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景祺（1672-1726） 原名日祺，字無已，號星堂，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個官二代（其父汪霖曾任戶部侍郎），少年時即有才名，但仕途坎坷，久困名場，最初僅為國子監生員，康熙五十三年（1714）中舉。此後屢次會試未中。而其兄汪見祺得中進士，官至禮部主事。這使汪景棋頗感自卑，自成年以來，即以其才識並善於譏諷別人而過分自負，恃才傲物，落落寡合。“豪邁不羈，謂悠悠斯世，無一可為友者。”雍正二年（1724），五十三歲的汪景祺由北京往西安投奔陝西布政使胡期恆，被引薦給年羹堯做了兩年幕僚，此間，著有《西征隨筆》兩卷，並因此獲罪。
世人都說汪景祺是個馬屁精，因拍錯年羹堯的馬屁被雍正處死，其實並不盡然。《西征隨筆》為汪景祺眼見耳聞的親歷之作，內容涉獵廣泛，如實記載了清前期有關西北戰事、吏治、官吏品格等許多極為敏感的政治和社會相關事宜。為後世研究清史提供了一手史料，具有一定文獻價值。雖現存僅三十四篇，但其中關於政治方面的就多達二十三篇之多，此書涉及和議論時政之大膽及廣泛，在清初筆記中實屬鳳毛麟角。同時汪景祺針對沿途發現的問題所提出的政治建議亦展現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高超的政治遠見。 如其中，《西安吏治》一文對當時陝西吏治敗壞的現象敘述得極為露骨，且把矛頭直接指向滿洲人。
說汪景祺拍年羹堯的馬屁也不冤枉，因為其《西征隨筆》中確有一篇《上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陝甘總督年公書》，稱年是“
宇宙之第一偉人
”，又說歷代名將郭子儀、裴度等人“
較之閣下威名，不啻螢光之於日月，勺水之於滄溟。蓋自有天地以來，制敵之奇，奏功之速，寧有盛於今日之大將軍哉！
”。然而，年羹堯在西征過程中確實功勳卓著，作為他的幕僚，這樣評說似乎也不無不可。其實這一時期，雍正帝對年羹堯的表彰也是無以復加的。如：“
有你這樣封疆大臣，自然蒙上蒼如此之佑。
”“
大將軍印諭命送於你管理，便於排程。但衝鋒冒失之舉，你萬萬不可！
”“
朕實在不知怎麼疼你，才能夠上對天地神明。
”“
朕不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賞爾之待朕……惟將互相勵勉在唸，做千古榜樣人物也。
”等等。
因此，雍正帝要殺汪景祺是不可能以他拍年羹堯的馬屁為理由的。況且汪僅是年的一個幕僚，連個小官都算不上，但雍正帝卻在《西征隨筆》中發現了汪景祺自身的“悖謬狂亂”。隨筆中寫有：“某無錫人，不欲言其姓名。先帝南巡無錫，杜詔字紫綸，方為諸生於道左獻詩，先帝頗許可之，賜御書綾字，杜捧歸啟視，則‘雲淡風輕近午天’四句也。某作七言絕句雲：皇帝揮毫不值錢，獻詩杜詔賜綾箋。千家詩句從頭寫，雲淡風輕近午天。”“雲淡風輕近午天”是康熙寫給杜詔的詩句，然而在汪景祺看來卻是“不值錢”的，這是對於皇權威嚴的極大挑釁。此外，在《西征隨筆》的《歷代年號論》中，將“正”作為“不祥年號”的代名詞，暗含對雍正的莫大嘲諷。甚至說康熙配不上“聖祖”的這個廟號，不應該稱之為“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滿洲人沒有文化以及無知的表現。
這就使汪景祺成了雍正即位以來發起的第一場文字獄的受害者。其實年羹堯在得志之時，對汪的《西征隨筆》並沒有太在意，及至抄家時才被發現。雍正帝閱後，大發雷霆，立即在首頁批道：“
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
”隨即被命“藏在大內懋勤殿的大箱子裡原意是叫它永遠不得流傳於世”。直至民國時此書才被從故宮博物院中翻出，得以重見天日。汪景祺身陷文字獄，不僅使《西征隨筆》受遭禁之遇，也使得事後清代議論時政的筆記大為減少和遜色，成為清朝初期筆記體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在清朝學術界的發展歷程中具有一定意義。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十八日，即年羹堯被賜自盡一週後，雍正帝下旨：“
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應當處以極刑。今大臣定擬立斬具奏，始從其請，著將汪景祺立斬梟示，其妻子發遣黑龍江，給予窮披甲之人為奴，其期服之親兄弟親侄，俱著革職，發遣寧古塔；其五服以內之族人，現任及候選候補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職。令伊本籍地方官約束，不許出境。
”這樣汪景祺被梟首示眾，腦袋被懸掛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掛就是十年。直至乾隆登基，經左都御史孫國璽上書，才將汪的頭顱擇地掩埋。
