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到陳獨秀的《敬告青年》，在“老大帝國”背影的反襯下，清季民初的“青年”話語寄託了國族再生的想象，“五四”一代“新青年”更是在歷史的聚光燈下備受關注。與此同時，處在“青年”之前的“童年”，亦正迎來一個被“發現”的時刻。隨著“幼學”變革和外來教育理念的匯入，語言、文學、影象媒介乃至報刊、教科書等知識載體中的“兒童視角”日益凸顯，也引起人們對自身童年的重新審視。
1910年代的“新青年”們生不逢辰，他們大致出生於1880到1890年代——清王朝面臨內憂外患的衰世。他們的童年多半在“私塾”中度過，記憶中充斥著戒尺、描紅、背書、對對子、拜先生、拜孔子等“不自由”的體驗。不過，拜張之洞輩政策或梁啟超輩輿論之賜，“五四”一代飽含血淚的“老童年”中，其實已經有了點“新”因素。由書塾而學堂、由記誦而講授、由四書五經而教科書、由朱子讀書法而五段教學法……近代中國的教育變革與知識轉型，正是發端於這班“新青年”的童年時代。
一
一旦“新青年”成了中年或老年，便會在文字間編派自己的童年。然而史學訓練告訴我們，如果排除回憶這一行為本身的“真實性”，那麼什麼口述歷史、思舊錄、懺悔錄之類，恐怕都要淪為較不具備史實意義上“真實性”的二手材料。偏偏關於童年經歷或幼學現場的記載，傳統史書或傳記文字多較為簡略。只有外來的傳教士們帶著一雙好奇的眼睛，留下了些許現場記錄。
倫敦會傳教士麥高溫（John Macgowan， 1835-1922）在1909年出版了《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Lights and Shadows of Chinese Life）一書，對晚清村學描畫頗為細緻：
這所學校只有一間孤零零的、毫不起眼的房子，沒有絲毫美感可言，屋內的地面髒亂不堪，而且凹凸不平，這都是去年在這裡學習的孩子們的“傑作”。牆上沒有地圖、字畫，四處汙漬斑斑。
麥高溫自然不忘帶著西方人的優越感，來譴責塾師的嚴厲和讀本的乏味。而最令他驚訝的，則是中國學童讀書的怪異方式：
我們當然希望屋內能保持寂靜，但很快我們就改變了這種想法。使我們驚奇的是，立刻就有一個細細的顫抖的聲音從屋子的一角傳出，幾乎是同時，從對面的方向又發出另一個低沉的訊號。一個接一個，其他聲音也陸陸續續加入進來。每個人都以他所能發出的最高音調，叫喊式地念著他的課文。在我們看來，這種混雜的聲音，各自含著某些需要記住的內容。另一方面，中國人把孩子們的這種口頭訓練看作是學校教育體系中最有益的事情之一。大人們站在屋外，興高采烈地聽著從孩子們嘴裡發出的既不和諧也無節奏的合聲，他們努力使這種起源於二千多年前中國歷史開端時的教學法延續下去。
對中國誦讀法的訝異和譴責，是晚清新教傳教士教育論說的一貫主題。早在五口通商之初的1844年，英國聖公會傳教士施美夫（George Smith， 1815-1871）來華遊歷，便記錄了上海塾生記誦經書的情形：“每個學生都背對著教師站立，左右搖晃著，用一種歌唱的語調，快速而清晰地大聲朗誦《大學》中的某個段落，教師手中拿著一支筆，在書上做記號，標明學生的進度。”
施美夫《五口通商城市遊記》描繪中國學塾背書景象的插圖與此類似的外來者視角，在1890年代以後，甚至影響到了梁啟超等中國趨新士人的教育改革主張。以撰寫《中國人的氣質》批評中國國民性而著名的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在1899年出版了另一本小冊子《中國鄉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書中同樣描畫了中國鄉間的學塾，並著力對照中西教學法的不同：“對於一個不瞭解情況的外國人來說，讀書人這麼大的吼叫聲，使得學堂就像一個瘋人院似的。西方的小孩沒有這樣學習的，西方的教師也沒有這樣教學的，在這樣一種喧譁聲中，教師不可能知道學生是否正在重複他教給他們的讀音。這種不自然、不合理的持續尖叫聲常常導致這樣的結果，即大多數中國的讀書人聲音沙啞，不能大聲地說話。”
當“五四”一代回憶他們在晚清的幼學情形時，絕非單純的懷舊，而是戴著從傳教士或梁啟超輩“老新黨”那裡得到的眼鏡。比如生於1896年的郁達夫，在追憶學塾生涯之際，首先想到的，是後來學英文所用的“一冊英國人編了預備給印度人讀的同《納氏文法》是一路的讀本”：
這讀本里，有一篇說中國人讀書的故事。插畫中畫著一位年老背曲拿煙管帶眼鏡拖辮子的老先生坐在那裡聽學生背書，立在這先生前面背書的，也是一位拖著長辮的小後生。不曉為什麼原因，這一課的故事，對我印象特別的深，到現在我還約略諳誦得出來。裡面曾說到中國人讀書的奇習，說：“他們無論讀書背書時，總要把身體東搖西掃，搖動得像一個自鳴鐘的擺。”這一種讀書背書時搖擺身體的作用與快樂，大約是沒有在從前的中國書塾裡讀過書的人所永不能瞭解的。
這就是晚清兒童的讀書現場，卻也是經過近代西洋教育理念的選擇、深描和陌生化（“奇習”），而深刻在“五四”新文化人腦中的回憶。
二
談到“五四”一代的童年回憶，當代讀者最熟悉的文字，莫過於魯迅的《懷舊》《朝花夕拾》或胡適的《四十自述》了。魯迅所展現的童年，在壓抑中帶點興奮和興趣，跟他同齡人那些苦大仇深的追憶相比，其實有點特別。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所見的讀書生活，“就只讀書，正午習字，晚上對課”，他所寫的誦讀場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正是西洋人所驚訝的“奇習”。與新學堂出現後在教室以班級為單位、以教科書為藍本的劃一教學不同，在魯迅略帶詩化的回憶中，一間屋子裡可以同時響起《論語》《幼學瓊林》《周易》《尚書》的誦讀聲，加上塾師用拖腔唸的清人辭賦，真是熱鬧極了。
同樣幼年喪父的胡適，呈現的卻是另外一種苦情故事：他在不滿三歲時，由父親把教他母親的“紅紙方字”拿來認字。1890年代鍾天緯、梁啟超等都曾將類似的方塊認字法當作“幼學新法”來張揚。這種辦法在北方叫作“認字號”或“念字號兒”，其實是明清以來啟蒙的老法子，清初唐彪、崔學古等人早已提及。
不過，胡適的幼學經歷確有特異之處，他在“破蒙”之初並不念《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詩》，而用他父親自編的《學為人詩》《原學》以及《律詩六鈔》之類的詩選，然後才從《孝經》和朱子《小學》進入四書五經的堂奧。可見哪怕是中下層官宦子弟的教育，也要遠遠超過普通人家“天地玄黃喊一年”的窮狀。
胡適的回憶中還提到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即讀書的同時是否“講書”。他的書塾生涯是相當鬆散的，做先生的四叔在出門前“上一進書”，教學生自己念；到天黑時才又回來一趟，把習字紙加了圈，就放學了。對於所記誦的古書，“四叔”也並不講解。唯有胡適母親因為特別地渴望他讀書，把學金數倍增加，先生們才答應為他“講書”：每讀一字，須講一字的意思；每讀一句，須講一句的意思。多年以後回憶，胡適說：“我一生最得力是講書。”
讀書是否“講解”，在晚清被看作是區分新、舊教育的一大分水嶺。梁啟超在戊戌維新前夕曾加辨別：“西國之教人，偏於悟性者也，故睹烹水而悟汽機，睹引芥而悟重力。……中國之教人，偏於記性者也。其課學童也，不因勢以導，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讀，必求背誦而後已。”藉助似是而非的生理學話語，梁啟超這番議論在晚清時代深入人心；其實卻和“認字號”一樣，是承自清人的舊說。如清中期的文字學者王筠就曾呼籲：“學生是人，不是豬狗。讀書而不講，是念藏經也，嚼木札也，鈍者或俯首受驅使，敏者必不甘心。”
然而，“讀而不講”的現象，雖然早就飽受有識之士的批評，卻在清末全國大部分地區仍相當普遍。世居北京的直隸高陽人齊如山（1875年生）提到幼時先生只管念不管講，不僅讀《三》《百》《千》如此，念四書也是如此；所以有“開蒙”和“開講”之別：“兒童讀書，要到十幾歲，方能連讀帶講，這個名詞說叫開講。”（此後還有“開筆”，故共有三個階段。）不過也有時代和地域的差別：“從前北方大城池中，唸書的情形，較量好得多，到了北方鄉間，就差多了。”籍貫常州而長期居住在直隸、北京的趙元任家，便與此前齊如山的體驗不同：“只有我們先生非要念什麼就得懂什麼，跟向來讀書不求甚解的法子相反的”，不過趙元任也說了，這在“那時候兒是破例的事情”。
後來精通了西洋語言學的趙元任，回過頭來看，卻發現“讀而不講”的老法子“不是全沒道理，現在最新的學外國語文的有時候兒倒是像中國的老法子了，不懂就老念老念，念熟了過一會兒，過一陣，過幾年，他就不知不覺的懂起來了”。被晚清的梁啟超輩和“五四”的胡適輩唾棄的舊法，竟成了最先進的第二語言習得法。與此類似的還有教學空間的變化。
晚清引進西洋新學制，一大工程就是造學堂：京師設大學堂，省會設高等學堂，府要有中學堂，縣要有小學堂；課堂多呈四方形，陽面要有玻璃窗，前後要有黑板，講究通風采光；師生要面對面，上課要互致敬禮。這些從19世紀西洋、日本引進的課堂典範，所針對的正是晚清教學環境的普遍簡陋，用梁啟超的話講，是“學舍如溷圊（豬圈與茅廁），學童如丐兒”。豐子愷晚年回憶私塾的情形：
座位並不是課桌，就是先生家裡的普通桌子，或者是自己家裡搬來的桌子。座位並不排成一列，零零星星地安排，就同普通人家的房間佈置一樣。課堂裡沒有黑板，實際上也用不到黑板。因為先生教書是一個一個教的。先生叫聲“張三”，張三便拿了書走到先生的書桌旁邊，站著聽先生教。教畢，先生再叫“李四”，李四便也拿了書走過去受教……每天每人教多少時光，教多少書，沒有一定，全看先生高興。他高興時，多教點；不高興時，少教點。
日本中川忠英《清俗紀聞》所繪清代乾隆時期《學館諸生列位之圖》這種無課堂秩序，無一定課時，因人而異，沒有集體課程的教學空間，正是晚清民國教育改革者抨擊的物件。然而，20世紀後半期西方教育逐漸打破了集體授課的模式，強調學生個性，甚至在空間佈局上，也回到了類似中國舊式“私塾”的那種貌似雜亂的桌椅安排。
三
在戊戌前後教育變革論的呼籲下，清廷在1902年和1904年兩度頒佈新式學制；而在此之前，西方傳教士的教會學校，服務於技術需求的方言、武備、水陸師等專門學堂，以及有識之士試辦的新式綜合學校，早已在沿海地區鋪開了迥別於舊日學塾或書院的新教育。“五四”以後的風雲人物，從魯迅、周作人、胡適……到梁漱溟、茅盾、郭沫若、郁達夫、張恨水，正是在這種教育改革的風潮中，從程度不一的中式學塾啟蒙邁進了整齊劃一的西式學校生活。
這裡面還有一個重要變化，即知識的載體的更新：從《三》《百》《千》《千》的蒙書世界和四書、五經、二十四史的舊學世界，一變而為有課文、有插圖、有問答、有作業、有考試的教科書世界。教科書的前提是學制，有了明確的學制和教學計劃，才好編排教科書的框架。癸卯學制以前，教科書按照學校的教學實際編寫。最初南洋公學師範生編的《蒙學課本》（1898）僅二冊，後擴充為三編（1901），積字成句，由淺入深。無錫三等公學堂的《蒙學讀本全書》（1902）分七編：前三編根據遊戲淺理，附入啟事短箋；第四編“專重德育，補修身（倫理學）書之缺”；第五編彙集周秦子史寓言，“專重智育，為論理學（邏輯學）之引”；第六編“前半為修詞（修辭學），後半為達理（哲學）”；第七編選《史》、《漢》、《通鑑》、《國策》、諸子及唐宋以來古文。整部讀本可以說是一部涵蓋各學科知識的綜合教科書。癸卯學制頒佈以後，分級分科排課。如學制規定初等小學堂五年，故自商務印書館《最新初等小學教科書》系列以下，完全制初等小學課本多為十冊，每學期一冊，每冊多為六十課。1909年變通學制，規定四年制或三年制的簡易科，故初小課本又有改為八冊或六冊者。
1904年，胡適進入上海梅溪學堂，因不懂上海話，編在“差不多最低的一班”，國文科所用課本便是文明書局出版的無錫三等公學堂《蒙學讀本全書》；六個星期以後直升入第二班，為了對付“論題”和“經義題”，則讀《明治維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叢報彙編》之類新書。差不多同時（“民國前八九年”），沈雁冰（茅盾）成為浙江桐鄉縣烏鎮小學的第一班學生：“修身”課分兩班，甲班讀《論語》，乙班讀同樣由文明書局出版的“修身教科書”（按文明書局所出，有吳尚的《初等倫理學教科書》，署癸卯閏五月首版印行）；國文課本則是杜亞泉的《繪圖文學初階》（商務印書館1902年鉛印本）和施崇恩的《速通虛字法》（彪蒙書室1903年石印本）。沈提到當時“鄉下人”都稱這些新式教科書為“洋書”，後來回想起《速通虛字法》，還覺得其編者和畫者實在了不起：
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速通虛字法》的編者和畫者，實在是了不起的兒童心理學家，它的例句都能形象化並且有鮮明的色彩。例如用“虎猛於馬”這一句，來說明“於”字的一種用法，同時那插畫就是一隻咆哮的老虎和一匹正在逃避的馬，又如解釋“更”字，用“此山高彼山更高”。這麼一句，插圖便是兩座山頭，一高一低，中間有兩人在那裡指手劃腳，仰頭讚歎。
茅盾回憶中《繪圖速通虛字法》的“此山高彼山更高”影象原書中應為解釋“彼”字的“彼山較此山尤高”癸卯前後，彪蒙書室（原在杭州，後遷至上海）專以出版各種蒙學用書而知名，其體裁介於舊式蒙書和新式教科書之間，多采石印，配以圖畫，便於自學。先後刊有《識字實在易》《造句實在易》《速通虛字法》《論說實在易》《虛字實在易》《習字實在易》等蒙學用書，運用白話，標舉“實在易”為口號，在商務印書館、文明書局等大型出版機構主導的正則學堂教科書之外，開闢了一個更為靈活機動的出版空間。
四
與教科書的興起相應，則是誦讀的沒落和西式教授法的興起。癸卯以後出版的成套教科書，多附有“教授法”，類似今日中小學教師的“教案”。晚清的“教授法”書籍針對傳統記誦教育的弊端，以引進赫爾巴特“五段教學法”（預備—提示—比較—總括—應用）等分步式教法為職志。在這種按部就班的安排下，舊式蒙學那種以“溫舊書—上新書—習字—屬對”為主軸的教學日程（可上溯到朱子讀書法和元代程端禮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課程》），自然不再能維持。
記誦之學即便在舊式的家塾、私塾當中，也不一定能維持其地位。晚清重臣瞿鴻禨幼子瞿兌之（宣穎，1894年生）的從學經歷即為一例。瞿兌之六歲在江陰（其父任江蘇學政的駐地）就外傅，讀《論語》《孟子》及唐詩。七歲返故鄉長沙後入書塾，課餘所肄蒙書除了《歷代統系歌》，還有上海澄衷學堂《字課圖說》和湖北自強學堂《地球韻言》等新書。雖然瞿氏出身官宦世家，後來從《日知錄》《漢學師承記》等書得學問門徑，成為晚近文史一家，但他自述艱於記誦，卻在同時代讀書人當中相當特別：
童時受經不嚴於倍誦，於《周禮》《儀禮》《公》《穀》尤幾止於循覽。本無強識之能，記問遂疏闊。比稍知向學，則每樹一義，必遍尋諸經子史，乃能窮其所之，巨帙如《通考》《通鑑》，且檢覆無慮數十過，過目輒忘，況年已長，詎能蘄有所進益。
與此類似的還有梁漱溟（1893年生於北京）。梁氏與瞿氏生年僅差一歲，二人家世難以相提並論，地域也相隔南北，初學途徑卻非常類似。梁漱溟也是六歲開始讀書，而在《三字經》之後，讀的同樣是《地球韻言》。不過，似乎比瞿兌之更要徹底一點，梁漱溟晚年說自己“對於四書五經至今沒有誦讀過，只看過而已。這在同我一般年紀的人，是很少的”。隨後就進了北京第一個洋學堂，接受新式教育。值得注意的是，梁、瞿這兩個“不誦經”的特例，就學的時間（六歲）分別在1898年和1899年。戊戌百日維新，特別是科舉改制和當時一派教育變革論說，很可能影響到瞿鴻禨和梁濟把握自家子弟學程的尺度。
新文化運動後期，梁漱溟憑著一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震動思想界，甚至被後人指認為民國時期“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只不過，這位“新儒家”對四書五經所下的工夫，很可能還遠不及魯迅、胡適輩“新青年”。
五
熟於近代掌故的劉成禺，曾提及晚清中國社會“讀書風氣各別”，至少可分為“書香世家”（從《說文》入手，多習經史百家之學）、“崛起”（暴發戶）、“俗學”（以八股應試為中心）三種類型，不能拿後來學制統一、課本一致的新式學校去推想。晚清以來對於中國舊教育的批評，實際上是集中在“俗學”一類的弊端，取此中學的糟粕與西學的精華類比，高下自然立見。“新青年”的童年，無論是活潑豐富還是枯燥壓抑，卻往往被蒙上一層黑暗悲情的色彩。
回看新青年的“老童年”之時，多采常見的回憶性材料。這些材料難免誇大自我能力，順從後設史觀，從自身當前處境倒放電影等偏頗。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們多半要在陳述早年曆史時強調自己頑皮乖戾的一面，對於舊家庭舊教育，放大其叛逆人格甚至革命精神。體現在讀書生活上，就是在正經的經書和教科書之外，突出“閒書”的地位。魯迅對於閒書和圖畫書的興趣自不待言，又如胡適之強調“小說書給了我絕大的幫助”，茅盾之回憶叔曾祖留下那一板箱舊小說帶來的衝擊，張恨水追記自己對詩歌小說別具興趣等。說來也是，誰願意把自己辛苦用功的拙笨示人呢？突出“閒書”和強調頑皮一樣，不僅是“五四”一代叛逆人格的證見，更是新文化人天賦優越的體現，當然也受制於文學革命、整理國故運動以後小說地位抬升帶來的新視界。
另一方面，似乎也應看到在“新青年”們童年回憶（有的甚至是他們到中年、老年以後的回憶）所體現的這種知識轉型過程，對於從晚清以降整個中國讀書人的群體遭遇而言，並不一定那麼具有代表性。民元甚至新文化運動以後，在廣袤的內陸地區，在沿海地帶的鄉村甚至城市基層，甚或在一些“書香世家”當中，傳統的教學方式因其在成本和應用上的優勢，仍然佔據基礎教育的重要份額。所謂“私塾”的消亡，更是要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1950年代中期，在強大國家機器的整合下才得以實現。須知“五四”一代的童年敘事本就服務（或從屬）於“五四”啟蒙敘事本身，他們用自己的童年證明著自己的青年，將自家一身的體驗，歸結為整個中國文化的宿命。
（本文摘自陸胤著《變風變雅：清季民初的詩文、學術與政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