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歷史經典修文道之核心
——————淺談宋代田錫《上太宗條奏事宜》的施政理念
我讀田錫之奏章總結：“文之大道乃治國理政在於安邦定國，文之中道乃以物言志在於樹立理想，文之小道乃以物怡情在於借物抒情！”田錫秉承天下正人之德行懿文乃於其時大放光彩，《鹹平集》卷三《答何士宗書》曰：“在君子以道為心，以信為體，文采為貌，聲稱為言。”《鹹平集》卷二《陳季和書》論天、水之常變，始論“文”之常態與變態，曰：“夫人之有文，經緯大道。得其道，則持政教化。”田錫之文章心繫天下之危亡、國家之興旺、黎民之疾苦、樹社會之禮樂、論法制之實施、修文之大道與正道，是典範之中的典範。田錫最負盛名的是他的奏章，歷代文人皆有所評。在田錫的《上太宗條奏事宜》更為詳細的論述了施政的理念，體現田錫“憂天下之憂而憂，憂百姓之憂而憂”的思想，文章理論在對北宋的政壇之“廉、正之風”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田錫塑像
田錫於太平興國七年“田錫在河朔暨相州，累章論邊事。”（《墓誌銘》），《田錫年譜》記載“十二月十四日，田錫上《上太宗條奏事宜》疏論朝政得失，不報。”這篇奏疏言辭犀利，論述朝廷的施政情況，應該說是非常敏感的論述，得不報即奏章未報，《長篇》記錄：“又據錫睦州所上疏，言六年九月十三日上疏，蒙詔獎，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再上疏即不報，其不報者乃此疏也。”，實際上就是指在太平興國六年田錫《論軍國要機朝廷大體》獲得了獎勵。這篇奏疏言朝廷之得失，系過於激進而沒有上報。但是這也證明田錫敢於直諫，而確實在思考國家之大事，關注施政之重要。此文開篇即言：“臣備位諫垣，出官河朔，雖勵忠勤之節，未伸謇諤之誠，屍素自知，彷徨益切，何以分陛下憂勤之切。”田錫說我忠於諫議之職，出任河朔，雖然忠於職責勤於政事之本份，但是沒有正真做到敢於直諫，我自己知道，心裡彷徨，心裡想怎麼可以分擔勤政之職責。田錫引用“伸謇諤之誠”在《晉書·裴秀傳》記載：“騫素無謇諤之風，然與帝語傲。”另《汝寧府志》康熙34年［1695］何顯祖董永祚著：卷九，選舉貢生裡原文：“遠志，洪武間為御史，歷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有謇諤風，祀鄉賢。”謇諤即為正直敢言，正直敢言的作風。田錫言“願以芻蕘之見，上希英聖之知。”《詩經。大雅。 板》：“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芻蕘指草民之意見，是謙虛的說法。又言：“今陛下命以頒條，委之理郡，親民之心，無先於此。苟若所理之郡，事間獄空，所親之民，風淳俗厚，所謂蒞民有術，御下有能，足以副朝廷任用之恩，有以彰陛下憂勤之旨。然事有無從得簡，獄有無因而久空。”田錫提出為政從簡，在於親民，民風淳樸，訴訟監獄也少有罪犯。田錫接著對“外交戰爭、民生稅賦、簡政放權、勤政廉潔、施行仁政”等進行了論述。
首先，邊疆外患與外交政策提出自己的觀點“屯兵利甲，休養生息”。田錫言：“久弊者，昔近並門，鄰於敵境，備邊之費，禦寇之兵，二十餘年，民不遑息。未安者，今北狄邇於塞垣，屯兵御戎，飛芻挽慄，三十餘郡民不甚豐。”宋朝從趙匡胤開始制定國策以文制武，宋朝是經理了五代十一國的無數混戰好不容易穩定下來的政權，此時對於黨政者來說就是穩定政權，並尋長治久安的良方。田錫“世本京兆（今西安市）人，因唐末亂離，僖宗幸蜀，其祖徒家於蜀。”田錫出生於戰亂，為避禍全家遷徙於偏僻之地，為田錫少年讀書提供了安定的環境。田錫“幼好讀書，慕楊雄、司馬相如之文。”田錫的出生於修文，奠定了其日後的雄才大略，生於安定而思危的政治思想。田錫言邊關不應該採用關閉，應該開展通商，往來商賈可以收取稅收，用於邊關駐軍的費用，如果不開通商貿，關閉城門，一切費用皆有老百姓供養，這樣老百姓就會揹負沉重負擔，使得老百姓產生恐懼心理同時在邊關的郡縣老百姓也不可能過上物質豐富的生活。
其次，田錫對於國家稅賦政府提出自己的觀點“規範關市、農耕稅收”，應適宜環境進行改革即“別布新條”。田錫言“酒麴之利但要增盈，商稅之利但要求出剩。或偶有出剩，不詢出剩之由，或偶有虧欠，必責虧欠之過。”對於酒水之利、商賈稅收需要繳納稅賦，有剩餘之稅收，不必問詢問剩餘的之理由，但是如果出現國家稅款虧損，必須予以問責。又言：“窮盡取才之路，莫甚於茲，疏通貨物之源，未聞適變。”又“今乞國家以關市之徵定其常數，酒麴之利授以常規。或有增加不更求出剩，或偶有虧折即可令於出剩時補填。且如州縣徵科農桑稅賦，年豐則未聞迦納，歲歉則許之倚徵。”國家關稅、稅賦應該有一個規定，對於酒類商貿應該有一個稅收的管理。如果貿易量大也不能多收稅，如果商家虧損可以在盈利的時侯補齊稅收。對於州縣的農業桑蠶的稅收，在豐收的時侯不能說加稅，在欠收到年景還應該准許少收。田錫言：“民生於利亦猶魚生於水也，民困於利又如水涸於魚也，願更生於讜議，別布新條。”老百姓的生存之利益猶如魚離不開水一樣，如果老百姓因為利益在生存上都受到困難，猶如魚離開了水，在水乾涸後魚也無法生存。田讀《法言》：“聖人之道猶日中。”史稱《法言》為揚雄作，則其本處於《論語·子罕篇》： 法語之言，能無從乎 和《孝經·卿大夫章》：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法有準則和使物平直的意思，所以法言就是作為準則而對事情的是非給以評判之言。田錫又引《六韜》“聖人之道猶龍首。”聖賢之道在於最高統治者，要高瞻遠矚，帶領群臣治理天下，各司其職。田錫所言《六韜》是一部集先秦黃老道家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六韜》的基本理論和範疇，多來自道家，主張柔弱勝剛強、韜晦不露和安靜玄默等，同時又引用“黃帝”之書 ，透過周文王、武王與呂望對話的形式，論述治國、治軍和指導戰爭的理論、原則， 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家權謀類的始祖。
其三，田錫進一步提出關於“簡政、勤政、嚴政”的辯證觀點。田錫言：“君道務簡，簡則號令審而人易從；臣道務勤，勤則職業修而事無壅。”統治者應該制定簡單、明確的責任目標，簡明有條理的政策、規定有利於執行與落實。作為國家工作人員，應該勤於值守執行上面的政策而不至於堵塞，上傳下達才能一氣貫通。田錫提出作為最高統治者要善於選擇人才，選任人才。讓人才安排在合適的位置，各司其職，要做好統一協調管理並簡政放權。對於有功之臣予以獎勵，對於濫用職權的要施加刑法。施政要求：“簡而且要，人則易從；繁而又難，人則易犯。”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御眾以寬。”“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系自《尚書·虞書·大禹謨》，即對下邊的要求簡明扼要，治理民眾非常寬大；刑罰不牽連子女，而獎賞卻延及後世。田錫又言：“御眾不以寬，則獲刑者多，臨下不以簡，則從令者少。”統治者應該施加寬明之政策，這樣用刑法懲罰的人才會更少，如果施加嚴苛之政令，則獲得刑法處罰的人就會增多，實施治理的政策不應該太過於複雜，這樣也可以讓執行者更清楚以達到最好的執行效果，實際就是田錫提出“簡政”的觀點。對於“勤政”的論述主要是據了相關的例子：中書宰相的職責就是依據最高統治者的意志制定綱領，統籌與安排各部門的職責，考察各個部門的工作完成情況並彙報；御史臺與大理寺對於案件審理，犯人監獄管理依據法制實施，田錫言“案既圓備，即據施行。”又“豈無陷於非辜，豈無失於有罪？”對於冤案、錯案要秉承公正嚴明，不要讓無辜者蒙受不白之冤，不能讓有罪者逍遙於法外，也是指出作為掌握權力的人要“嚴政”，不能因為私利而徇私枉法。田錫言：“授人之職者本貴當材，鞠獄以情者自然無濫。”
其四、田錫論述關於“廉政、仁政、修己”的施政論述。田錫言：“臣每讀史書，至於文集，或匹婦有正廉之節，野人有孝悌之風。”田錫言我每讀歷史，也讀先賢文章，就是老百姓也講究正氣與廉潔之節，也遵守孝道之風。今在朝廷為官的大多數是外地人，在任期間也不能搬家，哪怕父母亡故也不能辭官，這樣做有損朝廷仁義之政德。田錫言：“御一衣，思天下女工之勤；嘗一膳，思天下農夫之苦。”田錫說我們穿的衣服，要思天下織布女工的勤勞付出，每吃一餐，想一想天下農民種植糧食的辛苦。又言：“不敢侮鰥寡。”不敢忘記天下還有很多弱勢群體。此出自《尚書》：“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 而孔子論政有云：“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孟子則從理論上概括：“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修其身而天下平”（《盡心下》），齊家治國首先修身。《禮記·大學》又將修身系統化，提出“修齊治平”的理想模式：“身修而後家齊，家齊然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修己是普遍性的要求。從官員為政言，修身、修己包括修德和修能。修德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豁達的胸襟、廉潔奉公的精神等政治素養為重。田錫也提醒要負責地方官考核、厲行整頓吏治。此後田錫影響力范仲淹、司馬光等人，范仲淹為官標準：不論高居廟堂，還是身處江湖，都能先天下憂、後天下樂。田錫、范仲淹等北宋名臣堪稱政治家中正己修身的楷模，皆為憂國憂民的好官。
田錫讀書樓遺址
最後，田錫主張“提倡廉潔，親民為先”的理政思想。田錫言：“其間廉吏雖多，抑亦貪夫不少。貪者偶無彰露，刑罰寧加，廉者未有升聞，旌酬弗及。”其實現在廉潔的官員還是很多，但是貪官汙吏也不少，貪汙的人不一定會表現出來，但是刑罰不能減輕，對於廉潔者沒有升遷的訊息，也沒有表彰加薪予以鼓勵。田錫言：“奏其善者，則不善者自彰；奏其不善者，則不廉者自顯。”如果上奏並表彰好的，則不好的人就會知道自己的缺點，如果反映不好的事情，則不廉潔的自己自己應該被處罰，則應該加以改正。田錫也就是說如果弘揚廉潔的精神，獎勵廉潔奉公的人，則貪官汙吏自然就少點，所謂正氣上升邪氣就會處於下風。田錫言：“揚清激濁，實為致理之先；移風易俗，宜自親民之始。”弘揚廉潔精神是治國理政關鍵；對於治理社會，應該體驗老百姓的疾苦為先。田錫之《條奏事宜》的奏議體現了這位北宋名臣心繫百姓的思想，也體現了關於施政方面的政治主張，田錫其“直臣”之風體現得淋漓盡致，同時對於北宋政壇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