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蘇軾為代表的北宋士大夫的風俗思想，和移風易俗的實踐，實際上是以政治為媒介，將自己對於國家和社會的文化，系統的設想轉化成現實的努力，是對一種新的符合儒家思想，並有利於國家統治和社會穩定的，文化秩序的一種建構主張。
在風俗、政治與文化三者結合的統一體中，風俗是士大夫評判社會的依據。蘇軾等人不同於其他參與黨爭的朝官，為了保證話語權將爭奪政治權力核心作為立足點。
在蘇軾等人的風俗思想及政治思想中，政治只是一種裕民的手段，是通向他們社會、文化理想的一個具有策略性的工具而不是終極目標。相比而言，文化才是這一批具有文人身份計程車大夫追求的目的，意圖透過文化秩序的建構，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
伴隨著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中原文化逐漸在封建社會時代取得了優勢的地位，成為封建社會中的主流文化。中原文化的主要形態是，精耕農業為主的農耕文化。這種農耕文化的本質是，人類憑藉已掌握的技術與工具，從根本上去改變地面的自然生態。
而在以農為本，重農抑商的古代社會，技術與工具以及農業生產知識，往往需要依靠經驗的實踐來獲得，各種農事習俗也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活動中依據物候交替變化，積累下來的經驗。
在這種經驗社會中，年齡和閱歷顯得尤為重要，逐漸形成了長者權威。而長期以來一直保持著，農業國性質的中國古代社會，農業生產最基本的承擔者也是社會最基本的構成單位——家庭。
在傳統的家庭組織中，也是以長者權威為核心的。這樣，農業社會中最基本的民間風俗文化，帶有了濃厚的家庭觀念。在封建社會的上層，家天下的觀念一直維持著封建社會的延續。
在皇帝及士大夫的觀念中，治國與治家是相聯絡的。將皇帝成為天子，一方面是將統治者的權威強化，另一方面也是用家庭的觀念，將皇帝塑造成一個家長的形象。尤其是當儒家思想成為封建社會主流思想之後，國與家的聯絡更為緊密。
上層社會強調的禮制、綱常、修身等治家的道德素質，成為了治國的倫理要求，有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觀和政治觀。
這樣，社會的上層和下層的文化觀念，都圍繞著親緣構建的家庭倫理關係展開，使得精英群體和民眾，有了交流和互動的媒介，雖然二者存在著距離，但是由於共同的倫理基礎存在，二者就有了對話的可能性。上層的施政理念可以透過，這種家庭倫理要求為民眾所認同。
從社會形態上來看，雖然古代社會有著明顯的分層，但各層級之間流動性不明顯。尤其是在一個相對封建社會相對穩定的時期，農業文化影響之下的人們更習慣於，在自己所熟知的社會中生存。
而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和血緣關係，也使人們對於外部陌生人的依靠減小。相對而言，傳統社會是一個靜止的社會。相對穩定的社會格局，也產生了諸如門當戶對等風俗。在這樣的社會中，擁有流動性的只有士、商等少數的群體。他們承擔起了聯結上層與下層的責任。
所以在古代社會，這種文化秩序的構想的可能性很大，而制約著這種可能性的，則是風俗與文化的地區差異性，產生的對於某種特定風俗事項的理解，一天下之俗的政治活動能否，與民眾多元化的生活方式達成共識，以及上層施政過程中，與民爭利的行為是否過度。
蘇軾的風俗思想，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精英階層，對社會文化秩序構建的一種設想。在這樣一種構想中，體現了儒家傳統的道德規範體系。對國家盡忠，對民眾關愛是他風俗思想圍繞的兩個重點。他的風俗思想反映了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扮演著管理者和教化者的雙重角色。
對於文化秩序的建構，僅僅依靠政治生活中的權力系統的強制引導，很難實現文化的新舊交替。如果民眾對於文化的觀念不變，那麼由權力引導而產生的文化變革，只是文化的表現形式的變化。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禮之用，和為貴、禮叢宜，使從俗的說法，只有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在觀念上認同精英階層提出的文化理念，並在長期的互動中作出自覺的文化選擇，才能真正實現新的文化秩序的建構。
民間文化雖然是社會底層的文化，但卻是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文化，體現了民眾的心理訴求和精神狀態。傳統士階層的分化使社會各階層之間產生了一個斷裂的現象，在當前社會的條件下，需要營造一個非日常的公共空間，作為不同階層文化交流的場所。
傳統意義上計程車，憑藉其流動性可以建立起日常與非日常的聯絡。作為下層的民眾只需要在特定的情境下參與進來即可，平時可以不關注政治生活。
構建文化秩序最重要的部分，在於上曾與下層之間的起到中介作用的群體。如何重建這樣一個能夠聯接精英文化、民間文化和大眾文化的群體，直接關係到新的文化秩序能否為民眾認同。
文化秩序的建構需要建立一個完善，並且合適的社會倫理體系。受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古代士大夫們往往將國家的衰落，和滅亡歸咎於統治者的道德淪喪。古代的精英階層也藉此塑造出，各種道德修養極高的聖賢形象來規勸民眾。
在古代魅力統治的封建王朝，上層與下層有相通的文化核心，這種方式透過上行下效有積極的作用。但是古代士大夫們的聖賢觀念，多數集中在個人道德的修養之上，個人道德在當代社會複雜多元的文化形態下，不完全能贏得整個社會的認同。
因為這種人傑、聖賢的個人道德與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存在著距離，民眾不能在生活中體會到榜樣帶給他們的益處，便很難對其行為產生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