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本土過去不僅在內蒙古有一望無際的草原，而且在內蒙古的南側也都曾是遼闊的草原地帶。在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陝西省北部、寧夏回族自治區、甘肅省等地，農耕地和遊牧用的草原縱橫交錯，可農可牧的土地曾大量存在。而且，在這一片包括內蒙古草原在內的遊牧地帶，曾經先後湧現過許多遊牧民集團，匈奴、羯、鮮卑、氐、羌、稽胡、突厥、沙陀、党項、吐谷渾、奚、契丹等遊牧民族，他們馳騁縱橫，活躍於這一區域。

中國遊牧民族史

從秦漢與匈奴對抗的時代開始，經過五胡十六國，再到北魏、隋唐、五代，進而到遼、金、元三朝，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以草原為根據地的遊牧民族絕不只是客人，他們是與身為農耕民族的漢族同樣的。

秦漢時期盛極一時的匈奴

五胡十六國時代之前，西晉文臣江統曾說，在關中（以長安為中心的渭水流域）百餘萬人口之中，半數為戎狄。江統此言並不誇張。東漢末年的戰亂導致漢族人口急劇減少，五胡乘虛而入。經過三國、西晉之後，中國北部湧現了許多由五胡建立的政權，最終由鮮卑族的北魏統一了北部中國。由北魏分裂出來的東魏和西魏、承襲東魏和西魏的北齊和北周，以及不光取代了北朝，而且把江南也納入手中從而再度統一全中國的隋、唐，這些王朝無一例外都是由鮮卑裔拓跋部出身的人建立起來的，因此可將這些王朝統稱為“鮮卑裔諸王朝”或“拓跋國家”。鮮卑族原來生活在大興安嶺周邊的草原森林地帶，後來逐漸南下，在內蒙古草原地帶發展壯大起來。隨後整個集團繼續南下，將農業和遊牧的交匯地區變成了自己的根據地，從而控制了北部中國，並最終發展成再度統一中國的大帝國。

北魏開國皇帝拓跋珪

近十來年，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意識到，相對於內蒙古草原地帶而言，位於其南側的這種半農半牧地帶的重要性更值得注意。從那些認為漢民族都是農耕民或者都市民、漢民族就是中華民族（國人）的論者的立場來看，他們將這一地帶稱之為“長城地帶”是包括了“邊境”的含義在內的。而在我看來，鑑於漢民族的半數來自遊牧民，這一地帶不僅不是什麼“邊境”，確切地說應該是遊牧民與農耕民交匯的“接點”，是孕育和產生中國史能量及活力的中心地帶。

北魏帝國

從河北、山西北部的“燕雲十六州”延伸到陝西、寧夏、甘肅的六盤山、賀蘭山、祁連山一帶，這一遼闊的農牧接壤地帶對中國的歷代王朝來說都是一把雙刃劍。當王朝能順利地控制這一區域時，就會呈現出像唐朝前半期那樣的大繁榮局面。然而如果局勢一變，同一地區卻又會成為培養和支撐像安史之亂那種動亂勢力的搖籃，該王朝也會變成如五代沙陀諸王朝（突厥系統）、遼（蒙古系統）以及西夏（党項系統）那樣的所謂“征服王朝”出現的舞臺。

北宋燕雲十六州

倘若單就可以畜牧的小規模草原而言，在河北省南部、山東省和河南省北部、山西省南部、陝西省南部等地也散見一些小規模草原。黃土地帶乃是中國北部農業的基礎。專門研究黃土地帶的原宗子批判說，中國的農本主義實際上要依賴畜牧業，然而在理念上卻又盡力排斥貶低畜牧業，中國北部的畜牧業不僅不劣於農業，而且可以說是十分盈利的產業。

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原

與在農耕都市民和遊牧民對抗相爭之中發展的中國史相呼應，“萬里長城”將這一農牧接壤地帶或往北推或往南移，在歷史上來回不斷變動。當農耕都市民與遊牧民一體化時，萬里長城就變為了無用之物。就其典型時代而言，首先是唐朝，其次是元朝和清朝。行文至此，附言之，萬里長城不僅是阻擋遊牧民入侵的屏障，也起著阻止在農耕中國不得志的讀書人、軍人以及為賦役所苦的貧苦農民北逃的作用。

萬里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