觀點，第二部分提出了一個激進的經濟觀點，那麼在第三部分則提出一個較保守的社會價值觀。
實踐證明，《綠皮書》第一部分的影響最為持久深遠。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利比亞的政治制度經歷了較少的重大變革。隨後的30
年間，卡扎菲不斷強調利比亞直接民主優越於美國、英國等其他國家的代議制民主。與此形成對比的是，20世紀80年代末，利比亞逐漸改變了《綠皮書》第二部分所概述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戰略，也就是利比亞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所執行的經濟戰略。21世紀初，利比亞開始努力實行市場經濟改革，經濟改革的廣度與深度都較以前有了明顯的進步。而《綠皮書》的第三部分是最有爭議的，由於其表現了卡扎菲思想的狹隘保守、自相矛盾的一面，提出了諸如在婦女、教育、少數族群、藝術與運動方面的一些保守的觀點，而引起了無休止的爭論。
直接民眾當局
1975年8月，革命指揮委員會內部對卡扎菲分配型經濟方式進行激烈辯論，最後致使兩名成員貝希爾薩希爾哈瓦迪和奧馬爾蒙西斯發動未遂政變。他們更傾向於透過有秩序的、專家治國的方式解決國家的經濟問題。
未遂政變前夕，革命指揮委員會的12名成員中只有5名成員一直在革命政府中任職，並一直持續到1996年末。這5人是：卡扎菲、阿布伯克爾尤尼斯賈比爾、韋迪哈美迪、穆斯塔法哈盧比和阿卜杜勒薩拉姆賈魯德，他們構成革命政權的領導層。未遂政變是利比亞歷史的分水嶺。此後，卡扎菲開始追求一種“無國家社會”，將大量金錢用於購買武器與對外冒險活動。
未遂政變還結束了革命指揮委員會作為政治機構的職能（1977年3月被正式廢除），破壞了學者決策表面虛飾的東西，從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人集權統治的道路。
就在政變發生前夕，卡扎菲按照《綠皮書》第一部分的安排，於1975年9月進行了第四次政治改革。他不滿意於人民委員會制度下民眾參與的水平。新階段設計的藍圖就是增加民眾動員的能量水準。具體目標為：增進人民委員會與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減少衝突與競爭的關係，競爭是二者關係的典型特徵。
直接民主制度的底層保留了以下制度，即地區委員會全體委員由地區民眾直接選舉，並從地區委員會中選舉地區基層人民委員會全體成員。
在此層面，最重大的變革就是，要求每一個基層人民委員會從其全體成員中選舉一個更小的人民委員會，對大會負有行政管理職能。政治權威委託給地區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其成員從基層人民委員會中選舉產生。每一個基層人民大會的主席必須是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的成員，這一規定提高了後者的地位。在該制度的高層，卡扎菲宣佈成立一個新的、全國水平的代表實體，名為總人民大會，他自任該組織的秘書長，秘書長與其他革命指揮委員會成員組成秘書處。
地區人民委員會和地區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的主席與副主席自動成為總人民大會的代表。總人民大會每年舉行會議並安排會議日程，成為革命指揮委員會以及地區人民大會制定政策，安排計劃與草擬，討論、批准發展專案的主要場所。
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工會與入民委員會成員有批准、執行國家政策與發展計劃專案的職責。1976年初，總人民大會召開第一次會議，總秘書處向大會提交了有關內政外交的重大決策建議，包括1976年的行政預算，1976至1978年的發展預算，請求大會審閱與授權。這一做法使大多數觀察家感到震驚。
1977年3月2日，卡扎菲宣佈成立所謂的“人民權威政府”，闡明瞭新政府的權利與結構。利比亞官方名稱為“大利比亞阿拉伯人民社會主義民眾國”，認定《古蘭經》是社會的法律基礎。
卡扎菲宣佈在“民167眾時代的黎明”“成立人民權威政府”。民眾國是卡扎菲創造的新詞，用來描述以民眾統治為標誌的政治體系，但這種制度不允許政黨及其代表存在。由於民眾管理權威機構是這種新制度的基礎，利比亞人透過以下機構行使自己的權威：如人民大會、人民委員會、企業聯令會、工會、專業組織，以及總人民大會。
1975至1977年,利比亞為了促進政治參與與民眾動員力度，在慎重考慮各種限制因素的條件下進行了制度變革，以減少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與人民委員會之間的權力之爭，給予總人民大會有限的政策審査與批准權。
總人民大會的秘書處加強了革命性的控制，限制政治組織的成立與活動。工人被迫加入工會，活動受到嚴密監視。當人民大會與人民委員會的活動給國家制造混亂，或他們的建議與總秘書處不一致時，就要舉行重新選舉。
與此同時，卡扎菲政權推進政治改革與制度變革，以修正主義者對利比亞歷史的解釋，積極促進意識形態變遷。
利比亞研究中心是卡扎菲政權建立的少數研究單位之一，成立於1978年，以研究利比亞人反對義大利佔領的吉哈德而聞名。這些單位主要以“九月革命”為意識形態原則對利比亞歷史進行重新詮釋，並沒有放棄利比亞史前與古代時期那些嚴肅學問的研究。然而，利比亞政權特別鼓勵對奧斯曼帝國與義大利佔領利比亞這段歷史的研究，對賽努西教團的地位給予了適當的評價，特別強調了謝赫在抵抗義大利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過，關於該家族的負面資訊也隨處可見。
除了記錄諸如奧馬爾穆赫塔爾等抵禦外敵的英雄人物，敘述一些重大軍事戰爭以外，許多研究成果主要探討奧斯曼帝國軍官在抵禦義大利佔領時所做出的表率與鼓動作用。學術研究的新領域還強調了的黎波里共和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維護的黎波里塔尼亞民眾利益時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利比亞研究中心與類似研究機構岀版的成果，都是由專業精深的歷史學家所提供的，他們從官方的立場出發，以革命的視角對利比亞社會進行解釋，認為利比亞社會是一個具有內聚力、民族主義者的、反帝國主義者的政治實體，忠誠於阿拉伯一穆斯林文化。
在此過程中，許多歷史解釋經常發生迅速而劇烈的變化。由於政權的興趣與其支援的歷史研究之間的聯絡較密切，其結果不可避免地讓人質疑歷史研究的政治附屬問題。
在20世紀70年代那種變動的政治氣候中，想讓學者滿懷熱忱地進行研究是不可能的，他們僅限於進入利比亞圖書館的某些區域閱讀資料，這比10年後開放領域要少得多。1984年，一位美國培養的利比亞歷史學家警告突尼西亞讀者，官方歷史完全為意識形態與政治目的服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那時，卡扎菲政權的意識形態架構可能已經得以鞏固，個別研究領域的歷史學家會發現，其利用價值已經結束，或被遺忘。
1978年9月1日，卡扎菲呼籲恢復人民委員會制度，削除國有部門的官僚主義，以及私營部門的權威獨裁現象。
採取的措施是，上百家公司被新選舉的人民委員會接管，這些委員會在成立之前要經過必要的選舉，使其飽懷革命激情，忠誠並取悅於卡扎菲。1979年2月3日，總人民委員會或內閣被宣佈重新改組，部長人數從26人減少到19人。隨後幾年，革命政權的顯著特徵就是：內閣不斷重組，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阻止那些位高權重的個人挑戰卡扎菲的權威。
總結：
利比亞自卡扎菲為領導的革命以來，指定了一系列針對國內外問題的政策，其中以綠皮書為主要指導思想，針對民主問題，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方針以及對於第三世界的闡述，期望構建一個區別於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不需要政府的社會主義，但在實際操作中，卻更加激進偏向於卡扎菲個人的集權統治了，與最初的民主自由相背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