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過去20年間，在西方和俄羅斯有很多關於俄羅斯從超級大國和帝國過渡到“正常”的民族國家的討論。然而，困難在於確定何為“正常”。在歐洲，“正常”意味著政治多元化、機構運作良好、法治得力、經濟平衡、公民社會充滿活力及媒體自由。
但普京政體對“正常”的理解則有所不同。
雖然“正常”有點類似西方所謂的“常態”，如較高的生活水平，但它是出於這樣一種基本假設，即俄羅斯的自然條件決定它是一個大國，只有在此基礎上俄羅斯（及其人民）才能繁榮發展。
這種態度不足為奇。
回顧俄羅斯的歷史長河，自彼得大帝以來，俄羅斯只在極少數歷史階段不是一個大國。在20世紀，這種情況只出現在1917年十月革命至20世紀30年代早期斯大林工業化運動之間。即便是在困境中的20世紀70年代，俄羅斯仍然視自己為大國。
全球大國和區域龍頭
基於上述情況，克里姆林宮難以想象用世界領頭大國之外的任何詞彙來界定俄羅斯。當然，俄羅斯也意識到當今大國的含義在許多重要方面都已經與過去不盡相同，包括蘇聯時期。在普京總統任期初始，他將俄羅斯構想為一個“現代強國”。
在後冷戰時代，僅有遼闊的疆域、數以千計的核武器和大規模的常備軍已然不夠了，儘管這些因素仍然很關鍵。一個現代大國也必須是一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和科技進步的國家。它還必須能靈活地施展各種形式的影響力。
就此而論，普京並不認為突出俄羅斯地緣政治大國的形象與根據國際體系的要求改造俄羅斯的影響力之間有任何矛盾
。在此國家體系中，經濟和其他非軍事形勢影響力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莫斯科大肆談論其常用的王牌，如領土規模和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成員資格，以及能夠在其認為必要的地方動用武力。俄羅斯還突出自己作為能源和其他戰略資源主要供應國的重要地位，及其仍相當可觀的“巧實力”。
克里姆林宮思維中另一個常數是完全不顧其國內和國際上的財力大小，堅持俄羅斯應該被視為永久的大國。
在過去的300年，俄羅斯戰略文化表現出一種強烈的特權意識。這種態度延伸到俄羅斯各政治派別中。恰是自由主義派的科濟列夫宣稱，“俄羅斯註定是一個大國”。
這種使命感表現為要求他人的“尊重”，即作為世界精英之一的國家本該得到的尊重。
在體制上，這種認知反映在俄羅斯加入各種高階“俱樂部”，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金磚國家、中東問題有關四方（美國、歐盟、俄羅斯和聯合國）、朝核問題六方會談，以及之前的八國集團。
但更多的時候尊重是一種心態而非可以量化的東西。
它由西方對俄羅斯在後蘇聯空間“特殊”利益的接受度、俄羅斯在國際決策中的特權地位以及俄羅斯不受“干涉”處理內政的權利等指標來衡量。
作為全球大國的標誌之一是該國在其周邊區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即列昂·阿倫（Leon Aron）所說的“區域龍頭”。烏克蘭危機顯示，這種感覺依然強烈一考慮到在不到25年前俄羅斯的鄰國們直接或間接歸屬於蘇聯，這就不足為奇了。
儘管俄羅斯已不再有能力行使霸權或要求“獨家”干預的權利，但它依然將自己視為西起烏克蘭、東至中亞各共和國這一區域的龍頭。此處值得注意的是，區域龍頭地位對於俄羅斯作為一個全球權力中心的願景而言，是至關重要的。正如美國領導西方，中國是亞洲的“帶頭大哥”一樣，俄羅斯的信譽則取決於在它的區域裡擁有的主導權。
獨立而又獨特的俄羅斯
普京所期望的俄羅斯大國地位是基於“獨立”之上的。這個說法有許多內涵。
它可以表示自力更生，如減少對西方國家政府和組織的依賴，從而使他們難以對莫斯科施加壓力。它也可以表示不結盟以及拒絕“立足集團”的政治。它已經與“全方位”的、追求不偏不倚的“地域平衡”的外交政策緊密相連了。
但是歸根結底，獨立的內涵是維護國家主權及對抗那些試圖剝奪或限制國家主權的力量。
這個目標已經變成普京政府不斷追求國內和國際合法性的代名詞。正如普京代表了國家，因此普京政體利益與俄羅斯本身利益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因此，外界對於普京政策的批評，特別是對諸如法制、民主和人權等內政的批評，就被視為對俄羅斯主權的攻擊。
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裡，俄羅斯被認同為全球權力的一個獨立中心，對於克里姆林宮而言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它有防衛性的目的，對內限制自由主義的影響，對外抵禦諸如在敘利亞衝突等發生時西方的干預。它還宣傳俄羅斯作為一個自主的國際角色的“獨特性”。對於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為什麼沒有被納人歐洲、歐洲，大西洋共同體或是亞太地區有多種解釋。
但其中令人信服的解釋是，它根本不想一體化，而更傾向於合作和聯合。
因為真正的一體化意味著主權集中、獨立受限，還會淡化國家的“特性”。這在小國和弱國行得通，但對於有著大國傳統的俄羅斯來說，則難以接受。俄羅斯政治精英的態度是，如果俄羅斯無法領導（或共同領導），那麼它絕不會服從。
不可或缺的國家
自葉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時代起，俄羅斯的領導人就強調俄羅斯在歐洲以及全球事務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18世紀中期，俄羅斯介人了七年戰爭，支援奧地利帝國反抗普魯士的擴張。
拿破崙戰爭期間沙皇亞歷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I）的勝利扭轉了歷史程序，維護了歐洲君主專制。在“二戰”中蘇聯對於打敗希特勒是至關重要的。俄羅斯的不可或缺性也體現在俄羅斯作為文明和物理的屏障，使歐洲免於東方野蠻部落侵犯的神秘觀念中。
這樣的一幅俄羅斯肖像幾乎被完整地儲存了下來。在克里姆林宮眼中，重新崛起的俄羅斯憑藉其規模、歷史和潛力，是全球事務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參與者。這種自信以多種形式呈現。首先，它體現在這樣一種信念中，即沒有俄羅斯就不會有真正的安全。
這不僅在它的周邊地區適用，更是普遍適用。
2013年9月，在俄羅斯成功干預敘利亞化學武器危機之後，普京聲稱，縱觀歷史，俄羅斯的參與對維護持久和平總是起關鍵作用，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就是如此，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也不例外。
相反，俄羅斯的缺席是1919年凡爾賽和會失敗及後來“二戰”爆發的主要原因。最近，普京宣告，西方企圖在烏克蘭問題上繞開俄羅斯，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烏克蘭的動盪不安。
假定自己不可或缺加深了莫斯科對於戰略核均勢等概念的強烈迷戀。
其當務之急不是考慮關乎人類生存的問題，被清除的恐懼，而是考慮保持其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力。原因是，俄羅斯的核武庫是其與美國平起平坐（且優於中國）的一個領域，並且對許多人而言，這是俄羅斯維持其全球大國地位的最有力保障。
在此，區分被承認的慾望和承擔具體責任的意願是非常重要的。
克里姆林宮清醒地認識到，俄羅斯並不是與美國（或蘇聯）級別相同的全球大國，並且在任何情況下捲入與俄羅斯利益無關的紛爭沒什麼好處。俄羅斯尋求的是，在它選擇的問題上，其“利益權”得到障，其不可或缺性得到認可。
結語
因此，對於俄羅斯而言，
成為“中東問題有關四方”的一員要比它尋求對和平程序的影響更為重要。
朝核問題六方會談、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和其他論壇，都是類似情形。最終，“不可或缺性”的價值並非來自於對結果的期待（事實上，這是一副不受歡迎的重擔），而是來自其他國家接受俄羅斯是重要的且偉大的這一無可爭辯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