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代五京的形成過程從918年開始，一直延續到1044年。太宗以皇都為上京，升幽州為南京，改南京為東京，聖宗城中京，興宗升雲州為西京，於是五京備焉。這一過程既是遼代疆域不斷擴張的過程，也是遼代加強對其所屬地區控制的直接表象。

從時間上來看，五京的形成過程延續了將近一百三十年，跨度約為整個遼代歷史的五分之三，若將西樓時期也囊括在內，其所佔比重可能會更高。

從動機上來看，五京的形成是偶然性因素，與必然性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產物。其偶然性主要體現在時空分佈方面，即五京的形成過程，並不是透過總體規劃佈局而終實現的。

在其形成過程中，遼代統治者的戰略選擇和突發的政治事件，對五京的形成構成了直接的影響，正是這些不可預知的事件的發生，使五京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成分。

但另一方面，伴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遼代積極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在領土面積不斷擴張的背景下，又不得不逼迫統治者採取措施，以此來應對這前所未有的統治局面，因此，建立區域性和區域的統治中心，也成為遼代對地方進行有效統治的一種必然選擇。

從過程上來看，在宏觀方面，五京的形成經歷了由西樓——上京——三京——五京的過程。而從微觀角度而言，上京的初建和擴建情況、南京所指的演變，以及中京的修築過程階段性的特點等方面的內容，體現了遼代五京中各京的形成過程中，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建設過程，而是在形成的過程中，包含著個體的完善演變和發展的階段性特徵。

受到五京形成過程中的微觀性特徵的影響，導致無論是五京之間，或是五京內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都體現出很明顯的個性特點，這種情況貫穿並延續了整個五京的形成過程之中。

遼代五京的形成過程，並不只是各自城市建設過程的簡單相加。在這一過程中，時間、動機和空間，成為影響五京形成過程的幾個重要因素。

受其影響，在五京的形成過程中，出現了形成時間的延續性與跨度性較大，形成動機的偶然性與必然性共存，和形成過程的宏觀性與微觀性差異等特點，使五京的形成過程，成為多種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和產物。

在地理位置上，遼代五京的分佈呈現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在地理單元分佈上，五京處於地理單元邊緣或者過渡地帶上。對於五京而言，大量漢地民眾的湧入，不僅為其提供了勞動力和農業生產技術，也使這一地區成為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的過渡地帶。

這種分佈特點既是對地理環境差異的反映，也利用地理環境的差異，成為加強契丹與其他民族交流與融合的一個契機。

因為地理單元的差異不僅體現在地形、氣候、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由自然因素差異導致的居民生活習慣和生產方式的差異，對一個政權的穩定方面，影響更加顯著。而處於地理單元邊緣或者過渡地帶上的遼代五京，對促進各民族交流融合、穩固多民族的政權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

在山脈河流方面，五京總體上處於“山河環繞”的狀態。作為影響遼代五京分佈重要的兩個自然因素，山脈的位置和河流的走向，對於五京的位置選擇意義重大。總體上，五京的分佈遵循了所處地域的山川分佈特點，充分利用了山川的自然分割特點，發揮其作為自然屏障以利於城市防禦的功能。

具體來講，雖然五京的分佈都受到山脈和河流的影響，但就其對各京的影響程度和具體分佈情況，還是存在著一些差異的。其中，上京、東京和南京一面環山，受山脈的影響較小，河流分佈比較廣泛。中京和西京則多面環山，較其他三京而言相對封閉，在這種特殊地勢的影響之下，導致兩京的軍事防禦功能比較明顯。

對於遼代五京而言，所處地區的自然概況，是其形成過程中必須要考慮的影響因素。其中，山河分佈為五京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自然前提，地理位置上大分散，小集中的分佈特點，直接導致了五京所處的地理單元的不同。

遼代五京作為具有部分都城功能的城市群體，不僅是10-11世紀契丹人在城市建設方面的重要實踐，也是構成多京制發展過程的重要一環。

在五京的形成過程中，渤海國建城的經驗是其直接來源，而漫長的形成過程又迫使其不得不去關心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並從客觀上，為契丹民族與其他民族的交流與融合，提供了有利的契機。在這種背景下，使五京的佈局與規劃，成為中原傳統經驗與契丹民族習俗，共同影響之下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