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民國作家（我們從課本上牢記其大名的「左聯五烈士」之一）柔石發表長篇小說《為奴隸的母親》。故事講述了一個貧寒的農婦為了丈夫和兒子的生存，忍辱負重為地主家生下孩子，最後卻骨肉分離的悲慘遭遇。
13年後，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留下一段話：「我們最怕的不是身處的環境怎樣，遇見的人多麼可恥，而是久而久之，我們已經無法將自己與他們界定開了。」
這段話被鄭爽引用到《鄭爽的書》中。
我們總是相信時代在進步，但那也許僅是對技術和手段而言。在封建社會，對女性子宮具有決定權的往往是男性。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那些富貴驕矜的女人，可以花錢購買其她女性子宮的使用權——這是一種進步嗎？
出品｜Figure紀錄片
2021年， 「代孕」成為輿論場中久久不散的熱詞。「首個遭代孕客戶退單女童3歲仍無法上戶」事件，和陳凱歌導演短片《寶貝兒》都曾引起一時熱議。
近日被曝光的鄭爽疑似代孕棄養事件，則令處於灰色地帶中的代孕，成為被口誅筆伐的惡行。才女徐靜蕾多年前與竇文濤對談時自曝可能選擇代孕的言論被再次翻出，時裝博主gogoboi刪除了個人社交平臺上所有關於女兒的圖文，多位女星產後光速瘦身的疑雲似乎也找到了答案……
人類總是在冒險，把自己和同類商品化。如果說代孕的產生，是為不孕不育者尋求幫助和幸福，那麼不幸的是，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因為商業的介入，這個看起來很美好的理想，不可避免地違背初衷，走入法律和倫理的灰色地帶，變成了對女性身體和精神的剝削，也變成了上層對底層、富有國家對貧困國家的剝削。
但現實的複雜就在於，代孕行為是否合情、合理的界限在哪裡？它應屬於公序良俗，還是個體自由？
培養皿
從醫學上說，代孕其實分為兩種：傳統代孕（Traditionalsurrogacy）和妊娠代孕 （Gestational surrogacy）。
傳統代孕，簡單說就是「借種」「借腹生子」。而妊娠代孕，出現在試管嬰兒技術之後，指用夫妻雙方的精子和卵子，形成受精卵，然後將受精卵移植到代孕者子宮內。在（部分州）代孕合法化的美國法律中，
代孕者即是孩子的母親
。
儘管具有法律層面的身份認可，但在實際操作中，孩子多數會歸屬於其生物學意義上的母親，即卵子提供者。代孕母親所遭受的殘酷剝削，實在太多。
2013年，BBC出品了一部紀錄片《代孕者：House of surrogates》，聚焦從2005年開始立法允許商業代孕，被稱為「嬰兒工廠」、「代孕天堂」的印度。攝製組深入內娜·帕特爾醫生醫生的代孕診所，拍下了珍貴的一手資料，向我們呈現了代孕產業，以及代孕母親們的生活。
從2002年到2012年這十年間，內娜·帕特爾醫生是印度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她為成百上千個家庭尋找代孕媽媽，並親自接生了數百個試管嬰兒。
「客戶」稱她是「送子觀音」，但更多的人罵她沒人性，把嬰兒當商品。對著攝像機，內娜毫無懼色：每個人生來就有兩項技能，生存和繁殖。代孕者付出體力勞動，也得到了補償。透過做代孕，鎮上的女人們可以養家餬口、送自己的孩子上英語學校、還債、修一座屬於自己的大房子……
代孕，能改變貧窮
。
「我覺得它不是一件恥辱的事情，非常特別的女人才會做代孕母親……」說這句話的時候，她脖子上的珍珠項鍊在鏡頭前閃閃發光。
但她的「慈善」，建立在攫取代孕大部分收益的基礎上。
世界各地的夫妻，漂洋過海來重金求子。在這裡，代孕一個孩子的花費約為3萬美元，而在歐美國家成本需要三倍以上。但這筆錢，經過內娜之手後，最後給到代孕者的只剩下8000美元——即使在美國，代孕母親大多也只能拿到總報酬的35%。
如果遇到中途流產，或者生產過程中發生意外，要輸血、要切除子宮，甚至搭上性命，診所和購買方都不承擔任何責任。買賣雙方承擔著完全不成比例的風險，商業化代孕的殘酷，在內娜·帕特爾的代孕診所顯露無疑。
代孕機構像是一個生育工廠，只有一個目的，把孩子生下來。在同意當代孕母親的那一刻起，她們就已經失去了自主權，成為流水線上的「培養皿」。
外貌、種姓、宗教信仰、膚色深淺、受教育情況、母乳狀況、生育史……代孕母親的一切都會被定價。有些客戶會要求先與代孕母親見面，看一下身板夠不夠結實，像打量一頭奶牛。而目光呆滯的候選者，則用簡短的語句回答著「生過孩子」「是足月」「身體很健康」等問題。
紀錄片中，代孕母親們被要求住在指定的集體宿舍內，從胚胎移植到孩子交給客戶，大概一年左右，必須遠離自己的家人孩子，不能做別的工作，也無法自由活動。
代孕母親的集體宿舍極其簡陋，沒有娛樂，沒有電視，連餐桌都放不下。孕婦們在頭三個月被要求臥床，以降低流產風險。因為最後會按照出生體重來給孩子「計價」，所以她們被要求儘量多吃——儘管這樣會增加孕期和分娩時的風險。
試管嬰兒代孕的成功率並不高，有研究顯示活產率僅為15。8%，也就是說代孕母親往往要經歷數次妊娠的痛苦才能生下孩子並拿到報酬。
在烏克蘭，代孕母親的處境比印度「同行」也強不了多少。作為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金錢讓這裡成為「歐洲子宮」。
「在烏克蘭很難找到高薪的工作。」紀錄片《The new motherland》中，來自烏克蘭頓涅茨河的理髮師艾琳娜（Alina）說，「我想重新把房子重新裝修一下，給我兒子攢些大學學費——這些都很費錢。」
透過代孕公司，艾琳娜獲得了代孕一次1。1萬美元加每月250美元生活費的報酬——這是烏克蘭2017年平均年薪（約3000美元）的三倍。
最初，代孕公司承諾會好好照顧她，但受孕成功後，艾琳娜被限制外出時間，而且她和她的「同行」不能發表任何有關公司的差評，否則將會被處以罰款。
「我們像牛一樣被對待。」她說。
5%的代孕母親在生完孩子後會產生心理障礙，因為她們懷胎9個月生下孩子，孩子卻不屬於她們，換來的不過是錢、禮節性的擁抱和一句「Thank you so much」。
窮即是原罪。同樣生而為人，在貧窮、性別不平等的社會中，女性常常是家庭裡先被犧牲的那一個，總要面對身體被工具化、價值被忽視、尊嚴被羞辱的慘烈境遇。靠女性出賣身體來維持一家生活的情況，至今屢見不鮮。
《代孕者：House of surrogates》裡一位代孕母親的話令人唏噓。她說：「我之所以去代孕賺錢，就是
希望我以後的女兒不用成為代孕母親
。」
非人化
選擇曝光代孕機構裡代孕婦女的悲慘生活，創作者的初衷是希望能喚起人們對商業代孕的牴觸，但諷刺的是，曝光反而讓整個印度的代孕產業變得更加繁榮了，一度成為全世界最受歡迎的「代孕旅遊目的地」。
2015年印度宣佈禁止商業代孕。彼時全印代孕產業規模達到了每年4億美元左右，80%以上的客戶來自國外——如果算上住宿、交通、飲食等附帶消費，一年可以為印度帶來30多億美元收入。
現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禁止一切形式的代孕；英國、丹麥等國，可以接受非商業性質、收取合理費用的志願「利他」代孕；合法的商業代孕只存在於俄羅斯，烏克蘭以及美國的部分州。
早在2001年，我國就頒佈了部門規章，嚴禁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實施代孕。但迄今尚未出臺專門的法律條文對代孕進行處罰。
「法律規定的不完善、代孕需求的增多和符合資質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醫療機構的不足，三方的因素可能共同導致了灰色代孕市場的興起。」澎湃新聞在報道中寫道。
「政府看到的是違規，剛需使用者看到的則是希望。」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寫的更加直接：在不少代孕機構從業者看來，法無禁止即可為。「國內目前不孕不育率日漸攀升，人口出生率下降，政府對代孕不出臺相應的政策法規，相當於是默許。」
2017年，日本NHK電視臺拍攝製作了一部記錄片，片名《爆買生命：不斷升溫的中美代孕產業》，其中稱在當年，中美代孕產業規模就已經達到42億多人民幣。
片子總結說，赴美代孕的客戶，大多滿足兩個條件：第一，自身條件已經難以完成生育行為，年紀過大或者是有不孕不育問題等，「在中國，這樣的人有五千萬人」；第二，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委託代孕服務的中國家庭，年收入一般在200萬元人民幣左右」。
很明顯，這是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
攝像機記錄著卵子冷藏庫裡忙碌而「繁榮」的景象：一個個生命就這樣冰冷地被生產，冰冷地被買賣，很冷。
而更冷的，是片子特別提到「美國還有一個‘吸引’人的地方」：胚胎的性別鑑定是合法的，可以透過體外受精技術，選擇自己想要的孩子的性別——80%-90%的中國夫婦會選擇在代孕服務中加上性別選擇這一項。
當金錢可以無限滿足慾望的時候，那些父母的目的就不再是要個孩子而已，而是要「訂製」一個讓自己滿意的孩子，也可以選擇不要什麼孩子——既然是商品，自然就有「好壞」之分。
整個商業代孕過程就像是購買一項服務，孩子的生物學父母稍微覺得不符心意，或是遭遇了突然分手的「意外」，就想隨時按下暫停鍵，將自己的血脈視為一件沒有生命的商品，說打掉就打掉，說遺棄就遺棄。幸好美國的法律對此可以說不！
但從來沒有人問過一個孩子，他到底願不願意以這樣的方式來到這個世界。生命不應該如此低賤啊。
這，才是商業代孕中最為可怕的。
潘多拉魔盒
知名法律學者羅翔說過一句話：「如果自由不加限制的話，就會導致強者對弱者掠奪和剝削。」
一直以來，關於是否可以開放代孕，在網上議論頗多。支持者認為這是生育自由，反對者則表示這是剝削女性。
從醫學角度來說，作為一種解決不孕夫婦的醫療技術，一種輔助生殖手段，並非必然引發罪惡，也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更不天然是一個性別對另外一個性別、一個階級對另外一個階級的壓迫。
在代孕問題上，特定人群對生育的需求以及由此衍生的倫理爭議，進而有關自由和人權的討論，共同造就了討論的複雜語境。而輔助生殖領域，禁止商業化的基本原則在現實中被無視，進一步加劇了代孕問題的複雜性。
但商業代孕引發的惡劣結果，並不意味著代孕就天然是一種罪惡。
《代孕者：House of surrogates》中，來內娜醫生這裡接受商業代孕服務的夫妻，有的為擁有自己的孩子努力了十幾甚至是幾十年。看著他們擁有新生命後臉上喜極而泣的笑容，你很難否定這是代孕的價值。
美國紐約州州長安德魯·庫莫（Andrew Cuomo）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現代醫學每天都在創造奇蹟的時代，在我們達成共識、建立家庭的唯一前提就是愛的時代，沒有人應該被剝奪撫養孩子的快樂。」
有時候，絕對的是非觀可能阻礙我們去更深入地瞭解該瞭解的東西，代孕是一個法律問題也是倫理問題，是一個女性議題也是人類議題，確實給許多人提供了改變一生的機會，只是這些希望和幸福背後，還有太多的血和淚。
女性的生殖能力不能被剝削，不應被壓榨，這一點毋庸置疑。但與此同時，如何平衡不孕不育家庭的需求？
相當一部分代孕母親面對的困境是「本來有得到更好生活的可能，但是隻有透過代孕才能得到」。那麼政府有沒有義務為她們提供更好的福利或收入？
如果開放代孕，為了保障代孕雙方的利益公平，一個國家能否做好相關法律支援和準備，避免一刀切式的惰政？
這些問題目前很難有答案，但代孕這片灰色地帶，總有一天要走到陽光之下。
代孕，是不可開啟的潘多拉魔盒。這句話在關於代孕問題的討論中不斷被引用。然而在希臘神話中，疾病、瘋癲、災難、罪惡……種種禍害飛出散落人間後，被關在盒子裡的，是希望。
沒有比自認為正確更大的罪惡了。喜劇小說給我們的經驗是，我們道德上的狂熱讓我們變得頑固、膚淺、單調。
——英國小說家查蒂·史密斯（Zadie Smith）
資料來源：
紀錄片《代孕者：House of surrogates》
紀錄片《The new motherland》
紀錄片《爆買生命：不斷升溫的中美代孕產業》
《「代孕怎麼了？要被你們罵成這樣！」》
《在印度，女性代孕產業到底有多可怕？》
《我們在為代孕爭吵的時候，其實在吵什麼？》
《鄭爽不敢說清楚的，全在這片裡》
《代孕工廠，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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