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遠征桀驁難馴之邦：西方世界在阿富汗的災難性糾葛
“歷史開始重演”
駐賈拉拉巴德隨軍牧師——G。R．格萊格牧師1843年自第一次英阿戰爭的殺戮場歸來後不久就寫了一部回憶錄。他寫道：“發動這場戰爭的目標並不明智，戰爭程序中魯莽與懾怯匪夷所思地纏夾不清，英方蒙災受難後罷戰息兵。對於指揮作戰的政府抑或參戰的主力部隊而言，沒有多少榮耀加身。無論從政治上還是軍事上，英方都沒有從這場戰爭中得到任何好處。我們最終撤離該國，無異於敗軍潰退。”
描繪第一次英阿戰爭的油畫《殘兵敗將》（Remnants of an Army），1879。畫中人為威廉·布萊登，自喀布林撤退的英軍的唯一生還者。
威廉·巴恩斯·沃倫（William Barnes Wollen）聞名遐邇的畫作《第44步兵團的背水一戰》（Last Stand of the 44th Foot）描繪的是隨著普什圖部落民步步逼近，甘達瑪克山丘頂上的一群衣衫襤褸卻頑強不屈的軍人在一排稀疏的刺刀後站成一圈。這成為那個時代最著名的形象之一。與之齊名的有巴特勒夫人（Lady Butler）的油畫《殘兵敗將》（Remnants of an Army），描繪出所謂的最後倖存者布賴登醫生，騎著行將倒地的駑馬到達賈拉拉巴德城垣前的情景。
《第44步兵團的背水一戰》（LastStandatGandamak）
2006年冬，正值西方列強對阿富汗的最新武裝入侵的形勢漸趨惡化之際，我萌生了撰寫一部新史書的念頭，旨在講述不列顛意圖掌控阿富汗的首次失敗嘗試。輕易征服異邦、成功扶植親西方的傀儡統治者之後，傀儡政權面臨日益廣泛的抵抗。歷史開始重演。
在前期調研工作中，我參訪了與這場戰爭相關的許多地方。……越是近觀細察，就越發覺在我們身處的時代，新殖民主義的輕舉冒進似乎清晰重現了西方世界在阿富汗的初次災難性糾葛。1839年的戰爭是根據經篡改的情報發動的，情報論及的威脅事實上並不存在。有關俄國使臣隻身前往喀布林的訊息，被一群野心勃勃、受意識形態驅使的鷹派人物誇大並操縱，在這件事上，造成對捕風捉影的俄國入侵的恐慌。正如恐俄的英國大使約翰·麥克尼爾1838年自德黑蘭所寫：“我們應當宣告，不與我們為伍便是與我們為敵……我們必須保衛阿富汗。”由此引發一場徒勞無益、代價高昂、完全可以避免的戰爭。
我漸漸意識到，這兩次武裝入侵的大同小異並非只是逸話趣談，而是鑿鑿有據的事實。170年後，在新的旗幟、新的意識形態以及新的政治傀儡操縱者的幌子下，相同的部族抗爭和諸多戰役繼續在同樣的地方展開，敵對雙方鬥個你死我活。相同的城市由說著同一種語言的外國士兵駐守，遭受來自同一片綿綿丘陵和高海拔山口的襲擊。
本文作者出版於2014年的Return of a King：The Battle for Afghanistan（《王的歸程：阿富汗戰記》）
在這兩起事件中，侵略者都認為自己能夠輕而易舉入侵，實現政權更迭，而後會在兩三年內全身而退。在兩起事件裡，他們均未能避免自己捲入更廣泛的衝突。英國人無力應對1841年爆發的起義，不僅由於英國陣營內部領導失敗，而且是麥克諾滕與沙·蘇賈之間戰略關係破裂的產物。如出一轍的是，國際安全援助部隊領導層與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之間不穩定的關係，一直是最近兵戈擾攘、局勢失控的關鍵誘因。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美國特使理查德·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在阿富汗扮演著麥克諾滕的角色。2010年我參訪喀布林時，當時的英國特別代表謝拉德·考珀科爾斯爵士評述稱，霍爾布魯克是“一頭蠻牛，走到哪兒就把自己的瓷器店帶到哪兒”。這段描述完全可以用來概括174年前麥克諾滕的作風。謝拉德在回憶錄《來自喀布林的電報》（）中，對當前佔領失敗的原因做出分析，讀起來驚人地類似於解析奧克蘭和麥克諾滕緣何折戟沉沙。“對於如何抽身而出沒有任何實際想法就攪和進來；幾乎蓄意誤判挑戰的性質；頻繁更換目標，沒有環環相扣、協調一致的計劃；大規模任務蠕變；政治與軍事指揮不統一，各執己見、一盤散沙；勞師襲遠的軍事行動的關鍵階段，將注意力和資源轉移到另一場戰爭（當前情形下是伊拉克戰爭，當年是鴉片戰爭）；本地盟友選擇不當；軟弱的政治領導層。”
Cables from Kabul
過去和現在一樣，阿富汗的貧瘠不毛就意味著不可能向阿富汗人徵稅，以資助佔領者的侵佔行動。在如此難以抵達的領地維持治安代價高昂，反倒耗盡佔領國的資源。現今，美國每年在阿富汗的支出超過1000億美元。在赫爾曼德省的兩個轄區保留海軍陸戰營的開支，比美國給埃及全國提供軍事和發展援助的費用還要高。在這兩起事件中，定奪撤兵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幾乎與阿富汗無關，換句話說，取決於侵略國本土的經濟狀況和變幻莫測的政局。
隨著我的調研工作繼續進行，令人著迷的是，看到當今社論專欄中唇槍舌劍熱議的同一類道德問題，如何在第一次英阿戰爭的來往書函中以同等篇幅加以討論。何為佔領國的倫理責任？正如一名英國官員1840年所述，是應當殫精竭慮“為人類謀福利”，擁護社會革新和性別變革，取締諸如以石擊斃通姦婦人一類的陳規陋習，還是應當心無旁騖地坐穩江山，莫無風生浪？倘若盟友開始生烤活煮仇敵，是否予以干涉？是否嘗試推行西方政治制度？正如間諜組織首腦克勞德·韋德爵士於1839年武裝入侵前夕的警告所言：“我認為最為可怕並需有所警惕的莫過於妄自尊大。我們如此目中無人，往往習以為常地將自己的制度習俗視為佼佼不群，一心想把它們引入未經開墾的處女地。如此干涉即便未促其訴諸暴力，也總會引發激烈爭議。”
對現今身處阿富汗的西方人來說，第一次英阿戰爭的滅頂之災提供了令人忐忑不安的先例。絕非偶然的是，駐喀布林的外國通訊員最喜愛的酒舍叫作甘達瑪克小屋（Gandamak Lodge），阿富汗南部的一座主要英軍基地依照第44步兵團背水一戰的唯一倖存者的名字被命名為蘇特營（Camp Souter）。
與之相反，對阿富汗人而言，1842年挫敗英國人已成為從外國侵略中獲得解放的象徵，標誌著阿富汗人拒絕再一次被任何外國列強奴役的堅定意志。畢竟，喀布林使館區仍以維齊爾阿克巴·汗的名字命名。如今在巴拉克扎伊的民族主義宣傳中，阿克巴·汗作為1841-1842年首屈一指的阿富汗自由鬥士而被世人銘記。
阿克巴爾·汗（AkbarKhan）
這段歷史的種種細節讓阿富汗人對外國統治深惡痛絕，西方國家的人們或許早已忘記，阿富汗人卻刻骨崩心、千古不忘。具體說來，在阿富汗，沙·蘇賈依舊是通敵叛國的象徵。2001年塔利班詰問手下青年：“你們想作為沙·蘇賈的後人遺臭萬年，還是想作為多斯特·穆哈邁德的子孫流芳百世？”奧馬爾毛拉上臺掌權時刻意效法多斯特·穆哈邁德，像多斯特·穆哈邁德一樣，他從坎大哈聖祠取來先知穆罕默德的神聖斗篷披裹在自己身上，宣稱將師法自己的楷模“信士的領袖”。此舉有意直接重現第一次英阿戰爭中的諸事件，全體阿富汗人即刻了悟其中的特殊寓意。
歷史絕不會毫釐不差地重現……然而，由於該地區在地形概貌、經濟狀況、宗教抱負及社會結構上具有延續性，170年前的敗績，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的確仍是不容忽視的前車之鑑。從1842年英國人犯下的錯誤中汲取一些教訓為時未晚；如若不然，西方國家在阿富汗的第四次戰爭看來無疑會未果而終。鮮有政治收益不說，結局必將與前三次毫無二致：蒙羞潰敗後狼狽撤兵，又一次讓阿富汗陷入兵荒馬亂的部族紛爭，阿富汗很可能再由同一個政府統治，而這場戰爭原本是為了推翻該政府而戰。
30年後，不列顛行將稀裡糊塗陷入第二次英阿戰爭之際，就像喬治·勞倫斯致函倫敦《泰晤士報》所言：“冉冉升起的新一代非但沒有從悲壯的覆舟之戒中受益，反而心甘情願，甚至迫不及待地讓我們捲入那動盪不幸的國度的紛亂事務中……即使有可能避免軍事災難，但現在大軍推進，無論從軍事角度來看何等成功，其結果必然是政治上的徒勞無功……撤離喀布林蒙受的無妄之災，應永遠作為對未來政治家的一種警示——警告他們不要重蹈覆轍，切莫再貿然實施1839-1842年結出那般苦果的政策。”
第一次英阿戰爭的入侵和撤退路線
1842年從喀布林撤退的路線
來自阿富汗的史料提供了一面鏡子
儘管這一地區具有核心戰略意義，但是論及阿富汗歷史的好作品出乎意料地寥寥無幾。存世的文章無不採用印刷的英文報告，抑或遭嚴重歪曲的倫敦印度事務部檔案（India Office Archives）。雖然第一次英阿戰爭的故事已被講述多次，敘事方式涵蓋偉大的維多利亞時代三卷本史書以及弗萊什曼的滑稽動作等多種形式，但是已出版的有關這場戰爭的資料幾乎沒有採用19世紀早期阿富汗方面的同期原始史料，未呈現被侵略佔領的阿富汗方面的記事，亦未使用反殖民主義的阿富汗抵抗組織的記載，甚至在最專業的學術刊物中也幾無可尋。
第一次英阿戰爭是一場獨樹一幟、記載翔實的衝突。書寫這段歷史的過程中，我使用了來自諸條戰線各個方面的種種新的原始資料。過去數年間，倫敦周圍各郡（Home Counties）閣樓箱子裡數以百計的破破爛爛的信札和血跡斑斑的日記現身於世，它們屬於參與那場戰爭的英國人。我在林林總總的家族收藏品、切爾西國家陸軍博物館以及大英圖書館中查閱到這些新素材。
在德里的過去四年間，我徹底查閱了印度國家檔案館（Indian National Archives）館藏的車載斗量的1839-1842年佔領時期的卷宗，這些材料幾乎囊括所有往來信函、備忘錄和手寫批註，論及奧克蘭勳爵治下加爾各答行政部門和其麾下軍隊提出的問題。其中的亮點有：發現先前未公開的亞歷山大·伯恩斯的若干封私人信件，伯恩斯是這段史話中英方的一個主要角色；對英軍種種暴行展開的調查，讀起來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版本的維基解密；一些非常感人的受審訊的印度兵在軍事法庭上的庭審記錄，這些印度兵曾淪為奴隸，設法脫逃並最終成功返回所屬諸團，接著就面臨擅離職守的指控。
印度國家檔案館還藏有之前未經引用、未作翻譯的波斯語戰爭記事《喀布林和坎大哈的戰鬥》，作者是門士阿卜杜勒·卡里姆。這位還鄉的波斯秘書曾在捲入那場戰爭的一位英國官員手下當差。門士阿卜杜勒·卡里姆稱，著手展開撰寫19世紀50年代初那段歷史的計劃，“希望排遣暮年的孤寂，教導身處這個無奇不有的大千世界的子子孫孫”。不過他補充道：“那些事件現在看似與印度斯坦特別有關聯。”字裡行間之意，可被當作隱諱號召在印度掀起反抗東印度公司的起義。這樣一場起義的確在1857年繼之而來，首先爆發於1842年撤離喀布林期間遭英國軍官離棄的印度兵所在諸團。
在巴基斯坦拉合爾的旁遮普檔案館（Punjab Archives），我挖掘出幾乎未被使用的克勞德·韋德爵士的案卷。克勞德·韋德是“大博弈”的首位間諜組織首腦，1835年在他的監管下建立了西北邊境代表處（North West Frontier Agency）。在旁遮普檔案館能找到韋德的“情報員”網路的所有報告，這些情報員星羅棋佈地分散於旁遮普地區、喜馬拉雅山脈，越過興都庫什山區遠至布哈拉。旁遮普檔案館還藏有涉及沙·蘇賈在盧迪亞納的流亡生活以及他千方百計返回喀布林重祚的所有往來信札。
在俄國方面的史料中，我設法獲取了列印的佩羅夫斯基伯爵及其門徒伊萬·維特科維奇的案卷。佩羅夫斯基伯爵是沙皇時代與韋德差堪比擬的人物。此前外界一直臆測，維特科維奇在聖彼得堡旅舍房間內舉槍自戕前，銷燬了所持的檔案資料。但事實證明，仍有一些情報報告留存了下來，其中包括論及伯恩斯的書面報告、揭示布哈拉的整個英國諜報網的報告。這些報告在本書中首次呈現。
然而，真正的突破是該時期包羅永珍的阿富汗史料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喀布林。2009年，我在阿富汗國家檔案館展開調研工作時，借宿於羅裡·斯圖爾特的泥堡。泥堡在遭焚燬的寇松時代英國大使館的廢墟附近。檔案館位於喀布林市中心一座19世紀奧斯曼風格的宮殿中，這座瑰麗的宮殿出奇地完好無損。結果令人沮喪，檔案館鮮有沙·蘇賈和多斯特·穆哈邁德時代的資料。但就是在那兒東翻西找的時候，我與加旺·希爾·拉西赫——這位阿富汗青年曆史學家是富布萊特學者——成為朋友。一日午餐時間，加旺·希爾帶我去見一位二手書商，書商在老城區的朱伊希爾租了個看起來風雨飄搖的攤位。結果發現，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很多阿富汗顯達家族移居國外時，這名書商曾大量買進名門望族的私人藏書。不到一小時，我就成功購得八卷先前未使用過的第一次英阿戰爭同期波斯語史料，它們全都是在英國戰敗期或戰後餘波期寫於阿富汗的，不過有些史料刊載於印度的波斯語出版物，於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義的醞釀階段供本國印度人閱讀。
阿富汗國家檔案館
這些史料包括兩部雋絕的英雄史詩：哈米德·克什米爾毛拉的《阿克巴本記》和穆罕默德·古拉姆·科希斯坦·古拉姆（Mohammad Ghulam Kohistani Ghulami）的《戰地書》。兩部史詩讀起來就像阿富汗版本的《羅蘭之歌》（The Song of Roland），是在19世紀40年代仿效古波斯菲爾多西（Ferdowsi）的《列王紀》（Shahnameh），用堂皇鏗鏘的波斯語寫成，以歌頌阿富汗抵抗組織諸領袖。當年獻給勝利的詩歌或許比比皆是，最後遺存下來的似乎只有這些史詩。大部分詩歌經歌者和吟遊詩人代代口耳相傳。畢竟，對阿富汗人而言，戰勝英國人幾乎奇蹟般地拯救了自己的祖國，那既是他們的特拉法爾加（Trafalgar）海戰，又是他們的滑鐵盧戰役，還是他們的不列顛之戰（Battle of Britain）。
1951年，《戰地書》為人所知的唯一謄抄本在帕爾旺省現身——被謄寫於東印度公司紙張上，缺少扉頁和尾頁，顯然是從英國駐恰裡卡爾指揮部被搶掠而來的。該書聚焦於科希斯坦抵抗組織首領米爾·馬斯吉迪的事蹟。盡人皆知，這位納克什班迪教團的蘇菲派導師一直在起義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這份手稿提到他是抵抗組織核心人物。《阿克巴本記》也於1951年重新露面，這次是在白沙瓦。與前書形成對比的是，該書讚頌了維齊爾阿克巴·汗。克什米爾毛拉寫道：“在本書中，就像魯斯坦大帝（Rustam the Great，菲爾多西的波斯史詩《列王紀》中人物）一樣，阿克巴的赫赫英名將千秋不朽、萬古流芳。這部史詩現已完結，它將在世界各國流傳，為偉人的集會增光添彩；它將從喀布林雲遊至每一場聚會，猶如春風拂過一座座花園。”
《編年史》立足於阿富汗西部與波斯交界的赫拉特，滯後一步地概觀了這場起義。19世紀末的兩部史書《蘇丹傳記》和《歷史之光》則是講述阿富汗列王的官方宮廷史，從多斯特·穆哈邁德繼任者的角度為我們提供了新視角。一位主要的抵抗組織首領阿米努拉·汗·洛伽爾的殘存波斯語信札，在塔利班大肆搶掠前一直留存於喀布林的國家博物館。不久前，這些書信由其後裔付梓，名為《獨一無二的勇士、赤膽忠心的首席侍從阿米努拉·汗·洛伽爾的復仇》（）。
Paadash-e-Khidmatguzaari-ye-Saadiqaane Ghazi Nayab Aminullah Khan Logari
義憤填膺、怒火難平的阿塔·穆哈邁德王子著有《戰鬥之歌》。作為來自希卡布爾縣（現位於巴基斯坦境內，當時名義上歸屬喀布林統轄）的卑官下吏，阿塔王子以獨特的視角鞭辟入裡地講述了戰爭故事。他最初在沙·蘇賈手下當差，但後來逐漸對主公依賴異教徒支援的舉動大失所望，在書中對抵抗組織表露出越來越多的同情。阿塔王子的波斯語因襲了華麗迂腐的莫臥兒風格，不過相比那一時期其他任何作家，他的措辭最為機智明快。這部著作對英國人的失敗大放厥詞，更不乏惡言怨語，但出人意料的是，竟有可能是受希卡布爾縣首位英格蘭收藏家愛華德·巴克豪斯·伊斯特威克（E。B。Eastwick）之託撰寫。阿塔王子在序言中頗為忐忑地寄語資助人，懇懇悱悱寫道：“恰如俗語所云，‘講真話是要付出代價的’。儘管力求用千般婉言、萬般諱語道出諸事件的是非功過，但仍要祈禱切莫冒犯那些君臨天下、坐擁江山的人們。”他補充道：“不管怎樣，這個不忠不信的塵世，千載有如白駒過隙，苦樂悲喜皆是過眼雲煙。‘世事如夢，不管如何在心頭描繪，一切終將伴你而去。’”
所有史料中最具啟發性的大概是合乎沙·蘇賈本人心意的回憶錄《沙·蘇賈實錄》。這部內容頗為豐富的回憶錄為他戰前流亡盧迪亞納時撰寫，1842年蘇賈遇刺後由一名臣子更新相關內容。蘇賈在序言中開宗明義：“聰明睿達的學者皆知，傑出的帝王一一記載當政時期的重大事件。一些天賦異稟的人親自書寫，大多數人則交由史官和文人撰寫。隨著時光流轉，著作得以在歷史長卷中留下永恆不朽的印記。是故，蘇丹蘇賈·烏爾木爾克·沙·杜蘭尼（Sultan Shuja al-Mulk Shah Durrani），仁慈真主朝堂上的這位謙卑祈請者萌生此想法，記載在位期間的戰役和大事件，俾使呼羅珊（Khurasan）的歷史學者知悉這些事件的真實始末，善於思辨的讀者亦能由這些先例鑑往知來。”在這部回憶錄中，我們得以對阿富汗方面的首要局中人的期望和憂懼有所瞭解，這是對文獻資料至關重要的補充。
令人驚訝的是，儘管這些原始資料大都為講達里語的阿富汗歷史學家所熟知，他們將這些史料運用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撰寫的瀰漫著民族主義情緒的達里語史書中，但此類記載似乎未被用於任何用英語寫就的戰爭史，在英語譯本中也完全沒有現成可用的素材，儘管從《沙·蘇賈實錄》中摘譯的若干篇章確曾登載於19世紀40年代加爾各答的一本雜誌上。哥倫比亞大學的羅伯特·麥克切斯尼目前正在籌備《歷史之光》全譯本，他慷慨地任我使用手頭資料。
這些豐富翔實的阿富汗史料告訴我們許多歐洲方面的史料疏於提及或不知情的事。譬如，英國方面史料談及己方軍隊不同派系時訊息靈通，然而阿富汗一方亦由不同叛亂團體組成，英方卻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對分裂這些團體的緊張局勢渾然不覺。阿富汗方面的史料有清晰記載，稱阿富汗抵抗組織實則四分五裂、離心離德，不同指揮官旗下的不同團體在不同地點安營紮寨，通常只能勉強維持最低限度的協同合作。此外，相互競爭的諸團體目標不同，為一己私利還會不斷改弦易轍、更換盟友。令人尤感意外的是，起初偌多叛亂者希望沙·蘇賈留任國王，他們只想將蘇賈的英國靠山趕出去。英軍起程踏上不歸路，在庫爾德喀布林山口全軍盡沒，同一批親保皇派武裝力量中的勤王者立即就復歸沙·蘇賈旗下。正如20世紀80年代蘇聯軍隊撤離後，誰都沒料到，蘇聯扶植的傀儡納吉布拉（Najibullah）能苟延殘喘那麼久。因此，若不是大逆不忠的教子妒火中燒並在一怒之下刺殺了他，沙·蘇賈或許能長時間在阿富汗稱王。
相較英國方面的史料記載，阿富汗史料中抵抗組織的劇中人略有不同。米爾·馬斯吉迪及旗下科希斯坦人，阿米努拉·汗及麾下洛伽爾人，均比英國方面史料乃至稍晚的阿富汗方面的記載卓爾不凡得多。後期史料受巴拉克扎伊族人贊助撰寫，著意強調獲勝王朝在起義中起到的核心作用，這種說法實則僅對革命的最後階段而言是成立的。
更重要的是，多虧有阿富汗方面的史料，阿富汗抵抗組織眾領袖豐滿的形象才一下子得以躍然眼前，他們才成了有著多彩感情生活和個人動機觀點的活生生的人。而英國方面的史料所呈現的只是一道由奸詐的大鬍子“盲信者”和“狂熱分子”堆砌成的毫無差別的人牆。幸虧有這些新資料，現在才有可能從個體角度理解，緣何許多忠誠擁護沙·蘇賈的阿富汗首領會選擇奮不顧身拿起武器，與貌似所向披靡的東印度公司軍隊兵戎相見；德高望重的阿米努拉·汗·洛伽爾受到一名英軍基層軍官凌辱，因拒絕向王國政府繳納有所增加的賦稅而失去領地；年輕氣盛的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的情婦被亞歷山大·伯恩斯勾引，試圖尋回她時遭嘲弄；米爾·馬斯吉迪正打算向朝廷自首時，英國人襲擊其城堡、殘殺其家人，此舉有悖雙方達成的所有共識，其城堡隨後被攻佔並變成英國地方政府辦公中心，其領地遭仇敵瓜分。眾人之中最著筆墨、被細針密縷加以描繪的當屬老謀深算、性格複雜的人物阿克巴·汗。他喜愛希臘化的犍陀羅雕刻，想引進西方教育模式，在喀布林被看作抵抗組織領袖中最具鋒芒的一位。《阿克巴本記》甚至還繪聲繪色講述他洞房花燭、魚水相歡的情景。英國方面的史料以誇張諷刺手法描繪的這位“揣奸把猾的穆斯林”，在我們眼前一躍成為阿富汗的萬人迷。
阿富汗方面的史料還向我們呈現出一面鏡子，用亞歷山大·伯恩斯的堂兄弟拉比·彭斯的話說，就是讓我們能夠“用別人的眼睛看自己”。依照阿富汗詠史詩人的描述，伯恩斯遠非西方史料所載的浪漫探險家，而是一個魅力超凡的欺詐者、阿諛奉承與背信棄義的能手、腐蝕喀布林達官顯貴心靈的魔鬼。“外表好似謙謙君子，內心暗藏惡魔”，一名貴族如是告知多斯特·穆哈邁德。在阿富汗人看來，西方軍隊以喪盡天良、匱乏騎士精神的基本價值觀，尤其以對平民傷亡漠不關心著稱。在《阿克巴本記》中，多斯特·穆哈邁德警告阿克巴·汗，稱：
因睚眥必報他們的毒燎虐焰會讓屋宇牆垣深陷火海他們藉此耀武揚威震懾斗膽反抗之人日以為常這般降伏蒼生便無人分庭抗禮
此外，阿富汗方面的史料一致抱怨的是英國人不尊重女性，所到之處強姦凌辱事件頻發，“不捨晝夜地乘著慾望的騏驥恣意馳騁”。換句話說，在阿富汗方面的史料中，英國人被描述成詭詐多端、暴虐無道、蹂躪女性的恐怖分子。料想不到阿富汗人竟以這種方式看待我們。
阿富汗方面所有史料的焦點是謎一般的人物沙·蘇賈。透過蘇賈本人及其擁護者的描繪，浮現出的是一個八面瑩澈、聰明絕頂、將往昔帖木兒帝國諸君主奉為楷模的人。《沙·蘇賈實錄》中的自我描述，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得到證實，稱他展露出勇敢決絕、不屈不撓的氣魄，經受住命運的千錘百煉。這般描畫與遭自高自大的英國行政官員廢棄的墮落懦夫形象判若天淵，英國官員起初輔佐這位杜蘭尼帝國繼承人重祚，而後設法將其邊緣化，這也與經巴拉克扎伊族人170年宣傳灌輸後，在現代阿富汗被妖魔化的卑怯賣國賊形象大相徑庭。蘇賈在自己周圍營造出極其知書知禮的波斯化天地，沒有跡象顯示沙到底懂不懂普什圖語，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曾用普什圖語寫作。就像昔日的莫臥兒人一樣，貴為天子的沙·蘇賈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作為帖木兒帝國的末代國王，他在許多方面脫穎而出——他治國施政時，阿富汗仍處於伊朗、中亞、中國及印度斯坦的十字路口上，而非後來的窮山惡水荒蠻之境。
追溯起來，沙·蘇賈當政標誌著一個時代終結，另一個時代開始。儘管有許多代價高昂的失敗，但第一次英阿戰爭仍產生了持久的重大影響。對英國人來說，這場戰爭設定出一道穩固的邊界。幾年之內，英國人就吞併了錫克教團盤踞的旁遮普地區以及早先由信德諸埃米爾掌控的印度河下游領地。不過，有前轍可鑑的英國人心中有數，白沙瓦是英屬印度的西北邊境。
對阿富汗人而言，這場戰爭永遠改變了自己的國家。多斯特·穆哈邁德復歸後承襲英國人實施的改革，這些變革有助於鞏固阿富汗的統一，使該國較戰前有了愈發明確的界定。確切說來，蘇賈及大多數同時代的人從不使用“阿富汗”這個字眼——對蘇賈來說，有一個喀布林王國，它是破碎的杜蘭尼帝國碩果僅存的部分，處在所稱的“呼羅珊”地理空間邊緣。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裡，“阿富汗”的說法就被廣泛標識在國內外的地圖上，那一地理空間內的民眾也漸漸開始將自己稱為阿富汗人。沙·蘇賈的歸來，以及旨在令他復政厥闢而發動的殖民遠征告敗，最終摧毀了薩多扎伊王朝的勢力，終結了由薩多扎伊族人建立的杜蘭尼帝國的最後追憶。第一次英阿戰爭以這種方式，對界定現代阿富汗國界立下汗馬功勞，一勞永逸地強化了存在一個名為“阿富汗”的國家之理念。
如果說第一次英阿戰爭有助於鞏固阿富汗這個國家，那麼現在的問題是，當前西方的干涉會否促其消亡。撰寫本書之際，西方部隊再次隨時準備棄阿富汗於不顧，將之交由普帕扎伊族人執政的軟弱政府掌控。無法預知該政權的命運，亦不可能預言阿富汗會否陷入支離破碎、分崩離析的狀態。不過，阿塔王子於1842年戰後寫下的一段話，現仍確切不移：“毋庸置疑的是，侵略或統治呼羅珊王國絕非易事。”
本文節選自《王的歸程：阿富汗戰記（1839-1842）》，［英］威廉·達爾林普爾著，何暢煒、李飈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