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訥史學著作四種》，楊訥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楊訥老師研究元史的四種著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出已近一年。這四本書，很值得鄭重推薦給正在就讀歷史專業的學生或年輕的中國史學者。他們經常有一種苦惱，想寫文章卻找不到“好題目”。我們似乎不難懂得選題應在既有討論的“空白”處或薄弱處去尋找的大道理。可是這樣的“空白”又在哪裡呢？前人在某些地方留下了“空白”，可能是因為有關資料語焉不詳，史家難為無米之巧婦，只好避而不談。也可能它本身就不是一個值得留意的話題。所以靠從現有論文及著作目錄的夾縫裡去找課題，最終是生產不出好成果來的。
然則好題目該從哪裡來呢？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它必須是從已有研究的前沿發現的可以將相關認識更深一層向前推進的突破口。不過從已有研究的前沿再出發，倒並不意味著對前人成果全盤的、無條件的接受。正相反，“突破口”往往距離已被廣泛接受，卻亟須重估反省、甚至理應完全推倒的那一類見解不太遠。怎麼才能從大家都以為無可動搖的論斷中看出它的破綻或漏洞？對歷史學來說，那就要著重去考察這些論斷所賴以建立的史料依據是否充分和可靠。
楊訥先生
楊訥老師這幾本書有兩個共同特點，都已被他自己概括在《劉基事蹟考》的“後記”裡。一是因為晚年寓居加拿大，使用資料有諸多不便，所以他“選擇了加深和擴充過去的研究這條路”。此書與《元代白蓮教研究》的寫作，“都有過去積累的資料，也都有過去發表的論文為基礎，可以減少因資料短缺而造成的困難”
（見“劉基考”頁245）
。“劉基考”即從三萬五千餘字的《劉基事蹟七考》增擴到十三萬多字，由原先分為七個子目展開的專題性論文改寫成一本考證與述事相輔、兼顧專業研究人員和非專業讀者閱覽需求的高質量人物傳記著作。“白蓮教研究”一書同樣從專題性論文《元代的白蓮教》改制而成，其字數增擴的規模與“劉基考”相當。借用一個很時髦的形容詞，如果長篇論文留給讀者的主要是其洗練挺拔的“骨感”與概念運算的精熟，那麼上述兩本書就更接近於對人物與事件的血肉豐滿的鮮活敘事。
《劉基事蹟考》，楊訥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252頁，38。00元。
作者說自己所做的工作，是“修正一些錯誤，補充一些資料，進一步申述自己的某些看法，對不同意見作比較細緻的討論”
（見“白蓮教”頁1）
。在另一本書《丘處機“一言止殺”考》裡，他更謙稱只是在對從前的文字從事“改寫”而已。在我看來，他所謂“改寫”，根本不止於轉換一種講述方式，更不是使勁地向過去的作品裡摻沙加水。那是他對自己已討論過的話題重經數度反芻咀嚼達十多年之後的再創作。所以新作的眼界、氣度，以及在發掘深埋於事物諸多表象下的內在關聯性方面，比從前愈見寬闊從容，頗有後出而轉精的優長。
另一個特點與我們現在的話題有更密切的關係。由於作者先後從業的兩個機構都“藏書極富，使我養成不讀第一手資料便不能做研究的習慣”
（“劉基考”頁245）
。正因為慣於從第一手資料入手去把握史實、切入討論，他的史學判斷才會顯得那樣犀利、實在而有底氣。這個特點甚至也反映在他“不言說”的態度中。研究元代白蓮教，他說：“在過去的論文裡我曾談到白蓮教在南宋的情況，但資料準備不足，寫得很簡略，篇名不敢兼提宋代。現在這本書雖然在南宋部分有所增補，但還是沒有勇氣在書名上加一個‘宋’字，原因如故”
（“白蓮教”頁1至2）
。關於劉基，他同樣交代說：“劉基博學多能，兼有文學家、哲學家之稱。我於文學、哲學均為外行，與其獻醜，不如藏拙。敬請讀者原諒”
（“劉基考”頁3）
。
作者自陳“於全真道本屬外行”，因追究丘處機“‘一言止殺’之偽”，而“讀今人研究全真的著作，每每感到所論與金元史事不合，方始鼓起勇氣，涉足其間”。“涉足”的重要成果，除《丘處機“一言止殺”再辨偽》外，就是《早期全真道與方技等關係及其他》
（兩文均收入《丘處機“一言止殺”考》）
。他這樣解釋後一篇文章在結構上的特殊性
（“丘處機”頁64）
：
全真史料龐雜，內容真偽雜陳。我在工作前期，對史料的篩選和考訂花了許多時間，及至動手寫作，很想把自己的考訂依據提供給讀者稽核。由於通常的論文體裁很難把這些考訂文字組織進去， 便決定兼採札記的形式。全文共十二章，前九章解讀史料，每章著重解讀一篇，均以方技問題為核心。後三章解讀近現代人著作，牽涉問題較廣，但未撇開方技問題。
上面這段話，把治史與史料的“考訂”及“解讀”之間的密切關係講得再清楚不過。
《丘處機“一言止殺”考》，楊訥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200頁，35。00元。
史料之所以有必要加以考訂，因為它的種類、性質和價值都千差萬別。史家對第一手資料及“原始史料”最為留心；儘管它們未必就是“原始紀錄”，更不必定都是最可靠的記載，但它們至少是與紀事物件關係最直接、或其書寫時間最靠近紀事物件的現存書面紀錄。把它們與涉及同一紀事主題的其它各種資料相比，會發現很多說法上的差異。在比較它們之間的異同、判定內在於各種記述之間的相互關係、追溯有關該主題的言說是如何乃至為何逐漸變化時，一手資料和“原始史料”擁有“距離最近”的天生優勢。所以在為研究準備素材時，須按史源學所授章法“沿波討源”，一路追溯到現在可以獲得的一手資料或“原始史料”。而在釐清史事、分辨虛實時，則宜順流放舟，遍搜此後各類相關述事，盡其曲折，而考其流變。現從四種書裡略舉數端，申說如下。
為討論早期全真道（即道教全真派教祖王重陽及其七大弟子創教、掌教時期）招徠信眾的方式，作者所徵引的最早文獻，是王重陽死後半個世紀，由三個經詳實考訂“未嘗親炙王重陽的人共同製作的”《教祖碑》，以及再晚一年成書的耶律楚材《西遊錄》。前一件史料，竭力稱讚王重陽“神通應物”，說他以方術吸引教眾，“亟顯神異，東人畢從”
（“丘處機”頁67至69）
。後一件史料，則猛烈抨擊丘處機，貶全真道為“老氏之邪”。兩種文獻“立場雖異，卻共同證明了一個基本事實，即早期全真道的確利用方技作為傳教的重要手段”
（“丘處機”頁64）
。《西遊錄》所記，為親歷、親見，是十足的第一手資料。借用董仲舒將春秋十二世分為三段的說法，《教祖碑》記錄的則是“所聞”，介乎“所見”與“傳所聞”之間；嚴格說起來，它已經不算標準的第一手史料。在缺乏“所見”證詞的情況下，留存至今的種種“所聞”、乃至“傳所聞”史料中之最具原初形態者，往往也變為我們不得不格外倚重的“原始史料”。立場正相反的兩種史料卻一致指向同一事實，遂構築起作者論證的堅實基礎。
幾乎具有同等份量的史料對某一件重大史事留下不同記載，這種情況其實很常見。關於蒙古帝國第二任大汗窩闊臺之死，伊利汗國的官史《史集》說是由於大汗嗜酒過度。但它又記載了當時一則流言，說這是大汗弟媳婦、拖雷之妻唆魯禾帖尼與她妹妹投毒所致。楊訥老師的《世界征服者》引用參加窩闊臺之子貴由即位典禮的西方傳教士旅行記，謂貴由處死了一位毒死前大汗的“貴婦人”，推測她就是唆魯禾帖尼之妹；同時他又從窩闊臺的親信、後來被蒙哥處死的額勒只帶堅決否認此事推論，這很可能是“意在株連唆魯禾帖尼”的一樁冤案。惟因額勒只帶的抵制，“所以拖了五年。直到新大大汗貴由即位，排除異議”，才勉強得以將唆魯禾帖尼的妹妹處死，“但仍未達到株連唆魯禾帖尼的目的”
（《世界征服者》頁136）
。這本小書採取極其平易、不帶一條註釋的敘事文體。但從中仍展示出作者在各種史料的衝突中左右逢源、遊刃有餘的貫通功夫。
《世界征服者》，楊訥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172頁，35。00元。
對一手或“原始”史料的倚重、留意，並不意味著可以對它們輕信盲從。《明史·劉基傳》的文字源於《明實錄·劉基行狀》，即使不完全算是出自“第一手”的文獻，也應該夠“原始”了。但是《劉基事蹟考》寫道，雖說“六百年來，人們在總體上均視《行狀》為信史”，作者卻對其內容真實性日生懷疑。“其初只是在三四個問題上，後來疑點逐漸增加，終於斷定《行狀》不僅內容多假，其作者姓名與撰寫時間也屬偽託”
（“劉基考”頁1）
。《行狀》稱劉基因反對元廷招安方國珍、力主“宜捕而斬之”，故曾被“羈管”於紹興。本書作者以《元史》記載的“招諭”方國珍始末為據，補充以劉基本人撰寫於當時的兩通碑記及多篇記序之作，證明“羈管”之說是從“佐戎”結束後“凡以兵事進者措勿用”的老實話中虛構出來的假故事
（“劉基考”頁25至32）
。本書“死因”一章更多驚人之語。劉基跟從朱元璋十五年，一半在入明之後。但他在後七年半里“實際有職不足兩年半”，“末了連誠意伯之祿都丟了。所以劉基臨終前對自己的一生不想再說什麼，而是遺命子孫不再當官”
（頁161、177）
。這種灰溜溜的結局與他身後享有的越來越高的聲譽實在不能相稱。其中原因，與後人（例如章太炎）誤以《明史·劉基傳》作為說理依據有很大關係；因而“一旦揭出《列傳》所記之事不實，章太炎的理便失去依託”了
（“劉基考”頁204）
。
在從沿波討源的結果，也就是從史料最原初的盡頭再漂浮而下，以觀其委折、盡其流變的時候，極應當把近人的研究也納入“流變”過程，一併加以考察。四種書裡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證之一，即對白蓮教與明教在宋元並未混合的辨析。作者寫道，自吳晗《明教與大明帝國》的論文發表以來，“‘明教之久已合於白蓮社’的說法不斷為人引用，幾乎成為定論。1983年我在《元代的白蓮教》一文中曾對吳晗的說法加以辯駁，但至今仍有人引用吳說，故而有必要再加討論”。經覆按吳晗所據之文獻，他發現：吳晗由於不知道南宋初白蓮教的創立者茅子元其人其事，因而將中唐以來日漸流行的白蓮結社混同於南宋後的白蓮教；而無論就他所論及之白蓮社，或者宋元之白蓮教而言，“吳晗的混合論終究是不可接受的”。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看來不可思議的錯誤？作者自雲，帶著這個疑問再次檢核吳文，才注意到吳晗對所用史料的來源已有“多從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國考》……諸文引用，他山之助，謹申謝意”的說明。吳晗的文章寫於抗戰時的雲南，檢閱古籍多有不便，只得憑間接搜獲於沙畹、伯希和等人著作裡的史料片斷，用以立言。他因此誤讀史料，“也不足深怪。倒是我們這些後來者，無論是吳晗混合論的贊成者還是混合論的反對者如我，在讀了《明教與大明帝國》多年之後方明白吳晗說的白蓮社同我們說的白蓮教並非一事，才是粗疏得可以”
（“白蓮教”頁150至151）
。楊老師向以眼光尖銳、快人快語著稱。這段話反映出他性格中充滿“理解之同情”的那一面。本書還很有理有據地辨明，元末白蓮教徒起義時宣揚的“明王出世”亦絲毫不與明教相涉，實出於白蓮教信奉的淨土宗經典
（“白蓮教”頁227 ）
。
《元代白蓮教研究》，楊訥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250頁，38。00元。
作者在結束本章時不無慨嘆地說：“在學術研究中有不同意見是十分正常的，但隨隨便便永遠不是學術工作者應有的治學態度”
（“白蓮教”頁232）
。在論文《丘處機“一言止殺”考》結尾處他同樣慨嘆道：“因為讀近人著作，感到隨意對待史料的風氣愈來愈盛，故而書此一筆，以提醒青年的史學工作者”
（“丘處機”頁155）
。那麼什麼才不算“隨隨便便”的、“隨意”的學術態度呢？作者想強調的，我以為就是回到對基本史料的深度解讀這個起點，回到與史事發生的時空最接近的觀照點上，去探察“原始史料”與真實間的同與異，探察後續的敘事如何逐步乖離“原始史料”的種種可能，去重新審視並推進前人已獲得的認識。
楊訥老師往年每次返國，我們都會有一兩次飯晤。楊師母在加國病逝後，他也曾有過回滬頤養天年的打算。為此我還領他參觀過上海的養老院。自從他這四種書出齊之日，我就想找機會向他彙報自己重讀這些作品的心得。可惜這個念頭還來不及實現，他已離我們而去。連日以來反覆拜閱他的著述，追想前輩風流，良多悵然！現在只好以書評權代悼亡文，但願還趕得上藉此告慰在天之靈。
他在元史學界屬於比我們大一輩的學者。凡被他與同輩稱為“先生”的，如韓儒林、翁獨健、楊志玖等教授，我們也跟著叫“先生”；凡在他那一輩人之間互稱“老陳”、“老周”、“老邱”的，我們都習慣以“老師”相稱。這是我在本文中叫他楊老師的緣由。與老師們之間，就像在老師們相互之間一樣，我們一直心存無話不可談的默契，亦一直心存“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分寸。從我們的“先生”和“老師”兩輩人中，也絲毫看不見“年輕時賣命，年老後賣名”的流俗。他們大都堅持不停地寫，一寫就是多達一兩萬字、甚至更長的論文，直到八十歲高齡上下。目睹他們表率於前，我們惟有加倍努力，好把這樣的風氣代代傳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