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編朱慧怡，今天來和大家聊一聊漢語書面語傳播的一大景觀，逆行傳播——采詩，獻詩。

采詩、獻詩是“反常”的逆行傳播—是由低層次向高層的輻射，這種輻射是高層次情願來俯就、吸收的。當權者這樣做當然是為了有益於鞏固政權，而且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都證明這樣做是管用的。這，是其實用價值之一。另外的實用效果還有許多，如豐富了宮廷禮樂的篇章、各國的不同情調給王室一種新鮮的感官刺激—只有陌生化才能滿足人們的無厭的好奇心。這些在當時宮廷生活中是重要的，所以有一種太師（樂官）專門整理來自各國的詩歌，他們重新改編散亂自由的“外省”的詩歌、音樂，這種整合使原先處於“邊緣”地位的作品進入了大一統的王權的禮樂秩序，從而得以在更大的範圍內持久流傳—這也是中國古代傳播史上的規律性特徵—必須進入“中心”才能傳之久遠，才免於被淘汰的命運。這跟中國的集權體制有直接的關係。

這種王權中心吸附邊緣資訊，加以改編利用的做法，對於文化傳播有功有過。每一個新的大一統的形成、上升時期，往往是文化整合、融合、昇華的黃金期，夏商周歷代如此，然而任何大一統的一元化的文化統治，事實上都包含著形式化的強制、對於新鮮資訊的閹割、宰制。這種整合是種文化暴力，中央將各國詩歌音樂體系化的工作是在編織權力網路，它建造起一種“太陽”吸引群星的態勢，引誘邊緣的民間的文化創造徑奔包裝成文化中心的權力中心，說白了，就是“文化朝貢”，是各國經濟上朝貢中央政府的文化“賠嫁”。等到滿清整理出版（四庫全書）時，這種暴力性質才有目共睹。

政治的重要內容當然包括外交。對於中央政府來說，他們與諸侯國的關係也有“外交”的色彩，各諸侯國之間的交往當然是外交了。外交的一個重要內容包含著維護交流。尤其是在貴族政治時期，戰爭也是要遵守遊戲規則的。直接的政治、軍事目的也往往包裝上雍容和平的形式，有話不直說，而是透過“賦詩言志”的規則含蓄地暗示出來。雙方還都聽得懂，說明他們有相同的知識系統或編碼系統。這得力於王室的標準化整理工作。王室的樂官將收集或各國以及公卿列士貢獻的詩歌加工、合了樂律，書寫於簡片，讓樂工排練演習。各國的諸侯們自然加以仿效，諸侯國的貴戚們再加以模仿。就這樣，一圈一圈地擴散於文化階層。是否懂禮樂是貴族以及何等層次的貴族的一個“硬指標”。文化雖說是虛的卻既有實際用處又有一時看不透的價值。各種儀禮歌詩的修養是必備的，不僅在外交場合，就是在上流社會的社交來往中也是非常用的著的。所以，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

在春秋時代，王室、諸侯、大小貴族都有大小不等的樂隊，流傳或者說通行著大致相同的演奏樂歌。列國人士把這些樂歌的歌詞借用來作為表情達意的工具，是因了它們已經通行才能無障礙的相互“傳通”。“詩三百”成了上等華人表情言志的資訊通道。《左傳》、《國語》記載了大量賦詩言志的事情。所謂賦詩言志不是自己創作詩篇吟唱，而是點出現成的詩篇由樂工演唱，藉以表明自己的情意。如（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記晉侯囚衛侯，齊侯和鄭伯往晉排解。在宴會上，晉侯先賦《大雅·嘉樂》作歡迎曲，表示對兩位國君的歡迎和讚頌；齊國的景子答賦《上雅·要蕭》，讚頌晉侯的恩澤遍及於諸侯；鄭國的子展答賦《鄭風·繃衣》，表示鄭不會背叛晉。接著商談救衛侯的問題，景子賦《髻之柔矣》（逸詩），以馭馬要用柔髻為喻，勸晉侯對小國要寬大；子展賦《鄭風·將仲子》，取詩中“人之為言，亦所謂也”一句，暗喻要考慮各種輿論。於是，晉侯放回衛侯。

再如《左傳·定公四年》記載楚國遭吳國侵略，楚國大夫申包肯向秦國求救，秦國不理。申包肯絕食痛哭七日，感動了“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秦師乃出”。（無衣）中有：“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修我甲兵，與子偕行。”表達了與申包骨同仇敵汽、一起上戰場的決心和意志。

列國間力、外交，往往透過賦詩言志的方式，用比喻和暗示的方法表達彼此的立場和意見。賦詩成為外交官必備的一種才能，出使辦理外交事務，必須選擇能掌握歌詩意味的人才。文學，成為政治的傳聲筒—這是口傳政治、話語政治的畸形樣品—現代外交已將這些因素推到背後，變成了氛圍。

另外，歌詩在分封國之間的日常交往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周朝兄弟宗族之間經常“聚會”“串門兒”，相聚必有宴會，宴會上必有歌詩。當了王的人也經常歡迎其他親戚相聚，以增進團結，鞏固聯盟。《伐木》、《常棣》、《行葦》都是周朝宗族宴會的詩。尤其是《常棣》反覆說：“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鹿鳴》詩則是通用的宴會詩。後世的帝王招待新中進士的宴會稱為“鹿鳴宴”，人們常說“鹿鳴求友”，這是這種話語傳播的再生果實—“典故”在漢語語境中真有無盡的再生的意義，這是漢語書面語傳播的一大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