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遼、西夏宋哲宗趙煦-元祐元年

秉常卒

天安禮定元年(1086)七月,夏國王秉常去世,享年二十六歲,在位二十年,死後追贈諡號為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宋朝派遣金部員外郎穆衍為祭奠使,供備庫使張懋為弔慰使出使西夏。秉常去世後,其子乾順剛三歲,大臣嵬名阿吳等人不打算擁立乾順,但太后梁氏和國相梁乙逋堅持擁立乾順為皇帝,於是乾順繼位。

臺諫官彈劾安燾

元祐元年(1086)閏二月,知樞密院事章惇被罷免後,太皇太后按慣例將同知樞密院事安燾提升為知樞密院事,試吏部尚書範純仁為同知樞密院事,委任狀尚未下達到安燾手中,即先被臺諫官們發現。左司諫、權給事中王巖叟首先發難,上書猛烈攻擊安燾.他認為知樞密院事是國家棟梁之材才能充當的,而安燾才能低下,不能充任此職。此時,太皇太后剛任命王巖叟為權給事中,權給事中有封駁之權,於是王巖叟得到即將發給安燾的委任狀後,立即行使職權,將安燾的委任書封還朝廷,還上書要求太皇太后重新考慮適當人選擔任知樞密院事一職。接著右司諫蘇轍、右殿中侍御使呂陶、諫議大夫孫覺、御史中丞劉摯、右正言朱光庭等人紛紛上書太皇太后。

一方面他們稱讚王巖叟是直言極諫、剛直不阿計程車大夫,敢於封還朝廷不合理的詔命;另一方面繼續指責安燾,認為他不學無術,不是出任知樞密院事之才。由於臺諫們緊緊抓住安燾的弱點不放,太皇太后的詔令傳達不下去,使她十分難堪,於是高太后將王巖叟和朱光庭召至宮中,好言安慰,說我知道臺諫官們素來忠心耿耿,為國家之興亡而不畏權貴,赴湯蹈火;希望臺諫們今後還得努力,對朝廷的一些不公正的問題加以監督;王巖叟封還安燾的委任狀是正確之舉,值得表揚,但安燾在科舉考試中是第三名考中進士,先帝宋神宗曾將此人託付給本太后,不能將先帝所任之人一概罷免,況且安燾沒有什麼才能,不會有所作為的。王、朱二人出宮後,又上書太皇太后,十分委婉地向太皇太后表示安燾不能出任知樞密院事。太皇太后並未聽從其意見,將委任狀頒佈下來,但安燾堅決不受。負責起草委任狀的學士院不允許他辭免。

委任狀送到王巖叟手中後,他堅持己見,封還詔令,同時建議太皇太后答應安燾的請求,一來可以表明太皇太后對先帝的恩德並未忘記,而且對先帝所信任的大臣加以斥責;二來可以平息臺諫官們的異議;三來可使安燾明哲保身,繼續留任原職。但太皇太后並未應允,依然任命安燾為知樞密院事。此後,臺諫官們仍上書不斷彈劾安燾,但終未達到目的。太皇太后的詔令最後不得不違背祖宗舊制,還透過給事中便傳達下去。同年三月,太皇太后同意安燾請求,繼續擔任原職。

王安石卒

元祐元年(1086)四月,觀文殿大學士、荊國公王安石去世。王安石罷相後,退居金陵,醉心於佛教,恍然有所收穫。王安石去世後,其政敵司馬光給呂公著寫了一封信,對王安石的一生進行了蓋棺論定。司馬光認為王安石的文章、詩賦和其個人品德不同凡響,很少有人能達到他的這種水平。但王安石“性不曉事”,他疏遠忠臣,任用阿諛奉承之輩,敗壞祖宗以來的法規,達到了難以收拾的程度。司馬光的書信目的是為了讓最高當局對王安石的逝世進行照顧,厚施恩惠,以達到對輕薄之徒起到振聾發聵之作用的目的。王安石去世後,朝廷下詔停止上朝兩天,同時根據王安石的遺願,特批王安石的子孫七人做官,並下令當地地方政府盡全力辦理好他的喪事。

元祐設定經明行修科

元祐元年(1086)四月,司馬光向宜仁太后上書,建議設定經明行修科。他提出每年由升朝文臣舉薦所瞭解計程車大夫,並將所薦之人樹立成榜樣,讓全國士大夫都向他們學習,以表示政府科舉考試不僅僅重視文采,更注重士大夫的德行。但被推薦的人如果犯罪,薦舉者也一併論處,嚴懲不貸,因而負責薦舉的官僚自然不敢胡來,而被薦舉計程車大夫無論是在官場,還是一般百姓,都會注意自己的形象,謹慎行事。這樣就可大大提高士大夫的素質和修養。朝廷批准設立經明行修科,薦舉者只許推薦一人。如果被薦者參加了科舉考試,而且考中了,在張貼錄取榜時可將名次提前,由低甲轉為高第。其後宋政府規定每年經明行修科定額為六十一人,各州縣地方長官保舉所轄區品德高潔計程車大夫充任,然後推薦給各地轉運司,轉運司加以考察。如果州縣無此類人才就不得勉強。被薦者無需參加州縣科舉考試便可直接參加禮部主持的科舉考試,如果考試不合格,允許這些舉子以特奏名的方式參加皇帝主持的殿試。其後又規定經明行修舉子必須有皇帝的命令才能薦舉,不得只在科舉考試的年份才薦舉。

元祐棄地之爭

元祐元年(1086)、夏天安禮定元年二月,司馬光上臺後,向高太后上了一道《論西夏札子》。他認為宋神宗元豐四、五年,李憲、沈括、種諤等人為了邀功行賞,趁西夏主秉常被部下囚禁之機,向西夏發動大規模戰爭。李憲率軍攻克蘭州(今甘肅蘭州),沈括、種諤等人率軍收復了綏德城(今陝西綏德)、米脂(今陝西米脂)、浮圖(今陝西綏德境內)、吳堡(今陝西吳堡)、義合(今陝西緩德東)、葭蘆(今陝西佳縣境內)、安疆等六寨。司馬光認為這些地方對宋來說可有可無,因為這些地方皆在西夏腹地,一旦西夏前來爭奪,宋將無法抵擋;而對西夏來說,這些地方乃必爭之地,它絕不會就此罷休,定會不斷前來攻打。

這樣,宋夏都將不得安寧,處於無休止的戰事之中。因而司馬光建議在哲宗剛剛改年號之際,將這些地方歸還西夏,然後曉以大義,兩國即可議和。司馬光這一建議提出之後,中書執政大臣對此爭執不下,各持己見。到同年六月底,西夏又派使者來宋索還被佔領土,這樣,宋朝大臣又掀起了一次棄地之爭。右司諫蘇轍附和司馬光的論調,竭力主張放棄,其理由有三:一,哲宗年紀尚幼,由太皇太后執政,當此之時,和平穩定是至關重要的;二,義理曲直於宋不利。近年來,西夏對宋並無大過,也沒有出現太多的不恭之處,而宋卻乘人之危,攻佔其地,見利忘義的行為是不可取的;三,宋朝若固佔蘭州和六寨之地,將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而西夏方面一定不依不饒,前來爭奪,萬一西夏聯合遼朝夾攻宋朝,宋之處境就很危險了。其後文彥博又上書,其論調與蘇轍相差無幾。左司諫王巖叟、御史中丞劉摯、同知樞密院事範純仁等都上書支援蘇轍、司馬光。這些人的棄地主張遭到呂公著、安燾、孫路等人的反對

。呂公著認為,蘭州是吐蕃領土,並不屬於西夏;如今天子剛剛即位,即將祖輩創下的基業輕易送給西夏,於情理、於尊嚴而不容。熙河路經制使孫路甚至還帶著一份地圖去面見司馬光,陳述放棄蘭州的危害。他說倘若放棄蘭州,那麼熙河路就難以守住,而熙河路一旦出了問題,就會直接影響到關中地區的穩定。但安燾等人的意見未被採納,司馬光等人的觀點倒被太皇太后接受了。宋將米脂、浮圖、葭蘆、安疆四寨之地歸還了西夏。

司馬光卒

元祐元年(1086)九月,尚書左僕射門下司馬光去世,享年六十七歲。他任宰相期間,不分晝夜,嘔心瀝血地忘我工作。在他病危的時候,仍在關心著國事。他死後,朝廷派人檢查了他的住所,得其遺留下來的奏章八頁,都是手稿。使臣將其上交高太后和宋哲宗,這些手稿皆為關於國家治亂安危的。高太后聞聽,感動得熱淚盈眶。宋哲宗、高太后都親自到司馬光京城家中祭奠其亡靈,並決定停止上朝處理政務,追贈他為太師、溫國公,賜諡號為文正,還贈其家人銀三千兩,絹四千匹,特許用龍腦水銀為司馬光斂屍。高太后還委派戶部侍郎趙贍和高品宦官馮宗道負責運送司馬光遺體回其原籍——山西夏縣,安葬在夏縣,在其墓碑上刻有“忠清粹德之碑”,朝廷還錄用其子孫十人為官。司馬光在位時,頗有威望。

據史書記載,遼、夏使者到宋都開封都要詢問宰相司馬光的健康問題,遼甚至還告誡宋遼邊境的地方官說:宋之宰相是司馬光,切記勿要惹是生非,引起雙方的不愉快。司馬光去世的訊息傳開後,京城百姓都罷市,前往悼念,有些人還專門畫出司馬光的像,刻出其印章來賣,每一家都有一張司馬光的畫像,象供奉佛爺一樣供奉起來。到司馬光安葬的那一天,從四面八方湧來悼念他的人達數萬之多,他們大多象悼念自己的家人一樣悼念司馬光的去世。後來蘇軾認為司馬光去世之所以感動人心,驚天動地,用兩宇加以概括,便是“誠”、“一”。司馬光一生廉潔奉公,潔身自好,光明磊落的美德一直流傳至今,史書上有不少記載。著有《資治通鑑》、《司馬文正公集》等。

臺諫彈劾曾肇

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高太后下詔任命起居郎蘇轍、起居舍人曾肇為中書舍人,並依舊充任實錄院修撰一職。曾布、曾鞏、曾肇為三兄弟,因為曾布在熙寧、元豐時期是煊赫一時的重要人物,因而作為他的弟弟,曾肇在曾布被貶官後遇到了麻煩。當朝廷的對曾肇委任狀傳達下來以後,立即引起了臺諫官們的強烈反對,其中以侍御史王巖叟和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辭最為激烈。他們接二連三地上書朝廷,彈劾曾肇,認為曾肇為人,天資鄙陋,在士大夫中毫無威信,僅僅是在熙寧、元豐時期仰仗他的哥哥曾布,然後與王安石結成死黨,專權誤事,曾肇也因此而得到館職的美差。士大夫都認為曾肇本人文采、學識等沒有一點值得稱道的地方,而中書舍人乃是替皇帝起草詔令、檔案。代皇帝立言的官員,豈能讓曾肇這種毫無威信的人擔任?更何況其兄曾布當權之時,曾肇曾為他出謀劃策。在呂惠卿執政時,他竭力巴結呂惠卿,其後司馬光執政,他又反戈一擊,倒向了司馬光。如此奸詐之人,陛下千萬不能重用。然而高太后並未採納他們的意見,曾肇仍出任了中書舍人。

北宋遼、西夏宋哲宗趙煦-元祐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