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六年（1643），李自成的農民軍攻陷西安，建號“大順”，年號“永昌”；而關外的清軍鐵騎又虎視眈眈。這令明朝守軍應接不暇，使得坐鎮北京的崇禎帝坐立不安，百般焦慮。緊要關頭，南遷之議如同一顆重磅炸彈，在君臣之間爭得不可開交，卻始終莫衷一是。正因如此，後人有人假設，崇禎如果南遷，很有可能佔據半壁江山，如東晉、南宋般延續國祚。那麼，事情果真如此麼？事實上，南明的迅速潰敗，已經昭示南遷之議實屬空談。
南遷之議的提出與擱置
在彭孫貽的《平寇志》中，曾記載了李明睿與崇禎之間的一次密談，當時李明睿屏退左右，稱他曾打算勸崇禎西遷長安，率甘肅和寧夏兩地兵馬親征，以鎮壓李自成的農民軍，但叛軍入關後，只有南遷一策方能保全朝廷。結果，崇禎道出了苦衷：
“朕有此志久矣，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朕志決矣，諸臣不從奈何？爾且密之。”——《平寇志·卷八》
由此來看，崇禎似早已有南遷之議，可惜朝中大臣鮮有贊同之人，所以一直沒有表露出來。不過，大同失守後，大學士李建泰似乎也遇見到了形勢的危機，上書請崇禎南遷。然而，按照他的設想，是要“奉太子先行”。經過一番爭議後，大學士範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也表示願“先奉太子撫兵江南”。
可是，重臣奉太子先赴江南，終究不等同於崇禎南遷，加之考慮到安史之亂時唐玄宗被太子李亨“晾”在一旁的先例，許多朝臣還是堅決反對。爭論不休的朝會，令崇禎自己也十分心煩。索性，耍起了性子，稱“臣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結果，南遷之議到頭來也沒商議出個結果。
曇花一現的“南明”
南遷之議被擱置後，崇禎似乎已經預見到了自己的命運，但令他沒有想到的是，李自成的大軍來得如此迅猛。李自成佔領山西后，又迅速向北京推進。1644年三月十八，農民軍攻入北京，崇禎在斬殺妻女後，自縊於煤山，大明滅亡。
明亡後，南京的文武大臣馬上討論另立新君，在南京重建大明。作為陪都的南京，尚有五十萬兵馬可用，同時控制著富饒的江南，更是具備著一套基本成型的領導班子，故而仍是一股頗為強大的力量。
1644年五月，福王正式在南京稱帝，次年改元弘光。結果，弘光小朝廷的君臣，卻始終忙於內鬥和享樂，不斷地搜刮民脂民膏，將原本用來募兵的銀兩，用在了大興土木之上。所以，百姓們編出了一個順口溜：“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只愛錢，皇帝但吃酒……”
1645年五月，佔據長江天險的弘光政權，迎來了清軍鐵騎，弘光皇帝被押赴北京斬首。不久後，唐王朱聿鍵由於福州即位，改元隆武，並曾一度北伐。可惜隨著鄭芝龍的降清，隆武政權也未能維持太久，亡於1646年八月。
圖：1645年6月局勢
在隆武政權建立的同時，魯王朱以海曾於1645年八月在浙江建立魯王政權，以“監國”的身份自居，後又逃亡長垣島、漂泊海上，最終投奔了臺灣的鄭成功。而在西南地區，明朝一些遺臣又擁護桂王朱由榔為帝，成立了永曆政權，後逃亡緬甸，被吳三桂擊敗，永曆皇帝和太子被吳三桂縊死。
崇禎南遷，多半會步南明覆轍
明亡後，南明政權“層出不窮”，卻沒有一個能像東晉或南宋一樣堅持太久，都只是曇花一現。這樣的結局，其實也是明末潰敗的延續。其實，即便是崇禎南遷，他的結局也多半會和後立的南明朝廷一樣，根本無法延續下去，根本無法同東晉和南宋相提並論。其實，明朝的衰敗，史家早有論及：
明自世宗而後，綱紀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廢壞極矣。雖有剛明英武之君，已難復振。而重以帝之庸懦，婦寺竊柄，濫賞淫刑，忠良慘禍，億兆離心，雖欲不亡，何可得哉！——《明史》
自明世宗以後，明朝便已經顯露衰敗的景象，到神宗末年，則已是敗壞至極，等到了“木匠皇帝”明熹宗在位時，心思都花在了做木匠活上，加之其寵幸乳母客氏與閹黨魏忠賢，使得朝政極為敗壞。
崇禎繼位後，雖剷除了魏忠賢，但又太過急功近利，以至於行事嚴苛，令不少忠良遭難，許多名將兵敗後降清，轉而幫清軍作戰。就此來看，崇明亡清興，著實是一個難以避免的悲劇。
同是亡國，崇禎殉國後的局面，已然大為不同
以崇禎自縊煤山為標誌，明朝自此滅亡。而靖康之難後，同樣滅亡的南宋，卻得以偏安一隅。究其根源，除了前文提及到的，南明延續了南明的腐敗以外，還有兩個頗為重要的原因：
首先，清朝和金人要發動戰爭的目的不一樣。歷史上金人的南侵，多半是為了財物和擄掠人口，只要宋人屈膝投降，以投之以金銀財寶，滿足以貪婪的要求，大體多會罷兵議和。可到了明清戰爭的時候，自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政權開始，目的便很明確：那就是同大明爭奪天下。此後，繼任的皇太極與主政的多爾袞，都延續了這一戰略。無論是此前的後金，還是改國號後的大清，要的是江山，而不僅僅是眼前利益。
與之類似的，東晉時期盤踞在北方的各勢力，大體上與金人一樣，雖然貪婪，卻沒到慾壑難填的地步。可以說，東晉和南宋面對的敵人，遠不及南明所面臨的清軍強大。這種實力上的懸殊，不僅僅體現在軍事實力上。當然，與之對應的，南明政權多半貪婪腐化，內部紛爭嚴重，雖然佔據富庶之地，擁有幾十萬人馬，卻無異於一盤散沙。
其次，五胡亂華靖康之難的慘狀，使東晉、南宋軍民見識到了西晉和北宋亡國的慘狀。所謂哀兵必勝，即便實力不濟，在殊死抵抗之下，也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勝利。可是，李自成逼死崇禎後，清軍入關原本是打著為明覆仇的旗號。多爾袞在進關之初，還特意盟誓：
“此行除暴救民，滅賊以安天下。勿殺無辜、掠財物、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清史列傳·多爾袞》
這一盟誓，固然有收買人心之意，也起到了嚴明軍紀的作用，對沿途百姓鮮有驚擾，使得關內的反抗力量並不是很強。更為值得一提的是，吳三桂引清軍入關後，弘光政權竟天真地視其為英雄，對吳三桂大家封賞。這足見當時明朝的遺臣和百姓，起初對清軍有種很複雜的感情。
當然，清朝在繼續南下的過程中，終究還是將戰火帶給了沿途百姓。不過，此時南明卻未能及時組織力量予以抵抗。相反，清朝卻利用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漢族將領，團結了許多明朝舊臣，對南明政權予以清算。
可以說，南明的落敗終究還是多重因素造成的，這其中既有武器裝備的原因，也有戰略失當的影響，但從根源上來講，南明的腐敗無能，還是繼承了明末一來的頹勢。從某種意義上講，南明的潰敗，實則是明亡的餘音罷了，又怎麼能指望它延續百年呢？同樣，即便是將崇禎放到南京，也難以扭轉乾坤，勢必會迅速敗亡。
參考資料：
《晉書》《宋史》《明史》《平寇志》《清史列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