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更高文明所征服”為指導，注重學習，吸收漢文化與北朝民族融合“建立了各民族地主階級的共同統治”，卻忽視了民族政策的文化衝突、反抗、雙向影響和不平等。事實上，後一個問題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元朝。近十年來，蒙元史學者在這一領域進行了大量研究，以期在事實上糾正上述總體偏差。

然而，只有從理論上對中國古代北方民族的朝代進行分類，特別是從文化差異（主要是與漢文化）的角度進行比較，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瞭解這些朝代（包括元朝）的特點和中國古代歷史的複雜性。作者不具備進行新的理論概括的能力，只想提及一個長期以來被國外學者提出並應用的理論模型——“征服王朝論”。

“征服王朝論”是德國學者魏特福在本世紀上半葉提出的。在《中國社會史：遼》（與中國學者馮家生合著）一書的導言中，他認為中國古代的北方民族朝代可以根據統治民族進入大陸的不同方式分為兩類。一是以十六國和北魏為代表的“滲透朝代”；第二類是“征服王朝”，包括遼、金、元、清。北朝與漢代的文化關係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同化，而是一種雙向的文化適應。他們不是被動地接受中國文化的所有因素，而是可以作出積極的選擇。具體來說，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態度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征服王朝”傾向於抵抗，“滲透王朝”傾向於吸收。在“征服王朝”中，由於之前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的差異，遼、元傾向於抵抗，而金、清傾向於吸收。這一觀點發表後，對西方、日本、香港、臺灣等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引發了一些爭議。然而，在新中國的學術研究中，它一直被忽視。即使偶爾被提及，也會被視為負面觀點，譴責它是“別有用心”和“別有用心”。今天，我們的上述態度似乎需要重新審視。

我們之所以忽視和批判“征服王朝論”，主要是因為魏氏的“征服王朝論”強調歷史上北方民族與中原漢族的對立與衝突，懷疑是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挑起民族關係。這種來自現實的義憤填膺或許有其原因，但畢竟學術研究不應該受到感情的太多影響。在我看來，雖然魏氏的“治朝論”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還有待討論，但總體上還是值得借鑑的，尤其是他劃分北朝型別的努力應該得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