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自正統之後，隨著田賦折銀的目益頻繁，田賦貨幣化程度不斷加深，社會對白銀貨幣的需求和依賴曰益加劇。而十六世紀末，隨著地理大發現和南美、日本白銀的大量輸入，使得明代貨幣財政體制變遷得以急速推進。但其帶來的負面效應也深深隱藏其中。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貨幣供應的不確定性。因為明代白銀貨幣的發行權並未掌握在政府乃至民間組織手中，一方面受國際白銀市場制約，另一方面，自銀利於貯藏的特點，使其很容易退出流通領域。

“銀荒谷賤”與逋賦

當晚明地方賦役改革後，絕大多數財政收支以銀結算，一旦白銀供給不足引發“銀荒”，帶來的就不單單是社會經濟層面的問題了，以金花銀為代表的折銀逋欠，只是這次深刻社會變遷的集中表現之一。黃仁宇認為，造成晚明社會“銀荒”的禍首之一是張居正的財政改革，“雖然他（居正）的節流政策無疑在短期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實力，但是由於增加銀儲政策所導致的通貨緊縮也使公眾陷入困境”。

這是從中央財政聚斂白銀，造成社會上用銀不足的一種思考。此外，日本學者岸本美緒在研究明末土地價格過程中，也注意到了16世紀以來，明代江南地區持續近百年的“銀荒谷賤“問題。岸本提出，造成明代後期“銀荒谷賤”的原因大體有二：一是所謂“南銀北流”現象，即以東南為中心流通的白銀被國家透過徵稅機構吸納上去，最終投放在了北邊的軍事地帶。而16世紀中後期江南等地的賦役改革只是調整了當地的賦役不均，並沒有減輕賦役負擔本身，因此每年仍有大量白銀作為貨幣化的賦役流往北邊，從而造成當地銀的不足，也就是經濟學上的“通貨緊縮”現象。

不完整性

不過，岸本隨即指出了這一觀點的不完整性。因為經過她的進一步考察，得出的結論是：“南銀北流”並未真如明人擔心的那樣一去不復返，而是透過商品流通的形式大部分回到了內地，特別是經濟發達的東南地區。此外，16世紀後期，美洲和日本白銀開始大量輸入東南沿海，一定程度上可以補充賦役折銀給東南發達地區帶來的貨幣損失。在這種前提下，16世紀末到17世紀20年代之前，江南土地、米糧價格仍然一蹶不振，大量的白銀究竟去了哪裡？

岸本給出的解釋是：“銀從農村不斷地被吸納上來，總體正在增加的銀，並沒有使全國的農村得到好處，而是不均衡地分佈在部分地區及大都市富裕階層的手中”。“與一般農村的蕭條狀況正好相反，這樣的銀的不均衡分佈，在個別地區製造出了孤立的‘繁榮’。”

也就是說，除了國家財政體制變遷造成的“南銀北流”外，還有因商品經濟發展造成的城鄉分化、貧富分化，白銀聚斂之風蔚然而起。有足夠史實證明，晚明大量白銀實際集中在居於城鎮的貴族、官僚、士紳、富商大賈手中。比如，正統以來，文武大臣、宦官因罪被抄沒家產者，內含白銀數十百萬甚至上億兩不等。

此外，萬曆皇帝還曾長期派遣“礦稅監”直接到地方掠奪社會財富，據韓國學者吳金成的粗略估計，在萬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九年間，皇帝、礦稅監、參隨及其爪牙就從各地掠奪了3000萬兩白銀。螄問題是，白銀聚斂在少數人手中後，相當一部分並未用於生產性投資，而是單純體現在貨幣的儲存手段窖藏之上。

為保老命

比如，崇禎二年，入“逆案”削籍為民的崑山人、前大學士顧秉謙，因積怨鄉民，其家被聚眾焚掠。八十歲的顧氏“倉皇竄漁舟得免”。為保老命，他主動“獻窖藏銀四萬於朝”，才得以寄居他縣，了卻餘生。於是，“應天巡撫曹文衡以奉旨開顧秉謙窖藏，令吳江知縣熊開元同崑山知縣李拯掘出銀四萬四百四十八兩五錢，除秉謙戶下應輸各年錢糧一千四百二十四兩三錢七分，餘者抵作崑山小民正項，帝令解工部用”棗。

一窖藏銀四萬餘兩，這筆看似不菲的銀子，對當過數年內閣首輔的顧秉謙來說，雖不敢稱“九牛一毛”，但也絕非其全部家當。至於“甲申之際”，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對明朝王公大臣的‘‘追贓比餉”，所得之銀有數千萬至上億兩之多。可知明末私人斂銀之富，遠可敵國！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海外白銀不斷湧入中國，也難以補充聚斂和窖藏導致的白銀不斷退出流通領域的現實。眾所周知，地理大發現與美洲白銀的大量輸出，在歐洲引發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價格革命”。

但在同樣作為白銀吸納地之一的晚明中國特別是江南等發達地區卻呈現出另一番景象：16世紀以來，江南糧價長期穩定在石米五錢的水平萬曆中後期上升到七錢左右，直到天啟、崇禎年間，隨著自然災害、戰爭的同時爆發。江南米價才陡然漲到一兩甚至數兩的地步。也就是說，晚明江南地區長期呈現“銀貴谷賤”甚至“銀荒”的“通貨緊縮”狀態。

最後

而在晚明以一條鞭法為核心的賦役改革下，統一徵銀，這就使得持有大量白銀卻脫離土地的富裕階層可以一定程度上規避賦役責任，而那些仍然持有比地和賦役責任者，就必須繳納大量的貨幣田賦。無形中就會大大增加民間的納稅崩本，也帶來了逋賦的結果或這方面的“訴求”。由貨幣供應、物價等因素導致的逋賦加劇，即根源於此。正如袁宏道的《逋賦謠》所唱：“不是縣家苦催徵，朝廷新例除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