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從歷史記載看，也從考古上看，發生“后羿代夏”的原因是什麼？

華夏民族與東夷民族很早便存在直接的利益衝突。東夷民族主要分佈在山東省、河南東部及蘇皖北部地區。同擁有悠久歷史的華夏民族一樣，早在黃帝時代，東夷民族中就出現了太昊、少昊、蛋尤等部落。華夏民族集團的諸部落主要分佈在豫陝晉及其鄰境地區，這一地區自古以來就土壤肥沃，適宜人類生存，而東夷民族諸部落分佈地區與華夏民族的部落接壤，在物質生活水平及其低下的原始社會，為了爭奪不多的有利生存空間，東夷民族與華夏民族早已矛盾重重，戰亂頻仍。據《逸周書·嘗麥解》記載：“蛋尤乃逐帝，爭於琢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執蛋尤，殺之於中冀。”《山海經·大荒北經》記載：“蛋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

其次，在原始社會末期，東夷民族與夏族就繼承聯盟首領的問題存在矛盾。在黃帝戰勝蛋尤之後，一直到夏王朝建立之前，東夷諸部落與華夏民族之間的關係進入相對穩定的時期，東夷集團中的優秀人才也在部落聯盟中得到任用。文獻記載東夷集團的皋陶、伯益在堯之時就被舉用，後來舜任命皋陶為大理，伯益主虞，到了大禹晚年之時，由於繼承權的問題夏族與東夷民族的矛盾又開始升級。據記載在大禹晚年，曾想傳位於東夷集團的伯益，據《史記·夏本紀》記載：“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再次，帝太康缺少作為一國之君的素質，他對政事的荒廢是直接導致“後界代夏”事件的原因。

史書記載，夏禹曾征伐南方的苗蠻民族，從考古學上來看，相當於夏禹時期文化的王灣三期文化晚期向南方擴充套件較為迅猛，而向東基本沒有擴充套件。、正是由於大禹時期及夏朝早期，國家的戰略重點是南方及西方，無暇東顧，國家對東部地區控制力薄弱，才最終為後奔族群的崛起創造了機會。現有的考古資料顯示，在龍山時代後期，分佈於豫南及豫西南、鄂西北地區的石家河文化突然消亡，同時出現了一種新的遺存，其中在豫南駐馬店及信陽地區發現了以駐馬店楊莊、泌陽三所樓、信陽孫碧、羅山擂臺子、固始平寨古城等遺址為代表的一類遺存，其文化面貌與王灣三期文化接近，但是又含有少量石家河文化、鬥雞臺文化的文化因素。

如上所述，屬於先夏文化的王灣三期文化的分佈地域早晚兩期有所不同，大體經歷了由小到大的發展過程。從現有材料看，早期階段主要分佈在豫中和豫西東部地區，豫南及豫西南、鄂西北地區在此時是石家河文化的統治區域。到了晚期，豫南及豫西南鄂西北地區的文化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王灣三期文化取代了當地的石家河文化，形成了新的地方型別。一般來說，文化突變的原因不外乎軍事征伐、自然災害等幾種原因。一般認為王灣三期文化是華夏族所創造的一種考古學文化，而石家河文化為苗蠻集團所創造的考古學文化，聯絡文獻上華夏集團與苗蠻集團多次發生戰爭的記載，不難得出這種突變與徵三苗的軍事行動關係密切的結論，這一點己有多位學者進行過論述。

據文獻記載，在大禹時期，禹曾對三苗進行征戰，《墨子·非攻下》詳細記載了這場殘酷的戰爭：“昔者三苗大亂，天命通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夏冰，地訴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徵有苗。四電誘抵，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溢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徵有苗也。”經過這場戰爭“苗師大亂，後乃遂幾”，三苗徹底被征服了。

考古發現的龍山時代晚期，石家河文化在豫南及豫西南、鄂西北地區被王灣三期文化取代，其時期恰與大禹時期基本吻合，而石家河文化在這一地區的消失，也印證了“禹徵三苗”使得三苗“無世在下”的記載。、在夏初，夏王朝向西方除了征伐有啟氏之外，還對西河進行過征伐。關於這次戰爭的具體情況，文獻記載不詳，但是此後直至甲之前，文獻中再不見“徵西河”的記載，因而可以推測這次征伐應該是以夏王朝的勝利而告終，西河地區歸順了夏王朝。

由上可知，在大禹至夏啟時期，夏族、夏王朝的戰略重心處於南方和西方，而對東方甚少舉兵，並且屬於夏禹時期的龍山時代末期以及大致相當於夏啟統治時期的新碧期，夏族的勢力向東方很少有所拓展，這使得東夷集團贏得了有利於發展壯大的外部條件。在較為安定的外部環境下，東夷的後弄部落勢力逐漸壯大，並伺夏王朝內部腐敗之時，果斷的西進取代太康的統治地位，最終形成了歷屆 ，促二世，失國四十餘年的歷史局面，這不能不說與夏王朝在早期的軍事戰略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