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公然推翻了共和制，宣佈復辟帝制，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下令將1916年定為“洪憲元年”。

在舉國聲討之下，袁世凱被迫於1916年5月6日宣佈退位。但是，他依然還想繼續擔任民國總統，於是聯絡各省代表於5月17日召開了南京會議，因為重大分歧導致會議無果而終。四面楚歌之下，袁世凱於1916年6月6日上午10時一命嗚呼，走完了自己極具爭議的一生。

袁世凱過世後，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之位，皖系首領段祺瑞擔任了國務總理一職，並且繼續兼任陸軍總長，牢牢掌握著國家的軍政大權。之後，北洋政府恢復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明確國家政體由“總統制”改為了“議會制”。

從此以後，總統黎元洪和總理段祺瑞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已經到了無可調和的程度。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規定，政府釋出政令雖然可以不經大總統事前知悉，但必須由大總統最後簽發方可執行。

當時，國務秘書長徐樹錚只認段祺瑞一人，絲毫不把黎元洪這個大總統放在眼裡，終於引起了他的強烈不滿。在事關徐樹錚的去留問題上，黎元洪和段祺瑞開始相互較勁，得益於北洋元老徐世昌的出面調解才暫時收場。

1917年3月，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援下通過了對德國宣戰並且加入協約國的議案，要求總統黎元洪簽發後頒佈。但是，黎元洪卻以國家孱弱需要繼續休養生息為由，明確反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拒絕簽發相關的檔案。

段祺瑞騎虎難下，竟然以內閣全體辭職相威脅，逼迫總統黎元洪做出妥協。由於並非真正的北洋系出身，黎元洪徒有總統之名卻無總統之實，一時間變得手足無措，遭到了各方勢力的施壓，只得低頭妥協。

1917年3月14日，北洋政府在段祺瑞的主導下照會德國政府，宣佈兩國即日起斷交。此舉，無疑引起了美國的警覺，擔心日本會趁一戰對德作戰之際大肆攫取在華利益，從而危及到美國的利益。於是，美國開始支援總統黎元洪，反對中國參加一戰。

當時，中國政府雖然宣佈和德國已經斷交，但還沒有正式對德宣戰。因此，段祺瑞還需要繼續拉攏各個派系，繼續向黎元洪進行施壓。

1917年4月25日，段祺瑞召集了各省的督軍在北京開會，不斷鼓吹參加一戰的好處。而得到美國的支援後，總統黎元洪也終於有了掰手腕的實力，直接揭露了段祺瑞私自向日本政府借款一事，迅速就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反彈。

趁著這股聲浪，黎元洪突然下令問責內閣並且撤銷了段祺瑞的總理職務，同時任命外交總長伍廷芳暫時代理其職。對此，段祺瑞採取了以退為進之法，他雖然離開了北京，但卻堅稱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之規定，總統沒有權力撤銷總理的職務。

到達天津後，段祺瑞以此為大本營，積極拉攏北洋系的各省督軍支援自己，還成立了臨時政府和黎元洪進行對抗。一時間，中國境內再次出現了兩個政府，內戰已經是一觸即發。

萬般無奈之下，總統黎元洪只得求助於駐守徐州的張勳，請求他出面調停府院之爭。正急於出手的張勳自然不會錯失良機，立即就率領他的“辮子軍”入京，藉口“調停國事”，實則準備“復辟帝制”。

1917年6月14日，張勳終於率領他的五千“辮子軍”進入北京。誰知，他剛進京就轉變了之前的態度，不僅關閉了議會，而且還公開表示中國不適合共和制，應該恢復大清帝國。

6月30日，張勳在紫禁城內召開了御前會議，把12歲的廢帝溥儀再次搬了出來，宣佈滿清復國。他的倒行逆施之舉，立即就遭到了舉國討伐，孫中山代表革命黨在上海發表了《討逆宣言》，號召民眾維護國家的共和，堅決反對封建復辟。

就在張勳復辟的過程中，總統黎元洪竟然沒羞沒臊地躲進了北京的使館區。7月3日，躲在天津觀望事態發展的段祺瑞也積極響應，組建了“討逆軍”向北京進軍。

在“討逆軍”攻入北京後，這出“復辟鬧劇”也宣告結束。自此以後，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重新出任了國務總理並且完全掌控了政局。而張勳則逃入了荷蘭使館，後又潛逃至天津的德租界。

1918年3月，張勳經過多方的活動，北洋政府以“時事多艱”和“人才難得”為由對他進行了特赦。不過，張勳也喪失了軍權，逐漸淡出了公眾的視線。

從此，張勳一直蟄居津門德租界6號，雖然離開了呼風喚雨的軍政舞臺，但憑藉聚斂的財富，他的日常生活依然富貴奢華。很快，他開辦了當鋪、錢莊、工廠等數十個產業，甚至還投資了電影公司，動產、不動產摺合多達數千萬元之多。

退休後的張勳生活得頗為滋潤，家中不僅妻妾成群，而且為他生下了九子五女。當馮玉祥把溥儀趕出紫禁城後，清廢帝遷到天津居住，還專程到張勳家做客。

1923年8月2日，69歲的張勳在天津病故。他的葬禮極其奢華，靈堂就設在家中的戲臺上，上方還懸掛著溥儀賜予的諡號“忠武”。甚至於，孫中山還託人送來一副輓聯：

清室遜位，本因時勢。張勳強求復辟，亦屬愚忠，叛國之罪當誅，戀主之情自可憫。文對於真復辟者，雖以為敵，未嘗不敬之也。

按照張勳的遺願，他的靈柩經水道運回老家江西奉新安葬，一路上走走停停多有沿途路祭，直到一個半月才抵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