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戰亂頻繁，東北邊關興起遼事
建州女真之努爾哈赤以十三副遺甲告天起兵，在明廷治下休養生息數年之後創立後金，開始反抗明廷，並於遼東地區取得節節勝利，很大程度上威脅到明王朝的統治。
這一時期，明朝兩位至關重要的人物：孫承宗、袁崇煥應時而生，成為明朝在遼東戰局上的中流砥柱。
孫承宗與袁崇煥在經略遼東期間，雖然各自的治下之道不盡相同，但袁崇煥作為孫承宗的間接繼任者，對其思路有所承襲。
孫承宗一以貫之的思想是“重將、精兵”，即“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
袁崇煥除了秉持孫承宗“遼人”、“遼土”之策，還在同崇禎帝召對時提出了“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的思想，可以算是在孫承宗治軍基礎上增添旁註。
一、
選拔將領不拘一格
歷朝歷代對將領都有著不盡相同的選拔制度，它是決定戰爭勝敗的重要因素。
總結之前對後金作戰的經驗教訓，孫承宗在和部下在商討之後，便認為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用人不當。“以文統武，自是弊法”認為“以文官招練”、“指法”，以武將“臨陣”、“備邊”，這樣不重視武將的使用，而偏重於中央文官。
中央文官大多久居廟堂不熟軍務，矛盾導致文武官員不和，武官實際上被限制了拳腳，不利於其發揮自己的作用，也非常不利於當時的戰局。
他認為“今天下當重將權”，當今之急務，是選擇“沉雄有氣略者”主軍，“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凌其上”，這樣才能使得“兵將調和文武豫附”。
不僅如此，在選人之上，還應該唯才是舉，“勿拘資敘”，這是一條非常重要的原則，在當時若仍舊徇私、拘泥於平時的交情、人脈，或者看重過去的經歷、身份，尤其不利於人才的任用。
不論是文官還是武官，無論有沒有在陣前立過大功，只要是有才能、有謀略，便可以提拔為將官領兵。
並且秉持著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標準，如果加以重用，便不應在小處多加節制，形成掣肘。袁崇煥便是一個極佳的例子，最終他也成為了孫承宗經遼之繼承者。
之後的袁崇煥也秉持著孫承宗的思想，不吝拔擢。祖大壽、趙率教、滿桂、馬世龍、劉愛塔（興祚）等將領皆出身自其二人之下。
二、精兵強械
將領之下，必得依靠雄兵，軍隊建設應該著力於選拔精兵以訓之，孫、袁二人督遼期間，對於遼兵之改制也做出過許多措施。
隨著明朝衛所制度逐漸瓦解，邊地之官軍也顯現頹勢，戰鬥力大不如前，許多兵卒逃竄，也有人冒領軍餉，可謂亂象頻仍。
孫承宗認為復遼之基礎即在於軍隊的強大，因此必須使軍隊各為其用。於是先淘汰老弱殘兵，又遣散從內地徵召之勞兵萬人，使得人浮於事、冗兵冗制的現象得以舒緩。
同時嚴格軍隊紀律，軍隊中的每一個人，包括將官都應該嚴格遵守軍紀，尤其是將官應該以身作則，為士兵做出模範作用。
身為士兵，也應該聽從將令、紀律嚴明，輪值之時必須保持百分之百的警惕性，若有翫忽職守者，也當處罰。不僅如此，在平日裡也要加強訓練，訓練的內容大致有練心、練耳目、練手足、練技藝、練陣勢。
這也是另一層面上繼承了戚繼光的練兵思路，特別強調練心與練氣，認為這是士氣的基礎，有了這兩點，才可以激起士兵的忠勇之力。
同時又訂立《車營煉陣規條》，讓士兵能夠熟練地運用，並規定了操練的時間、頻率，獎懲並行，這對軍士來說也是一種雙向的激勵。
可以說孫承宗為袁崇煥日後主持經遼的治軍策略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有了前人之參照，袁崇煥之後也對軍隊進行了辭冗官、整編軍隊、訓練兵將等事務變革。再者在軍隊的器械以及建制上，亦有所發展。
自孫承宗任職起，便對火銃、火炮等火器的製造、訓練尤其重視。
借用建造戰車並加以火器增加戰鬥力，組建專門車營訓練火器，並逐步將火器推廣至各個兵種以及
城防體系
，可謂在戰備上首先佔得先機。
天啟三年到天啟五年，明廷從澳門處購得葡萄牙造紅夷大炮，將其中十一門調往寧遠城。
袁崇煥便把大炮設在城上，請經過訓練之專家對炮手進行專業培訓，吸收科技優勢，利用新式武器進行防守。
當時亦有軼聞，據傳袁崇煥帳下有一通判，以火藥“勻篩於蘆花褥子及被單上”，捲起來叫作“萬人敵”。
其效力“著一火星即不得生”，從此可側面看得當時明軍之炮利。
在之後的對後金戰爭中，也逐漸顯示其威力。
而且在其二人治下，遼軍完善了各個兵種的建制，步兵之外仍有騎兵、水師，以及上文提到的車營，再加以火器的運用，大大增加其戰鬥力。
三、遼人守遼土
“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一直是孫承宗和袁崇煥在經遼時的堅定策略。
原因在於後金軍在攻入遼東地區後，對於當地的漢人採取掠奪的政策，使得遼地的百姓在每一次戰爭結束後都只得流離失所，非常驚懼。所謂“遼人”即是因為戰爭爆發躲避戰亂之遼東人。
在這種背景下，孫承宗以及後來的袁崇煥都認為，能夠將這些民眾安撫，使得其自由之處，便可使得遼東的戰事無後顧之憂。
再者來說，遼民既是生於斯長於斯，對於遼東地區有著深厚的家鄉情感，若將其安置在本地而用，自然比從關內徵調用民要有利。
因為外地民眾“久守則必變”，同時運輸成本也是很大的問題。
孫承宗日後也在上疏中指出“此大計也”。孫承宗對於遼人的安置大概有兩種方式，其一則是擇其身強力壯者為軍人，加以訓練充實軍隊之建制，其二則是將有家室的遼人組織起來，進行屯田的工作，兼以做一些其他的工事。
“法當籍其拳勇盡募為兵,置之中前、前屯,漸及寧遠,又擇其有家口者為屯牧”。
這一方法，使得許多遼人可以自食其力而不用奔波逃命，還可以開墾實處，為軍隊的軍餉找到落實之處，實在是一舉兩得之策，所謂“寓兵於農”，也是古代之傳統軍事思想的再現。
袁崇煥也在其任上三年屯田五千頃，實行軍民屯田，軍餉便也取於此。
不僅如此，還曾上疏給天啟帝言明屯田“七便”與不屯田“七不便”，說明屯田可以使得關內的負擔減小，國家財政收入也可以增收，同時又可以收服人心，固守穩邊。最終說服了天啟帝，這一政策也得以在袁崇煥的任內延續下去。
四、“戰守和”三著
所謂“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便是袁崇煥在崇禎帝第一次召見他時，對其所述之戰略定位，這也是他對於自己經遼之經驗的總結與凝練。
所謂“守為正著”，即是要在對滿洲的戰爭中力求修築固防，堅定防守。
考慮到雙方戰鬥力的差異，他清楚地知道滿洲軍隊尤其善於野戰，在空地之中的戰力遠遠大於明軍，明軍是不善於野戰的。
因此利用城池之高、器械之盛來對付後金軍才是正著，這樣才能揚長避短，使得自己處於有利的地位。
袁崇煥承襲孫承宗之策略，在寧遠城等地加固城防，並且加以大炮之威力，威懾後金軍，取得勝利之優勢，即可顯現其“守為正著”之正確性。並且加以整肅軍隊、並貫徹“遼人屯遼”之具體措施，使得“守”之利更明顯。
所謂“戰為奇著”，則是將戰爭作為一種特殊情況下的特殊方法，輔助於“守”而用之，戰與守形成有機一體。
所謂“和為旁著”，這一點主要是袁與皇太極之間的筆談，使用一種紙上和談的方式，和是為了拖延備戰，也是為了探聽敵方虛實，可謂一舉多得之法。
故而戰、守、和融為一體，使得對於後金戰爭形成多面化之攻略。
五、
總結
孫承宗、袁崇煥之經遼策略，是明朝在“攻守兼備”之思路下，所行之最後奮進。初時，孫承宗所構築的這一整套遼東防禦體系的效力如何並不可知，大概是並未經歷大戰之歷練。
但不久之後，孫承宗被彈劾罷官，其思路引領下的防禦策略被繼任的高第所排斥而命運波折，反成其光大之契機。
高第盡撤他點，僅因為袁崇煥的堅持，而僅剩寧、前二點孤立於外，但是也可將其視其為試點。
寧遠一役，袁崇煥擊退鋒芒畢露的後金軍，取得大勝，可以說是以一關鍵點而控一局，證明其戰略眼光。
此後袁崇煥掌控遼東一方，使得孫承宗之前的經遼策略
被恢復，其後又在寧錦之戰中再次擊退皇太極大軍，大概其作用亦得以彰顯。但寧錦大捷後，袁崇煥亦因黨鬥而罷官，可謂一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