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於瞭望東方週刊 ，作者王儷縈
瞭望東方週刊
有思想的新聞
北京時間2020年11月26日凌晨，足壇巨星馬拉多納在家去世；2020年9月，北京地鐵13號線霍營站一中年男子猝死，45歲；2019年，明星高以翔在錄製綜藝時突發猝死，35歲；2016年，天涯社群副主編金波在北京地鐵6號線站臺上突然猝死。34歲；2014年，珠海國際半程馬拉松的終點線前，一名跑友心臟驟停，搶救無效死亡，年僅30歲。
他們都因心臟驟停離開人世。
最近，東老師認識了一位前急救醫生，他說，自己當急救醫生的時候，對於心臟驟停患者，十年裡只救活了一個人。
對，你沒看錯，就是隻！有！一！個！人！
但當時如果他們身邊有一臺AED（自動體外除顫儀），結局也許會不一樣。
文 | 王儷縈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瞭望東方週刊”（ID：lwdflwdf），原文首發於2020年12月18日，原標題為《急救醫生：十年，我只救活了一個心臟驟停病人！不會用AED，到底有多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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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牛的專家也無法讓屍體起死回生
為什麼心臟驟停死亡率如此之高？這位前急救醫生說：
因為救護車趕到現場，要十幾二十分鐘；
期間，絕大部分的患者家屬都表現為緊張、焦躁、哭泣，以及不停打電話催救護車，卻無法施以援手。
這位醫生叫張元春，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現北京大學醫學部），今年45歲，2000年-2010年，曾先後任職於北京急救中心和朝陽區急救中心。
張元春告訴東老師，心臟驟停的人，生存率以分鐘為單位遞減：每延遲1分鐘，生存率遞減7%-10%，十幾分鍾後，生存率接近零；
因此，前4分鐘被稱為黃金4分鐘；
錯過時間，人是救！不！活！的！
北京治療心臟病最好的醫院是安貞醫院和阜外醫院，但再牛的專家也無法讓屍體起死回生！
再來看看生存率“分鐘遞減圖”：
據公開資料製圖
有時候，急救醫生達到現場，已經得出專業判定：人救不活了；但仍會實施現場搶救，目的是，照顧情緒處於崩潰點的家屬，讓他們心理好受點。
時至今日，急救反應時間長這一現狀在北京並無多大改善。11月26日，北京市政府在一份報告中披露：目前本市急救服務平均反應時間為18分鐘左右，而規劃目標為12分鐘。
在這方面，上海、杭州等多個城市均已達到12分鐘水平。
如何能幫到那些心跳驟停的患者呢？家屬們除了無助、哭泣和催急救車，能做點什麼嗎？
能。
一項研究顯示，發生心跳驟停的人們，如果在心肺復甦的同時接受 AED （自動體外除顫儀）除顫，有38% 活了下來。1%和38%之間，是成千上萬條被救回來的生命，以及無數個避免悲劇的家庭。
與之呼應的，是中國的心血管病患者的龐大數量。
我國心血管病現患人數3。30億，每年發生心臟性猝死54。4萬例，相當於每分鐘約有1人發生心臟性猝死——這是國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國心血管健康與疾病報告2019》估測的資料。
圖片來源：國家心血管病中心官網
可對比的資料是，中國消防系統2019年全年共接報火災23。3萬起，死亡1335人；心臟性猝死人數是火災死亡人數的407倍。
有人把AED比作“救人的滅火器”，稱在救人方面，安裝AED的價效比遠高於消防設施。
還有一個理由：心臟猝死多數發生在青壯年男子群體，正是上有老、下有小、擔當家庭頂樑柱或者單位骨幹力量的年紀。
仔細看近年來引發媒體關注的一些猝死案例，其中不少都發生在北京地鐵站，地鐵是猝死發生的高風險公共場所，因人流巨大，上下班高峰期擁擠，空氣相對不流通，容易導致身體、情緒緊張。
北京地鐵近年來建設發展迅猛，城市地下有一張巨大的“三環四橫八縱十二放射”網路。資料顯示，截至2019年底，擁有405座車站的北京城市軌道交通的日均客運量達1035萬人次，排名世界第一，可參考的資料是，當年北京常住人口數量為21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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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餘年前，AED有過高光時刻
人類對除顫儀的研究始於1939年，上世紀50年代，世界上第一臺除顫儀在美國研製成功。AED則問世於1979年，由德國美茵次大學醫學院的狄克教授設計。
AED被引入中國，張元春的前輩、現年81歲的急救醫學專家李宗浩功不可沒，他也是北京急救中心的主持籌建者之一。
李宗浩（左）在接受採訪。圖自新華網
1997年，李宗浩在德國參加醫學大會，與狄克教授探討在中國啟動AED。第二年，由他牽頭，在北京急救中心舉辦了一個以心肺復甦和AED為主要內容的國家級繼續教育專案，首次提出在中國先由急救中心、急救站使用AED。
2008年奧運會在北京舉辦，大力推動了北京在許多領域接軌國際先進理念和做法，AED的推廣便是其中之一。2006年，首都機場在T2航站樓安裝了11臺AED，開創了內地公共場所安裝AED的先河。
北京奧運會時，張元春已調入朝陽區急救中心，參與了奧運賽事醫療服務和培訓工作，賽後，朝陽區急救中心接到了很多外企的培訓工作——當時，歐美、日本等國的AED普及力度空前，許多在京外企都配備了AED，並要求員工接受心肺復甦和AED使用等相關培訓。
大背景方面，國際上有幾個著名的推動AED普及的事件：
2000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發表演講，開啟全美公共場所安裝AED；
2003年，足球運動員維維安·福在法國聯合會杯半決賽現場心臟病發，不治身亡，明星效應放大了事件熱度；
2004年，日本親王高圓宮憲仁在加拿大駐日使館進行體育運動時，突發心室顫動離世，其遺孀高圓宮妃久子力推AED在日普及。
由於看好此類培訓市場，2010年，一家名為中援思德科技發展的公司在北京成立，致力於中國境內的緊急災害救援培訓，在當時的市場上，這是個新事物。張元春跳槽到該企業擔任急救培訓導師，主講心肺復甦和AED。
2014年初，因經營狀況不佳，那家公司倒閉了。
張元春形容，AED在中國的推廣普及，像一個難看的波形，由於奧運會的召開，一下子衝到波峰，在山峰堅挺了兩三年，然後，“啪”的一下，直接摔下來了。
張元春在某單位講解心肺復甦和AED。高雪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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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點”來了
觸底之後必有反彈。
2014年，深圳發生了梁婭事件——2月，某外企女高管梁婭猝死在深圳地鐵水灣站；6月，其父母將深圳地鐵集團等告上法庭，索賠百萬元；11月，法院宣判地鐵集團賠償31萬餘元。
這件事對深圳當地人、當地政府震動頗大，圈內人視其為國內普及AED觸底反彈的標誌性事件。
此後，那條摔下來的曲線開啟了緩慢卻堅定的爬升之旅。上海與深圳分別於2015年和2017年啟動AED在公共場所的普及，2020年11月，杭州以立法形式規範公共場所AED配置和使用，甚至將AED配進了公共廁所。近期，有不少關於三四線城市安裝AED的新聞出現。
圖自浙江臺新聞影片截圖
猶值一提的是中國版“好人法”的頒佈，201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184條規定：“因自願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這令許多擔心現場施救不成功、會給自己惹來麻煩的人有了底氣。
2020年，霍營地鐵男子猝死事件後兩個月內，北京連發兩個重磅“官宣”：
10月27日，北京地鐵系統宣佈全面開展配置AED工作，2022年底前實現地鐵車站全覆蓋。
11月26日，北京市衛健委宣佈，到2022年底前，本市將實現重點公共場所AED設施全覆蓋，一線工作人員急救知識和技能培訓率達到80%。
作為首都，北京的“官宣”極具風向標意義。張元春稱，那條曲線的斜率已越來越大，以前是緩坡，現在是陡坡。
但有了裝置，培訓得跟上，讓更多的普通市民掌握AED的使用知識，從而確保在緊急關頭會用、敢用，不然花大價錢購買的AED將成為聾子的耳朵——擺設。錢浪費了不說，那些心跳驟停的患者仍然不能被救活，才是最大的遺憾。
此外，2022年冬奧會迫在眉睫，安裝AED、培訓急救人員都需要時間，急救的體系和隊伍還需要磨鍊，需要迅速行動起來。
AED的使用，普通人學起來難麼？
不難。AED是為普通人設計開發的體外除顫儀，一般人只需經過簡單培訓就可以學會使用，且不會因使用不當對患者造成傷害，安全性有保障，因此又名“傻瓜機”。張元春的兒子9年前就學會了如何使用AED，當時他只有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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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啥這麼貴
AED在國內的零售價2萬-3萬元，為啥這麼貴？
其實，相比12年前，這個價格已經是“打了對摺”。早期AED都屬於進口產品，一臺售價五六萬元；2013年前後，市場上開始出現國產AED，價格得以大幅回落。
目前價格仍居高不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不普及，沒人買，價格就降不下來，因為廠家前期研發等各項成本攤不下來。據瞭解，國內重要AED品牌商久心醫療，從開始研發到拿到國家合法手續，用了12年時間，那些投入都等著賣產品收回來。
現在，有的城市已經開始了集中採購，市場交易量一旦上去，價格定有下降空間，就像心臟支架，政府集中帶量採購，價格從1萬多降到了700塊。
但和人命相比，3萬元不值一提，生命不是可以用金錢衡量的。
微信有不少可以查詢AED位置的小程式，如“救命地圖”，如果有一天，地鐵、機場、商場、寫字樓、派出所、社群衛生站等公共場所，甚至肯德基、麥當勞、24小時便利店、公共廁所等都配備了AED，這類小程式也許就不需要開發了。
2017年，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的於紫涵在班上發起眾籌，購買了一臺AED安裝在學校裡。張元春供圖
早在1999年，李宗浩就曾預言：“AED將是心肺復甦領域裡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它將在救護車上，在巡邏車上，在消防車上，在旅遊車上，在飛機上……像滅火器似的悄然而立。”
張元春感嘆，老先生如此具有前瞻意識，20年前就已經看到了這樣的前景。
他覺得自己比李宗浩更幸運，因為在還年富力強的時候，趕上了已經開啟的這一波巨大的AED普及潮流。
而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人類對生理的需求滿足之後，下一個要解決的就是安全需求；中國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好，剛剛完成整體脫貧攻堅，想想中國如此巨大的市場，相信AED普及的下一個波峰的到來，就在不久的將來。
原標題：《“10年，我只救活了1個病人……” AED究竟難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