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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前後，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維新派保皇黨或革命黨的領袖陸續來到南洋，他們進行了大量政治宣傳，將華人對於苦難的感知，轉化為一個答案：一個強大的中國將會保護他們。一種源自外部教育的民族主義意識被啟用。在南洋的帝國邊緣之生存體驗，反過來也改變著維新派和革命黨的政治想象。而在大清一邊，帝國的政治想象也在發生變化。到1909年，大清頒佈國籍條例，建立了一種血統主義的國籍法，規定只要父母雙方有一方是中國人，則無論其本人出生於何地，皆屬於中國國籍。這造成了作為南洋少數族群的華僑與當地社會和當地政府之間的關係複雜化，華人成為當地秩序中一種身份曖昧的存在，進一步成為被歧視與被排斥的物件。海外華人出於尋求保護的現實需要，以及透過文化自豪感來擺脫屈辱感的需要，進一步地有了民族主義情結，以及衍生出的革命激情。

孫中山的革命努力，在海外華人當中獲得了大量支援，以至於他稱“華僑是革命之母”。而海外華人最大部分便分佈在包括香港在內的廣義南洋地區，其次是在美國。自同盟會在東京設立本部後，其分會以南洋地區會員最多南洋地區華人的革命報紙之多，亦為其他海外地區所不及；就起義而言，在中山先生組織的十次起義中，有八次以南洋為支援。南洋地區對於革命既有人力的支援（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當中有二十九人直接來自南洋），又有財力的支援，佔到中山先生革命募款的近85%，再加上美國，則佔到超過93%。中山先生所籌集的捐款，大部分並非來自富商，而是來自中下層華人。因為富商多半是已經在當地經營多年甚至多代，屬於上流社會的一分子，有各種渠道和辦法參與到南洋的殖民秩序當中，規避掉歧視性的規定，感受不到太多苦難；而中下層華人則遠未進入殖民地的上流社會是各種歧視性規定的直接針對物件，也沒有足夠多的辦法來應對，所以尤其渴望有個強大的祖國。

中山先生的革命理念，需要尋找到將其轉化為行動能力的組織資源。內嵌在南洋華人社會當中的會黨組織，便是現成的組織資源。中山先生將會黨力量充分動員起來，成為其發動起義所依託的重要資源。但是，會黨的關注範圍便也決定了此種革命的極限。南洋華人主要來自廣東、福建兩省，會黨與祖籍地的宗族組織之間有著各種各樣的牽連關係，他們首先關注的還是這兩省的繁榮。“它不僅是一種有條件的民族主義，而且也是一種膚淺的、具有依賴性的民族主義，它不具有自我運動的能力。它依靠中國來保持人們對它的興趣，依靠被派到國外的中國人來培養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下一代人。”

但是，從另一角度來看，又可以說，這些基於會黨與宗族的組織結構，正是地方自治所需依憑的最重要組織資源。中山先生要用它來發動國家層面的革命，當然是不合用的後來孫中山與陳炯明的衝突、蔣介石與陳濟棠的衝突，根本上都是國家本位與兩廣地方本位的衝突所致；但如此大的國家，其現代轉型的完成，必須包含著地方自治，否則難以形成良治，所以革命後的政治秩序，很需要這些資源的存續。

再向更深層去挖掘的話，會發現東南沿海的地方本位精神當中，有著一些內在的矛盾。其地方精神的組織強度依賴於傳統的宗族觀念，這些觀念被儒家所正當化；但是儒家本身在長久的歷史積澱當中又有著一種追求大一統的潛意識，而大一統又是否定地方本位的。這樣一種自相矛盾的精神結構，若欲相容其兩種要素，需要滿足如下兩種秩序原則的其中一個：一是帝國本身不以具體的政治動員為目的，而以文化的涵育為旨歸，則地方宗族組織作為涵育文化的基層培養皿，並不與帝國的大一統相矛盾，但這有個前提，就是帝國並不面對難以化解的外部挑戰；另一是中國概念本身被抽象化，它首先是作為現代社會賴以存續的普遍法權秩序存在，而不自視為文化的肉身化，則地方宗族組織也可逐漸形成一種現代轉化，成為地方自治的基本要素，這是現代國家的基本原則。

這兩種秩序原則並不是連續狀態，無法平滑地從一種過渡到另一種，而是需要一些新的精神要素和組織資源的激發。這就為20世紀的諸多革命埋下了伏筆。

參考文獻：

王賡武《南洋華人民族主義的限度1912—1937》

蔣永敬《辛亥革命前南洋華人對孫中山先生革命運動之支援》

陳樹強《辛亥革命時期南洋華人支援起義經費之研究》

許知遠、方墨《金山、南洋與離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