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予象才，歡迎點進這篇文章，今天我們討論的話題是“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

欲知其事先知其人，首先讓我們看一下王安石的人生檔案。

姓名：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

性別：男

籍貫：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

學歷：進士及第

官職：揚州籤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參知政事—宰相

主要成就：熙寧變法；著作《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

王安石在科舉考試中取得的學歷是進士及第，這個學歷是很高的，是全國過五關斬六將，披荊斬棘的學生們來到京城，由政府高官親自監考，親自出題，考中之後，就可稱為進士及第，所以說王安石在學歷上還是很可以的。

而從他的官職升遷之路，也可看出王安石這個人也是備受朝廷信任的，在神宗時，更是從一個地方小官一躍成為中央大員——參知政事——當時宋朝分化事權，設定多個副宰相，這個參知政事就是副宰相，次年，王安石正式拜相。

王安石

改革！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念頭並不是坐在窗前妙手偶得的，早在王安石還是一個地方小官時，就曾經向朝廷請求改革，提出了“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原則，此後這個原則更是在他的改革大計中十分凸顯，成為了改革的重要方針。

而這涉及了一個問題，王安石為什麼要變法？北宋為何要變革？其實，當時的北宋社會可以用幾個詞來概括就是：

冗官、冗兵、冗費、積貧、積弱

冗（rǒng），意為多餘的，冗官在於北宋大興科舉，考中的人多了，總要分配一個官職，再加上為了達到君主專制，還要設定各種冗餘的機構互相制衡，這就是冗官。而宋朝的軍事制度堪稱中國製度史上的一隻奇葩，可以總結為：養很多兵，卻不用兵；給軍隊很高的俸祿，卻又瞧不起兵。而這其中的原因就很複雜了，關於宋朝周遭的少數民族、國內情況。至於冗費就是花費很多的錢來養這些冗官、冗兵。

有一個誤區，雖然說北宋積貧，但北宋不是真的貧，北宋的GDP佔世界經濟總量的80%，連清朝都望塵莫及，因為宋朝懂得藏富於民，這裡的積貧積弱只是說北宋將錢花在了不該花的地方。

清明上河圖

熙寧變法的具體內容

王安石就任宰相後，立即頒佈一系列變法措施。

一、青苗法

每年在春夏交際時，去年的糧食已經吃完，而今年的糧食還未成熟，這就是青黃不接，這個時候都是農民一年最苦的時刻，於是王安石頒佈青苗法，即在青黃不接時，分兩次貸款給農民，利息是20%，等到糧食成熟了，農民再連本帶息地還給政府。在現代人看來，利息率20%，簡直可以稱為高利貸了，但北宋的農民可不這樣想，因為地主借給農民的貸恐怕連200%都不止。可惜的是青苗法敗就敗在貪官汙吏上，即使農民不需要貸款，他們卻強行貸款給農民；不僅如此，本來該20%的利率，我偏收30%，還讓地方的地主做擔保。慢慢地青苗法就無法施行了。

二、募役法

宋朝的賦稅制度大體是沿襲唐朝的兩稅法，兩稅法將租庸調三項全部合到一項當中去，農民將田租、力役等全部用貨幣繳納給官府。比如官府需要人來蓋房子，就用兩稅收來的錢老百姓幫忙，於是這樣，義務勞役就不再存在了，然而這是理論上的，時間一長，大家就漸漸忘記或故意忘記將各項賦稅合為一項的事情，政府、軍隊遇到事情，仍然照原來的樣子，讓地方人家出力、出錢、出糧食，而且往往選擇地方上的富庶之家，然而不久這個家族就破產了，政府、軍隊就接著找下一家，慢慢地，地方上的富庶人家就都不存在了，這就又給了人民又一個壓力，這就是差役法。王安石一看，這個方法下去不行，於是推行了免役錢，不想差役的人家（包括地主官僚）就要繳納免役錢，政府再用這個錢來僱傭百姓幹活或買糧食之類的。這就是募役法。王安石個人對募役法是很有信心的，當他聽說司馬光廢除募役法時，他驚訝地說：這件事還能反對嗎？

熙寧變法

三、方田均稅法

中國的賦稅制度，自兩稅制度之後，都是以資產來衡量稅額，而不是以人口來衡量稅額，所謂資產，也就是土地，然而土地有大小之分而且還有肥沃貧瘠之分，大地主大官僚仗著權勢免不了謊報土地大小來偷稅，不僅如此地主官僚的土地一定又大又肥沃，而農民的土地卻又小又貧瘠，縱使是相同大小的土地，肥沃的土地與貧瘠的土地交的稅額也是一樣的，這肯定是不公平的，當時肯定有擁有肥沃的田地千畝的地主官僚所交的稅額還不如只有幾十畝貧瘠田地的農民所交的稅額交的多。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國家收入。王安石就看不下去了，命令人去測量全國的土地，還要區分出肥沃與貧瘠的土地，這樣子地主官僚就沒有機會偷稅漏稅了，而肥沃的土地還要多繳稅，也增加了財政收入。這就是方田均稅法。

四、市易法

在中國古代，欺負農民不僅有地主、官僚，還有大商人。中國自古以來重農輕商，卻阻擋不了大商人們的發財路，首先土地兼併就是個好辦法，還有一個妙招就是囤貨，當時沒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也就任由商人任意囤貨。在商品滯銷時瘋狂囤貨，等到商品稀缺物價上漲時再賣出。這樣農民的頭就大了，商人手裡的錢也蹭蹭地漲。王安石發現這一弊端，就設定了市易務，在商品滯銷時收購商品，物價上漲時賣出商品，首先可以限制大商人對市場的控制，同時增加了財政收入。比如老百姓種地，豐年時自然糧價低，假設它20塊錢一斤，這是市易務就收購這種糧食，不巧，來年大旱，糧食減產，糧價上漲，這時市易務賣出以30塊錢一斤賣出，沒人會嫌貴，因為假如這糧食囤在商人手裡，恐怕賣出是就要是40塊錢甚至是60塊錢一斤了。

五、保甲制度

在漢代，兵役制度是全農皆兵，所有從事生產的人，定期訓練；而唐朝兵役制度是全兵皆農的府兵制度，士兵平時不打仗跟農民一樣從事生產，所以唐朝養兵不需費錢、費米，這是優於漢朝的，因為中國不需全農皆兵，太多的軍隊反而是比較贅餘的。前面說過，宋代的軍事制度是一隻奇葩，所以說王安石就為此深感煩惱，於是他頒佈了保甲制度。保甲制度以每十戶（後改五戶）為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每戶有兩個男丁的，出一個男丁，農閒時訓練，平時仍從事生產。這個制度有一個潛在好處，中國人鄉土意識很強，對家鄉十分熱愛，讓他守護家鄉肯定是十分樂意的。這一制度不僅有利於提升軍隊的戰鬥力，還可以節省朝廷財政支出。與唐朝頗有相似。

保甲制度沿襲後世

六、保馬法

北宋的國防資源也十分差，由於經濟政治多方面因素，北宋朝廷被迫定都在開封，開封北面就是大平原，遼、金、元的騎兵為何非常容易就能兵抵開封城，就因為開封城前無險可守，主要的防線在拒馬河，根本無法阻擋敵人，為什麼北宋的國防如此窘迫，只能怪石敬瑭，一下子將燕雲十六州都割給了遼，所以中原無險可守。少數民族的騎兵正適合在華北大平原上馳騁。但是，中原卻缺少騎兵，準確說是缺少馬匹，缺少好的馬匹，中國兩個盛產馬的地方，一個是大西北，一個是大東北，大漠才能養出好馬，可如今一個在西夏手裡，一個在遼朝手裡，王安石為了提升軍隊的戰鬥力，王安石制訂保馬法，將馬寄在中原人家的家裡，由百姓養，平時可以當做自家牲口用，打仗時臨時集合作為戰馬。但是，中原溫溼氣候不容易飼養馬，馬死了，老百姓要賠償，而政府卻強行將馬派給人家。而且就算馬匹沒死，到戰場上這樣的羸弱之馬也沒什麼作用。

七、廢明經

科舉制中最重要的兩科：進士與明經。在王安石看來明經不過是死記硬背的東西，滿口仁義道德有什麼用！誰不會？於是他將明經改為明法，將舊黨的源頭掐斷，又整頓學校，將其變為為變法提供人才製造輿論的地方。

大功臣？大罪人？

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很明確：觸碰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其實這是必然的，為什麼說北宋積貧積弱，不是說北宋真的窮，而是北宋的財富都集中在了少數人的手裡，王安石變法本身的目的就是要將這些大官僚、大地主的錢拿到中央的手裡，這當然是他們所不同意的。

另外，思想上也是一個大問題，儒家思想是當時中國的主導思想，而儒家主張法先王，任何事都要聽祖先的。對此王安石只能表示變法有一個原則：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就是說上天的變數不值得讓人畏懼，祖宗的規矩不要效仿，旁人的言論不值得憂慮。

如此下來，就導致了王安石的用人不當，為什麼會用人不當呢？這就要怪當時的大環境，本身王安石變法就是與當時的倫理道德相牴觸的，願意支援幫助王安石的人寥寥無幾，這就給了投機之人了機會，屆時王安石官居宰相，地位還是很高的，不管他如何違背倫理道德，總會有願意為了升官發財而背棄信仰的人，王安石也是急於用人，就算他發現這人不咋地，也沒有辦法挑剔了。這群貪官汙吏一旦涉足新政，更是將全國搞得烏煙瘴氣，就像前文說的青苗法，這就給了王安石的政敵——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可乘之機。

司馬光上臺後，就開始著手廢除新法，當他準備廢除募役法時，卻遭到了老盟友——蘇東坡蘇軾的反對，蘇東坡當時就說：當年王安石執政，我們斥責他不允許他人有異議，今天您執政，為何也不讓別人有異議呢？

司馬光

然而司馬光執意要廢除募役法，可是募役法也施行了一段時間了，並且於國於民還有一些好處，廢除工作有一定的難度。當司馬光正發愁時，有一個人挺著胸保證說他三個月就能把差役法重新施行。這個人不是別人，他就是蔡京。

蔡京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沒有爭議的反派人物，可惜司馬光沒有火眼金睛，真就信了蔡京這小子的鬼話，讓他去廢除募役法。沒想到，蔡京三個月真地又施行起了差役法，讓司馬光也有些吃驚。但蔡京的可恨之處並不在於恢復舊政，因為看到這裡，還可以說他是一個能幹的舊黨，但他下面乾的事就不義氣了。

在後來，蔡京將舊黨拉下臺，自己卻搖身一變成了新黨領袖，人模人樣地推行新法，這就是蔡京的無恥之處，出爾反爾。

其實從根本上講，舊政是優於新政的，為什麼這樣講因為新政有些過於激進了，正因如此，導致新法雖然構想很美好，但根本無法施行，反而是倒行逆施。而舊政則更為穩健，更容易實施。

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說王安石是個罪人，王安石是可憐的，親自實施新政時卻被政敵擊敗，後來蔡京作為新黨重施新政，卻直接把北宋推進了墳墓，而王安石為此背了蔡京的鍋。

王安石曾有詩云：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好一個銳意改革的青年政治家！“身在最高層”實際上指自己是皇帝身邊的最高顧問，表達了他高瞻遠矚、不畏奸邪的遠大志向。這其中也暴露了王安石的一些問題：過於激進，有些自以為是。

不管是舊黨還是新黨，初衷都是富國強兵，挽回北宋三冗兩積的局面，所以說不管他們成功還是失敗，他們都是大

忠臣

。

總的來說：

王安石是一個有功的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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