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海戰地理思想的最好的詮釋當屬殲滅曾一本之役。明穆宗隆慶二年（1568年），廣西總兵、協理廣東總兵俞大猷提出的“造船於閩”計劃，是閩粵兩省會剿海寇曾一本戰役的重要一環，同時也是中國古代造船史和海防史上的大事。

隆慶二年俞大猷提出“造船於閩”計劃的緣由及其具體實施過程。

一、嘉靖後期廣東戰船的消亡

明代廣東的造船業，繼承了宋元以來海上船舶製造業的基礎。廣東11府中瀕臨南海的8個府，均設有官辦造船廠。但是在隆慶之前，民間的造船業始終居於主體地位，

其中尤以廣州府的東莞、新會、順德三縣為代表。

嘉靖二十八年（1549）俞大猷擔任崖州參將，途經廣州府，見到“廣之東莞縣有烏尾船二百餘隻，新會縣有橫江船一百餘隻”，其規模蔚為大觀。在此期間，廣東海防戰船多來自於民間徵調，廣東地區原有烏艚船二三百隻。富戶所打造的船舶隸屬於官府，

除了商旅貿易之外，還承擔著巡洋、剿賊等義務，每次大約調撥五十至一百隻船舶。

隆慶之前，倭寇的活動範圍多集中在閩浙地區，廣東尚未出現較大的倭患，故廣東此時的海上力量足夠維持當地的治安。這一情況在嘉靖後期發生變化，

在短短十餘年的時間內，廣東船政經歷了三次重大變故，

導致船舶的數量銳減，主力戰船幾乎消亡殆盡。

第一次事件發生在嘉靖後期。

時東南沿海倭情嚴峻，胡宗憲便由廣東租調數百隻船馳援浙江。自嘉靖後期開始，朝廷對東南地區的倭患問題日益重視，“南倭”與“北虜”問題在這個時期被提升至同一戰略級別。

但相對福建、浙江一帶兵燹四起的局面，廣東此時的海防形勢尚為穩定，沒有出現較大的匪情。

因此在派兵、派船支援東南抗倭的任務中，廣東往往最先受到派遣。

此次廣東派往浙江的備倭船舶，“皆選其巨者前去剿倭”，其精銳戰船大部分都被徵調。直到嘉靖三十四年，

調往浙江的廣東戰船尚未全部抵達。除了租借廣東兵船，

總督在本年還先後租借廣東餉銀二十萬兩，此番調動大量廣東戰船馳赴浙江抗倭，使得廣東本省的防禦捉襟見肘，對於談愷的請求，中央的答覆曖昧不明。

最終，談愷追討戰船的請求不了了之，此次借船事件是廣東地區海防力量發展的轉折點，

經此一役，廣東船事由盛轉衰，海防力量大減，“船事從此弱矣”。

廣東戰船所遭受的第二次重大損失來自嘉靖四十三年（1564）的柘林兵變。

是年，廣東東莞水兵徐永泰等400人駐守柘林澳，由於“糧乏不給”，五個月無糧餉，遂發動兵變，後入外洋，與沿途盜賊合兵，廣州守備空虛，難以迎敵，遂“城門緊閉”。

總兵湯克寬雖曾嘗試迎戰，但連遭敗績。叛軍無法攻入廣州城，便四處剽掠城郊及海岸，昔日作為造船基地的廣州府，

一時之間各大型船隻覆滅殆盡。

總兵官俞大猷此時奉命赴廣平叛，

他派澳門華商林宏仲聯絡澳門葡萄牙人夾擊叛兵，“香山澳船，

猷取其舊熟用林宏仲者數船，功成重賞”。此次合剿，澳門兵頭·德·梅洛和迪奧戈·佩雷拉各率一隊人馬，整裝出發。

參戰的葡萄牙人共300名，而盜匪是9艘鉅艦，2000名士卒。此時俞大猷也從東莞南頭和惠陽調水師戰船合擊叛軍，

雙方激戰於東莞虎頭門附近之三門海，最終剿滅叛軍。

雖然藉助葡兵的力量剿滅了兵變，但廣東的海上力量進一步削弱。自柘林兵變以來，

作為廣東海防戰船系統賴以發展的民船修造業受到了極大地打擊。

由於戰船奇缺，防禦力量不足，民間往往每生產一艘船隻，或被軍隊徵用，或遭海盜劫掠。俞大猷深知官府徵募船隻對民間造船業的打擊，提出免徵納民船的建議，以圖恢復民間造船業。

另外，

制約船戶發展的還包括苛捐雜稅等問題，

刑課給事中魏體明曾向中央反映柘林兵變之後，地方加大了對船戶的盤剝，導致船主難以維持生計。長此以往，當地造船事業一蹶不振。

如果把浙江事件對廣東船政造成的影響比作肌膚之患，

那麼柘林兵變對廣東船政的傷害可謂是痛徹骨髓。

誠如俞大猷所述：“自此，而海上之事益多”。船舶數量銳減，民間造船業凋零，廣東海防喪失了“禦敵於海”的資本，

一時群盜四起，吳平、曾一本、林道乾等海盜勢力不斷壯大。

柘林兵變後，廣東地方吸取教訓，加大對廣州的守備，於同年秋季（嘉靖四十三年，1564）於東莞南頭添設海防參將一員，領兵三千，以固“省城東路之防”。嘉靖四十五年（1566），總督吳桂芳仿浙、閩之制，提請於廣東設立柘林、碣石、南頭、白沙、烏兔、白鴿門六水寨，

各分信地，“無事會哨巡緝，有警遞相追捕”。

但是，水寨設立之後，造成防禦重心偏重廣州的局面廣東設立六水寨後，將為數不多的戰船大量聚集在廣州南頭，導致東西二路潮州、雷州等地區兵力空虛，

根本難以防範大規模海盜的侵擾，這樣就給予海盜逐個擊破的機會。

海盜曾一本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異軍突起。

廣東船舶所遭受的第三次重大損失來自於曾一本之亂。

曾一本，又名曾三老，廣東潮州（一說福建詔安）人，原為海盜吳平的部下，吳平覆滅後，曾一本首先由潮州起兵，，招亡吳平舊部，“聚黨數萬”，不斷騷擾閩廣二省海疆，“破軍殺將，略地攻城，稱雄海上”。其行蹤飄忽不定。

曾一本於隆慶元年（1567）十一月二十一日突襲雷州，由於參將魏宗翰將戰艦停泊雷州港，“連環為陣”，最終使得曾一本輕易地以火攻打敗。

參將繆印、把總俞尚志被擒，指揮李茂才戰死。

雷州原有剿匪官兵8482人，除去陣亡傷病將士外，還剩4979人；原有戰船145只，只剩下80只。

針對此事，杜臻論曰“（曾一本）殺參將繆印，遂不可制”。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曾一本船隊已裝有大量從官軍手中搶掠的火器，兩廣總督張瀚稱“其船隻利便，及擄得火器漸多，

故一見官兵，銃炮如雨，衝突直前，我軍遂怯”。

憑藉在潮州及雷州所劫掠的堅船利炮，曾一本異軍突起，成為廣東地區最大的海盜團伙，具備了與朝廷軍隊正面抗衡的能力。

雷州戰役過後，俞大猷調任廣東協助剿匪，遂提出了“造船於閩”的計劃方案。

二、隆慶二年正月俞大猷最初提出的“造船於閩”計劃及其修訂方案

隆慶二年俞大猷之所以提出大造閩舟的計劃，主要是基於“賊之所忌，閩船閩兵”的認識，

而之所以選擇“造船於閩”而不同意選擇在造船於“廣省城外”，

是出於港口條件和造舟基地安全上的考慮，即他認為“廣省城外即海，不似閩港紆深”，不僅港口水深條件不佳，而且鄰近曾一本的活動區，易遭受到攻擊。

至於為何打造福船而非更加高大結實的廣船，除了由於閩船在備倭實踐中卓有成效外，

另一的重要原因在於木料的產地。由於木料產地迥異，運輸不便，

在閩打造廣船難以成行。除了打擊曾一本海寇集團之外，俞大猷建議從福建造船的另一個原因便意在壯大廣東的戰船防禦力量。

俞大猷曾以區位、風潮等角度對位於閩粵交界、海寇滋生的潮州地區做過一番調查：俞大猷以粵、閩二省自然條件出發，對相繼滋生了吳平、曾一本等巨寇的潮州地區的海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剿匪不力的根本原因即在於閩廣二省之兵力難以做到及時有效的支援，

以至於“兵難會合，彼此之間不求其故，反相歸咎”。

有鑑於此，在潮州地區設立水寨、加強當地的防禦力量刻不容緩。因此，俞大猷希望剿滅曾一本之後，將從福建打造的新船“分發新設六水寨防守”，除此之外，

原有的徵募民船的體系同樣應予以保留，但首先要使船戶休養生息，

鼓勵打造民船，“仍示曉民間富戶，許令造船營生，決不調取載兵”。

如此一來，在政府和民間兩方面的發展促進下，廣東地區的海船力量自當穩步發展，

“斯數年之後，船不可勝用”。

俞大猷之所以向新任兩廣總督張瀚提出大造福船，是參考了福建海防的成功經驗，而他最早正式提出“造船於閩”計劃的具體時間是在隆慶二年正月十七日。

不過，當時俞大猷“廣東海洋之計”實際上包括三個方面：其一是調回參將魏宗瀚、王如澄、把總俞尚志、朱相前來，差去福建打造福船40只；

其二是徵設調廣東白艚船50只、烏艚、橫江船40只，“與福船合勢，以總兵總統之”；

其三是在廣東省城造龍頭100只，由總兵湯克寬督兵駕使，“俾悍賊不敢深入內港”。

換句話來說，

俞大猷提出的“廣東海洋之計”是一個以粵為主、閩粵合剿的作戰計劃，

其中涉及的造船計劃包括在福建打造福船和廣東省城造龍頭這兩方面的內容。

不過，在俞大猷的計劃中，計劃調加參將魏宗瀚、王如澄、把總俞尚志、朱相等四位將領負責前往福建打造福船，

也大致可以看出，他本人的確是將打造福船放在首要考慮之中的。

有資料顯示，俞大猷在六天後，即隆慶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又向張瀚提出了一個修訂版的造船、用兵計劃，該計劃需要關注之處大致有以下幾點：

其一，人員安排上作了一些調整。

雖然負責督造福船的仍是四人，但以文官惠州府同知唐德瑞替換了參將王如澄。

其二，督造福船的預算更為全面。

主要是增加了舵工的經費預算，“舵工每船二名，每名給安家銀二兩”，並且建議“各項錢糧交委官領去”。惠州府唐德瑞有可能即具體負責其事。

其三，擬定了督造福船的具體步驟、造船基地和完工時間。

“福建先選造船頭目，聽其一面召募精兵，一面買料造船，或開廠於福州總廠，或在漳州開廠分造，各聽其便，

只以興工之日為始，限一個月久工完，浮水聽湯總兵等督駕南來”。

其四，提議廣東水軍的白艚船、兵員也從福建召募。考慮到“前議白艚船五十隻，共享目兵一千六百名，

此亦須福建僱募，使其大小相應，威勢乃張。

白艚船出在漳州地方，每隻每月約須僱腳銀五兩，五十隻該用頭目五十名、舵工五十名、兵一千五百名，合用安家行糧俱照大福船頭目兵夫之例。

其五，提出了更為完善的合兵計劃和預備用兵方案；另外，預計“賊敗必登岸逃生，西海和東海東海當預設陸兵住海豐，

待賊敗登岸，隨其所往而追滅之。”

其六，提出了完備的後勤供應、軍器配備和犒賞方案。在行糧安排方面，對米、大福船、白艚船、兵夫和舵工並頭目、各官並家丁行糧、船工食等做出詳細預計；

至於軍器配備方面，對每艘船所需要配備的佛郎機、鳥銃、火藥等作出詳細預算。

犒賞方面同樣也作了安排。可見此計劃在造船人員、預算、後勤供應、軍器配備乃至犒賞等方面都有了較為詳細可行的方案。

三、總結

簡言之，俞大猷海戰地理思想大致包括以下三點：全面系統的海戰部署原則、因地制宜的戰船徵調與修造原則、水陸相濟的兵員徵募原則。透過造船於閩計劃的實施，

廣東當局補充了海戰武器裝備，為消除海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緊接著粵閩合作，海上三路出兵。

詳實的作戰安排在俞大猷的海防實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俞大猷在戰略籌劃之前，必先遣人勘測繪製軍事地圖。在戰略安排、軍事指揮方面，俞大猷的事前詳實的安排和預測就起了作用，

事先做好萬全準備在戰術上得到貫徹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