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明實錄明憲宗實錄》記載，陳喜是明朝成化年間的御用監太監，而據記載他還是蒙古人和畫家，這樣陳喜便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少有的同時具備蒙古族和太監身份的畫家。

《圖繪寶鑑續編》中對“陳喜”的記載

徐沁《明畫錄》記錄陳喜時沒有稱『韃靼人』而改稱『蒙古人』。民族歧視是社會生活中不同民族之間的民族偏見、隔閡與矛盾，所以語言帶有了濃厚的主觀色彩，如《明史》中的《韃靼傳》其實是《蒙古傳》，這種冒犯性稱呼的使用，指出了在中國古代，由於中原漢人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長期對立，造成了前者對後者的生活方式、信仰、價值觀和行為規範持敵視態度，所以語言使用者用『匈奴』『鮮卑』『韃靼』等帶有明顯貶義色彩的名稱來標示其身份。

《顧氏畫譜》目錄

《顧氏畫譜》中的“陳喜”作品

《顧氏畫譜》對“陳喜”的記載

蒙古人自己也不喜歡被稱為『韃靼』，因為他們也明白這是古代中原漢人對北方遊牧民族的泛稱和蔑稱。就清朝統治者而言，岑仲勉先生認為，對於『韃靼』的貶義含義，『清初滿人必仍有深明其意者，故帝室絕不願以惡名自居』。而從皇太極建號滿清時就釋出詔諭『一切人等，只稱我滿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稱』來看，滿清族人對民族名稱是相當敏感的。因此，徐沁在《明畫錄》中改『韃靼人』為『蒙古人』，應該在語言描述上也有撥亂反正之意。

姜紹書 《無聲詩史》 七列為對“陳喜”

徐沁作為明末遺民，特意修改畫家的身份稱謂多少也受時勢所迫。這種因朝代更迭而修改畫家資訊的做法在畫史著作中也頗為常見。如明弘治年間的畫家吳麟，據魚翼和魚元博合著的《海虞畫苑略》卷六載：『吳麟，字瑞卿，性溫慎，善清言，共花卉，遊石田翁之門，宏治丙辰春，麟寫牡丹於妙智庵。』我們知道，『弘治』才是明朝皇帝朱祐樘的年號，《海虞畫苑略》成書於清乾隆年間，因乾隆皇帝名愛新覺羅·弘曆，作者不敢衝撞帝名而避其名諱，『弘治』也就變成了『宏治』。而《明畫錄》的作者徐沁生活在康熙年間，既然滿清皇室對民族蔑稱相當敏感，徐沁為避免文字獄之禍，也就有理由將原本的貶義詞『韃靼人』替換為『蒙古人』。

明·黃鳳池 《王言唐詩畫譜》中一幅得配

從以上修改行為中我們能看到，在對歷史事件的語言描述上，歷史修撰者往往具有極大的權力。歷史修撰者可以展現其理解和鑑別力的有力途徑。比如在《無聲詩史》中，王言策、沈仕、張玲等人的畫史小傳完全與《顧氏畫譜》中的記載相同，可知這些畫家的資訊是姜紹書從《顧氏畫譜》中摘引而來。這也就意味著，姜紹書在瞭解《顧氏畫譜》中的陳喜小傳的基礎上，仍然選擇堅持《圖繪寶鑑續編》中對太監陳喜民族身份的記載。另外萬曆《畫史會要》則將陳喜排除在外，作者朱謀垔並未在參考《圖繪寶鑑續編》的基礎上將陳喜收錄其中，這顯然認為陳喜不足以畫史留名。

徐沁 《明畫錄》 第三列為對“陳喜”的

綜上所述，畫史的書寫其實與畫論、畫評的書寫一樣，個人立場、著述目的或語言運用者所處的社會歷史生存狀態都會影響到作者的書寫活動，進而造成語言使用上的偏見。

明 孫隆 芙蓉遊鵝圖 絹本設色 84。1cm×1

在筆者看來，這些簡短的語言描述和對前人史料的選擇性使用都是畫史作者反覆斟酌產物，其背後同樣存在著書寫話語與歷史語境的互動過程。我們運用新歷史主義觀來看繪畫史的書寫，並不是要把『畫史』理解成貶義的向壁虛構，而是要去關注『畫史』文字如何在歷史環境和認識條件等各種作用力的制約中形成的，這無疑可以為古代畫史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